“这家医院以中医治肝闻名”，被《壹周刊》如此点评的，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而其中的主治医师，则是现任东直门医院党委书记的叶永安教授。
　　 这篇报道会为他带来多大影响，叶永安教授没有想过。此时此刻，坐在笔者面前的他，说的最多的只是身为医者与生俱来需要具备的责任。

一辈子的事业

　　 “我的个人经历比较简单。”叶永安教授说，“比我年长的，还经历过上山下乡，我就是从学校到学校。”
　　 叶永安，出生于1963年。他的少年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原本也和小伙伴们一样对理工科有着很高的预期。然而，不早不晚，恰恰就是在高考时，他病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影响了他的临场发挥，扭转了他一生的命运。而后，他的本科专业成了中医。
　　 “刚开始没有心理准备，也曾一度感到无奈，但无论如何，要好好学习的念头一直未改变，一直到大三时才真正（对中医）感兴趣。”大三那年，叶永安开始临床实习，看到原本枯燥的中医理论能够在病人身上产生“神奇的疗效”，他被震撼了——原来，中医竟然有如此惊人的魅力！叶永安相信，这将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学科，会被老百姓信任和需要，值得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
　　 几十年后回头看，这似乎是一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开端。对叶永安来说，如何开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把中医当成终生事业，而他也的确一直在践行这一诺言。
　　 本科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慢慢的，问题来了。初出茅庐的他，在行医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问题，他自己解决不了，四处求教，也常常无果。自然而然的，他想到了走出去，充实自己。后来，他考取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了自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学轨迹。
　　 “到北京之后，感觉学习环境太好了。名家辈出，有时候困扰了我很久的东西，人家一句话也许就给指点了。”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叶永安感到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在这种环境下，求知如饥似渴的他如鱼得水。获得硕士学位后，因学习期间表现出色，他被选留在东直门医院工作。工作之后，他并未安于现状，而是继续在职攻读博士，并在2000年被授予中医内科博士学位。出身消化科的他，最擅长肝病治疗，在慢性胃肠疾病、慢乙肝、酒精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前病变、肝癌等疑难病上造诣颇深。“按照惯例，肝病原来就被划分到消化科里。只不过由于部分肝病有传染性的原因，加之中国是肝病大国，因而在我国肝病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建设。在消化科里，肝病是最具挑战性的难治性疾病之一，值得一辈子去钻研。”叶教授说。此时，他目光灼灼，充满对这一专业的激情。
　　 作为东直门医院党委书记和主任医师，叶永安教授一直很有方向感。“光做大夫不搞科研就是一个工匠，因为科研可以帮你解决疑难问题和瓶颈问题，提升医疗水平。只做科研不做大夫也不行，因为临床能够发现问题，有了临床，科研才是有源之水。”他说，“我们一边做研究，一边搞临床，一边培养人才。三者相辅相成。这是一种规律。”
　　 从一位普通医师，到一位管理者，叶永安教授逐渐形成了“医教研同步，医疗在上，同时建设重点专科和重点学科平台”的风格。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长久的坚持，他的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以后的日子里，他也希望继续做好医疗、科研和管理，再为东直门医院消化科培养出一个称得上“中流砥柱”的队伍。

厚积薄发做研究

　　 自1989年开始，叶永安教授在国内率先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个层面，开展了中医药防治酒精性肝病系列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见解，并首次提出酒精性肝纤维化属于中医“酒癖”范畴，提出酒精性肝病病机核心是“脾胃虚弱，痰湿内阻”，提出脾胃虚弱是发病之基础。
　　 谈起自己的事业，叶教授并不认为有什么秘诀，最重要的无非是“积累”。无论在临床、科研，还是教学中，他都精益求精，厚积薄发。
　　 回想2003年3月初，年仅40岁的他被任命为东直门医院消化科主任，但仅在一周之后，对他的考验就接踵而至。北京非典疫情爆发。危难之际，每一位医生都可能要上非典一线，在消化科，叶永安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报了名。此后，“带头”，成了这位新任主任一贯的作风。
　　 “非典以后，国家对传染病的威胁更加重视起来。”叶永安教授说。作为肝炎高发区，国家非常迫切地需要摘掉“肝炎大国”的帽子。可是，肝炎尤其是慢性乙肝的治疗是国际公认的难题，用他的话说，要攻克下来，不是中医或者西医能够独立完成的。这时，国家“十五”攻关课题“慢性乙型肝炎辨证规范及疗效评价体系研究”项目被批准执行，叶永安任首席专家。“在中、西医尚不能独立解决的关键问题上，以中医辨证论治为核心，中西医结合治疗为手段来进行尝试。”
　　 此时，非典刚过去一年，叶永安教授再次面临起新的挑战，成为这项“十五”攻关课题的负责人。借此机会，他首次提出并开展针对慢乙肝中医核心证候“肝郁脾虚、肝胆湿热”的研究，为突破慢乙肝中医证候规范这一瓶颈，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依照循证医学原则所建立的慢乙肝疗效评价体系，对客观地评价中医药治疗慢乙肝的疗效，为中医药走向国际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6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专项，涉及到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也在其中。随着科技改革的进展，“863”等机制均出现了重大改变，唯有当年的重大科技专项东风依旧。“核心技术不能单纯靠引进，事实上用钱买也买不来，只能自己做。”从2008年起，叶教授就作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 ”中医肝病组负责人，起草了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国家重大专项中长期规划，进行长线研究。
　　 “慢乙肝的治疗，西药能够控制，但大部分患者终生不能停药，是一种经济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中药能够提高疗效，有可能做到提前停药。这个提前的程度要因个人体质而异，但起码不用再背负一辈子都吃药的恐惧感。”慢性乙肝的特性，注定了研究不能急功近利。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课题“慢性乙型肝炎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中，叶永安教授以课题负责人、首席专家的身份，逐渐形成了可靠、有效的临床方案。同样是48周疗程，他的方案比西药标准治疗有效率（HBeAg血清学应答率）提高11.78%。按我国现有3000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推算，预期每年可增加353.4万临床“治愈”者，社会效益十分可观。期间，他通过600例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验证，形成了中医证候及证素诊断两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慢乙肝证候的规范化、标准化，完善了慢乙肝辨证论治体系。
　　 “沈阳传染病医院、天津传染病医院、福州传染病医院，还有北京的302医院和地坛医院等等，十几家单位都加入了这项研究。”如此庞大的队伍，在外行人看来，这么多单位，近百人的研究队伍，单说要融洽沟通，想想就头疼。叶教授却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标。
　　 “开始的时候，要西医来接受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容易，但是看到临床疗效后，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认为可以做下去。”从提出方案，到达成共识，再到临床实践，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循环之中逐渐水乳交融起来。
　　 “中医西医，存在文化的不同。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而非对抗。”叶教授说，实际上，中医和西医之间并不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势不两立”。只要为了病人好，大多数医生或者说研究者都是愿意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尤其当他们共同去做一个长期项目时，经历了最初的磨合之后，后期整个团队的默契度很高。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叶永安教授深谙此中真意，从不固步自封。项目中，有一个指标总是做不出来，他四处请教，一位北京大学的医学统计学教授帮他出了个主意，最终利用数学模型，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后，他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数学教授一起利用临床数据，共同开发出了“抗乙肝病毒感染治疗动力学模拟程序”软件，为慢乙肝治疗疗效预测、治疗终点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一五”课题验收后，到2012年，他又作为课题负责人，继续牵头承担了卫生部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十二五”课题“慢性病毒性肝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优化研究”，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方案，提高临床疗效，并验证HBeAg阳性慢乙肝的疗效优势人群特征，为建立更有针对性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进行探索。目前，这项工作还在深入开展中。

以病人为本

　　 “护肝是一件长时间的事。”这句话，叶永安教授常常挂在嘴边上。
　　 肝病治疗是一场长期战争，因为这种特性，叶教授有许多老病人。大约七八年前，除夕下午，叶教授正在值班，一个“特殊客人”上门来看望他。原来，此人的父亲曾患肝硬化腹水，在别处治疗了许久都没有效果，几乎24小时都在腹胀的煎熬中度过，痛苦难以言喻。后来，他们找到了叶教授，经过治疗后，病人的“顽固性腹水”得到了缓解。不久之前，这位病人因脑出血去世，留下一份遗嘱，大意是因为叶永安教授的治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嘱咐儿子一定要代表他来感谢叶大夫。
　　 “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你的责任心到位，治疗超出病人的预期，他们就会信任你。”说到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叶永安教授这样说。
　　 “我父亲于2011年11月发现患肝癌，按西医说法只有3～6个月的生存时间。我们很着急，从外地来到北京辗转好几个医院求医，都说无法治疗。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时，经人推荐来请叶永安老师看病。没想到叶教授很有信心，接受了父亲。进行了扶正祛邪，保肝养肝，抑制肿瘤的治疗。叶教授还帮助推荐我们做了手术，经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控制并好转，至今已一年零八个月了。这创造了一个奇迹！尤其是在四个月前，父亲突发危症，生命垂危 。胆红素高达250, 谷草转氨酶更是高达500。经叶教授精心治疗，奇迹又发生了，现胆红素已大幅下降，转氨酶正常！叶教授又一次挽救了父亲。”
　　 “好大夫在线”上，这种写给叶永安教授的感谢信很多。曾有一位80高龄，并有中风病史，肝癌、肺癌术后的患者高烧，病情垂危，遍寻西医无果的老先生前往叶永安处诊疗，叶教授根据其身体状况和病史中医辨证施治，在使用抗生素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改用中药治疗，三天后体温逐渐恢复，两周后出院行动自如；一位40岁乙肝后肝硬化患者前往叶教授处治疗，半年乙肝相关指标明显改善，关键指标转阴……
　　 一次次挽救病人于危急之中，叶永安教授付出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有病人玩笑说，“叶医生经常‘批评’他们”。肝病患者，发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对病人来说，同样是一个考验。有些病人在病痛缓解后，“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好好吃药，甚至偷偷喝酒。一旦被叶教授知道，他就会“批评”他们，让他们要认真配合治疗，不要犯治疗之大忌。这些善意的“批评”，说得患者心中熨帖，与他的关系愈发和谐。
　　 叶永安教授的门诊一般安排在周二和周三的下午，前来就诊的患者往往达到五六十人，多的时候甚至超过百人。这样一来，他出诊到晚上七八点钟就成了常事，直到他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做助手，紧张程度才有所缓解。
　　 这种对患者切身的关怀还体现在其他的方面。因为门诊结束得晚，有时候，患者就诊之后，医院药房已经下班了。按照常规的做法，还得第二天一早来医院缴费再把药方递进药房。看一回病，要跑好几趟。了解到这种情况，叶永安教授决定安排助手协助解决，如当天交完费来不及到药房收方的，他们代办，病人只要在次日中午或者下午下班时间抽空来把药拿走即可。
　　 “这样病人就不用一大早火急火燎地跑医院了，尤其是上班族，总迟到也不好。病人能够至少少走一趟，而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对于患者的病情和看病的需要，叶教授都能考虑得很周到。
　　 一年到头，他的门诊常常会开到腊月二十九，就算在春运里，外地的患者也一样会按时来就诊。一次，患者反映了一个情况：按照一些民间的传统，在医院过年不吉利。腊月二十九的门诊，他们怕赶不回去。对于一个工作繁忙，门诊有时很晚才能结束的医生而言，这听上去似乎并不能称作是理由，叶教授却充分尊重这种文化，为此，他把春节前的门诊时间提前了一两日，方便外地患者往返。
　　 “以病人为本”，叶永安教授说，这是他的原则，也是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