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记者 谢更好 来源:科学中国人 发布时间:2017-09-01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佛山市广佛五金城,年仅2岁的女孩小悦悦在巷子里玩耍,7分钟内相继被两辆车碾压,直到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小悦悦才得以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时的陈贤妹并不知道,她已经是 第19名看到小悦悦的人,而前面的18名 路人,或视而不见,或看两眼后漠然离开。
小悦悦抢救一周后因伤势过重离世,而由此引发的社会与学界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从未停止,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如何才能弘扬与树立正确积极的道德观,提高社会“正能量”?
“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回答,就必须对中国人的道德认知特点,尤其是心理与脑机制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刘超说。作为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刘超主要研究情绪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将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与最新的脑科学技术相结合,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尤其是道德认知的心理与脑机制。
“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带给刘超巨大的震撼。《羊城晚报》《京华时报》和香港《东方日报》等多家国内有 影响力的媒体,均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报道了这次事件,批评当今中国人的冷血与冷漠。“当时我刚回国没多久,看到这些报道,对我内心冲击很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从那时起,刘超就决定:“应该做一点和我们现实生活尤其是 这些社会事件有关的认知研究”。“比如,人为什么会在那种情况下会见死不救? 其大脑运行机制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善、恶在大脑中的加工过程是怎 样的?大脑中的哪些区域是负责加工善恶好坏的部分?”在这一连串的问题背后,刘超更希望通过研究,为弘扬社会公德做出更具体、更科学的参考,让更多的人乐于见义勇为,减少社会负能量。
从计算机到认知神经科学
大学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的刘超, 最终却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这样的转 折,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不仅不算突兀,而且具有相当优势。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认知神经科学综合了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等多项内容。“认知神经科学属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它与计算机实际上有很多交集。”刘超解释说。他的本科论文选择了《论机器的智能实现》这个题目,“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计算机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但是研究机器智能,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智能,特别是需要弄清楚人类的智能是什么样。”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内在的认识改变之外,更重要的是一路上遇到了多位良师的指点。“对我心理学之路影响最大的老师有3位,首先是我硕士生导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傅小兰研究员。傅老师是我心理学的引路人,当时我大三,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状况下孤身北上去心理所朝圣,正是在和傅老师第一次谈话中被她的和蔼可亲与渊博学识所吸引,坚定了我跨学科的信心。第二位是我硕士毕业后让我担任研究助理学习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心理所罗跃嘉研究员,在那一年中,我切切实实开始接触到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包括ERP脑电、核磁共振,我都是在罗老师那里学的,也让我对认知神经科学有了全面的认识。第三位就是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系的博士生导师Twila Tardif教授,在她的指导下,我对国际学术界有了全面的认识,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获得了美国心理学(APA)Dissertation Research Award奖,并最终完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转变。”
刘超介绍,近20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心理学的各个具体研究领域。在我国,认知神经科学近年来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被列为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八大前沿科学领域之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纵深,将可能推动出现新的科学飞跃,为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打开新的广阔前景。
2010年,刘超学成归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作。作为认知神经科学领域 唯一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 验室带给刘超更前沿的理念、开阔的眼界和更深入的研究。在这个平台上,刘超先后在Nature Communications,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等本 领域SCI/SSCI权威期刊上共发表论文27 篇,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2014年他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近年来,刘超承担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作为课题负责人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作为国内第二合作单位负责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项(排名第2),作为研究骨干参与“973”青年课题项目1项(排名3)。
这些研究成果在具有重要科学价 值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科学报》等多家媒体,均就相关领域问题采访过刘超。他的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包括英国每日电讯(Telegraph.co.uk),中国日报(Chinadaily.com),环球时报(Global Times)等。
在此基础上,刘超逐渐在国内外的学术组织崭露头角。2009~2013年,刘超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学分会理事,2015年当选国际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学会中国分会理事,2017年当选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心理健康分会理事。目前,他担任着SCI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和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的审稿编辑,并受邀在“2013年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情感与社会认知专题论坛召集人)”“2014年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Moral Psychology, Seoul”“2016年Our Brains, Ourselves, Our world-O3, London”等多个本领域重要国内或国际性会议上报告研究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小悦悦事 件”发生后,刘超将自己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了道德领域的研究。“我觉得应该做一点和我们现实生活,尤其是这些社 会事件有关的研究,核心可以叫做道德认知神经科学”他说。
道德是什么?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虽然“道”“德”两字最早是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提到的,但和今天我们说到的社会道德概念并不相同。道德是什么?现在的定义是,衡量行为是否正确的观念标准。
显然,这个表述过于模糊。事实上,从古至今,道德一直是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知神经科学异军突起,探索认知活动脑机制的潮流风靡整个心理学界,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探索空间。
在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中,道德的范畴被分为5个领域:关心与伤害,公平与互惠,群体内外的忠诚,尊重与服从,纯净与尊严。“这5个领域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我们近5年来的研究主要围绕这5个领域进行。”刘超坦言,其实每一个与道德相关的抉择,都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当年风靡全球的《泰坦尼克号》电影,船沉没时的场景,就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两难实例。”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上几千人全部掉入冰冷的海水中,救生艇的数量却是有限的。以其中的一个救生艇为例,艇上已经救满了人,但仍然不断有落水者想要爬到艇上来,挣扎着将手高高地伸过来。作为当时救生艇上的艇长,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把求救的人都拉上来,但最终结果可能是整个救生艇因为无法负重而沉没,大家一起遇难;另一种选择,是为了让艇长自己和救生艇上现有的人活下去,把每一个试图爬到艇上的人、把每一只挣扎着伸向救生艇的手,都打掉,不让他们爬上救生艇。“处在那个时刻,如果做这个事情的人就是你,需要亲手将那些想爬到救生艇的人拍落,”刘超直言,“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难以选择的情境,就是道德两难,因为你需要亲手将他们置于死地,对一个人来将有很负罪很负疚的心理,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大家就会一起没命。”
这就是典型的道德两难困境。认知神经科学从脑科学角度,通过核磁共振来发现大脑中负责理性加工和感性加工的脑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作用,据此做出最后的判断。道德这种过去几千年都归属于哲学伦理学的纯理论问题得到了较为客观的科学证明。人类对道德的脑机制研究因此跨出了极大的一步。
刘超说:“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人类的大脑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做出选择。”人类在做两难判断的时候,他的大脑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转过程?为什么有些人会见义勇为而有些人则见死不救?两者的大脑运行机制分别是什么样的?道德是如何在大脑中加工的?大脑中的哪些区域负责加工善、恶、好、坏?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主管道德的区域?这一连串问题,最终将指向两个目标,刘超表示:“简单来说,我们研究的目标是‘治病救人’与‘树德育人’。”
“治病救人”与“树德育人”
2012年,由刘超承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社会认知 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正 式立项。这一项目主要从心理学与脑科学整合的角度集中探讨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采用传统心理学研究手段与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手段(人脑连接网络,多人交互同步记录)相结合的方式,从应用与发展两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角度,系统研究在中国人社会认知特征及价值观中最为关键的公平与道德认知过程的心理与脑机制。项目包括公平认知对公共政策认同的影响及其心理与脑机制、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的心理与脑机制、基于人脑连接网络的公平与道德认知脑机制、多人交互模式下公平与道德认知的脑机制研究等4个子课题。
在当时的开题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采用多学科(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大批经验丰富的专家特地针对中国人社会认知特征进行有计划、分步骤的大规模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例,将会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研成果,为描述出具有中国人社会认知特点的心理与脑机制等作出积极贡献。
刘超以“公平认知对公共政策的 认同的影响及其心理与脑机制”为例介绍,一项公共政策出台,不同人群对其是否公平看法不同。想知道不同的群体对公平认同加工时是什么样的心理过程,考虑哪些因素,脑机制是什么,首先要解决每个人考虑哪些因素对公平认同具有决定性,其物质基础(脑机制)是什么。他说:“这类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不公平事件和政策的判断,人在大脑加工时可能有对应脑区负责。”国外对犯罪严重程度的研究,已经发现有脑区对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判断和加工。如果对政策的公平性的大脑基础了解清楚后,以后想做的是对其进行调节或干预。最新的脑科学研究已可达到这一步。比如道德认知问题,2010年《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项发现:通过刺激或者干扰某一特定的脑区,可以影响人的道德判断。通过经颅磁刺激仪(TMS)的技术,对右颞顶结合区的脑区进行干扰之后,与未干扰组相比,人们会提高对不道德事件的允许度,对道德行为进行判断时,如对谋杀未遂等普通人认为很严重的事件就会觉得不那么严重。国外已开始有这类研究,对这类高级的社会认知能力,在了解神经机制、脑机制后能否应用,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道德研究在生活中最直接的应用就在于“治病救人”,在2017年获批的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监管场所智能监控、预警防范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中,刘超负责课题《多策略异常心理与行为客观辨识技术》,试图对在押犯人的心理状态进行预测和风险评估,甚至改造。“有些人刑满释放进入社会,但仍然继续犯罪了,原因是什么?这个项目将通过评估,甄别犯人的高风险性和低风险性。”作为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是尤其脑科学研究者,刘超更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切实造福社会。“当然,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科学哲学、科技伦理等研究都要及时跟上。”他补充说。
道德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方向在于“树德育人”,其是促进我国亿万儿童青少年的智力和心理健康发展,满足国家须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和综合国力的需求。
我国的儿童、青少年人口在数量上超过许多国家的人口总和,是世界未来人力资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儿童青少年发展研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传统优势。“我们的实验室叫做‘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的‘学习’二字,就是指培养青少年的学习能力,这是实验室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我们这里,最核心的关注点在于德育教育。”事实上,与德育有关的脑科学研究成果已经影响并改变着德育的观念和手段。比如,脑科学研究的成果为学校心理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脑智力多元理论表明,学校教育应该积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脑科学有关情绪的研究成果,比如情绪种类与神经递质的关系,情绪的调节机制,情绪敏感性和情绪调节关系,这些都启迪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要以情绪唤醒为主要原则,关注并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情绪调节,构建师生之间正性情绪共振等。在以“道德”作为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向过程中,刘超更多地关注儿童价值观的建立:“比如说小孩子几岁能够开始识别事情的善恶好坏,几岁能够正确地识别公平,几岁能够感受到道德中的纯净感、内疚感、羞愧感等。”未来,其研究成果也将成为青少年儿童德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人类生存所必须面对的宇宙和自己的内心,是人类需要孜孜不倦地探索两个未知空间。宇宙的无限容 量,把一切强大的内存,都变成宇宙自 己的内存;心灵的无限向度,给人类自己提供了无限的探索性和可能性。“也许就像宇宙的本质一样,道德的本质永远不能完全准确的被揭示,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此时投身在这个让人激动的领域,为这个问题的揭示做了自己的贡献,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或直接或 间接的做出了指引。对于一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就足够了。”刘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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