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　吴 彪  特约记者  李 莉

　　
　　不是周末，不是假日，只是个平常的日子，秋日午后的阳光温馨又怀旧，被阳光浸染的窗半开着，传来铿锵的交响乐声。
　　屋里的男主人是个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六十寿辰时，妻子郑重地送了他一件礼物，不是金玉钻石，不是诗书琴画，而是贝多芬的全套交响乐磁带，全由卡拉扬指挥。他不抽烟、不喝酒，就是爱听交响乐，不是闭目凝神，而是走来走去地听，即使现在95岁了这个习惯依然如故。妻子笑说：“你这么不文雅地听，贝多芬、卡拉扬他们会生气的！”不管他们生不生气，他还是继续走来走去。
　　他不光爱音乐，还爱买花、买鱼。年轻时，从广州出差回家，他一手提了白兰花，一手提了红金鱼，兴冲冲进门，却把妻子嘱咐买电风扇的事彻底忘记了！他太爱买花买鱼了，尤其是花，家里客厅里、阳台上，君子兰、白兰、南美朱顶红......应接不暇，竞相开放，一年四季花香四溢。
　　爱音乐、爱花、爱鱼，在极为有限的家庭时空里他是一位温文有趣的老人，而在另一个时空里，他却是叱咤风云的总师，为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他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奉献了一辈子，他就是曾经“赫赫无名”的黄旭华院士。提到他，记者脑中立刻会蹦出一个很酷的意象组合——枪炮与玫瑰。
　　

战火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1937年冬，广东省海丰县田?镇的乡村舞台上，一个流亡的小姑娘正唱着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台下观众群情激奋。这是抗日宣传剧《不堪回首望平津》，台上的小姑娘正是男扮女装的黄旭华，那年他13岁。如果没有80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或许他会继承父母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
　　他的父母，故乡在广东揭阳，如果留在那里，他们本可以过一份不错的日子。但当医生的父亲却不愿留在生活条件好的家乡，执意要到一个老百姓最需要他的地方去落脚。从揭阳到汕尾，最后到了海丰，在全是盐碱地种不了庄稼的田?镇，父母支起锅灶留了下来。父亲说这个地方穷，地方病又多，正好需要他。
　　黄旭华同为医生的父母很受人尊敬，他们的医术和医德在当地远近闻名。尤其是母亲，妇女生小孩基本都由她接手，因为穷很多人交不起钱，她总会安慰：“你们不要记挂在心，小孩会说话了，抱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所以很多人把孩子抱来认她做了干娘，母亲总是笑着拍拍孩子的屁股。正因如此，到底有多少干儿子、干女儿连母亲自己都不清楚。
　　虽然乡民爱戴他们，但在福音医院习得医术的父母，因为没有经过正规学校的培养，对很多疑难杂症都束手无策，他们很希望子女能好好读书，将来继承他们的事业。受父母的影响，年幼的黄旭华早早有了从医的志向。但战火纷飞，山河飘零，从医的梦想被一点点撕碎了。
　　小学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市的学校基本都已停课。连天的战火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黄旭华的中学时代不得不四处辗转求学。
　　1938年春节后的第4天，黄旭华在长兄的带领下，辞别双亲弟妹，背上行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求学之旅。经过整整4天的跋涉，兄弟俩终于抵达了因日寇侵略而迁入揭西山区的百年名校——聿怀中学。在日机的轰鸣声中，在婆娑的甘蔗林里，在仅能遮风挡雨的草棚下，安下心来好好读书成了奢望。1940年夏，战事吃紧，黄旭华已无法坚持在聿怀的学习，只能辞别那里。初中未毕业的他和同学商定，要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桂林去读书。
　　经兴宁、越韶关、奔坪石、掠湘南，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舟车劳顿，他们终于搭上了去桂林的私商盐车，坐在盐包上一路颠颠簸簸进了桂林城。
　　当时，桂林是个文化城，很多文化人从香港取道这里要到重庆去。因为战事，这些人不得不在桂林暂时逗留，因此也将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带到了那里。对于求学心切的黄旭华来说，桂林是一个理想的读书之地。
　　进入桂林中学，姑苏才女柳无垢的渊博学识、许绍衡的代数才赋、巴小泉的进步思想深深感染了黄旭华，有关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关系的思考在他脑中开始萌芽。
　　但战争年代哪有片刻安宁，入读桂林中学不久后日军就开始疯狂轰炸桂林城。一阵轰炸，满城烽火，一片废墟，树上挂着人的残肢断臂，血淋淋惨不忍睹。在山洞里躲避空袭的黄旭华经常想：“为什么日本鬼子敢这么猖狂，想登陆就登陆，想屠杀就屠杀，谁给了他们权利？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好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非要到处逃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土这么大，为什么连一个安下心来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怒火在黄旭华胸中燃烧。
　　在无休止的炮火中，黄旭华完成了高中学业，他要到重庆考大学。离开时，桂林还平安无事，第二天一到柳州，全城已乱作一团。长沙失守，日军沿湘桂线攻陷了桂林，桂林紧急疏散，柳州就乱了，仅一个晚上整个局势都变了。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妻离子散，哭声喊声响彻天空。在一片混乱中，在炮火染红的天空下，黄旭华和同学艰难地挤上了开往贵阳的火车。
　　行李没办法拿，全部丢掉，一路军车先行，火车走走停停，走了好久，却只能到庐山。到贵阳的汽车票弄不到手，他们在庐山又耽搁了两个礼拜。行李扔了，钱也差不多用光了，贵阳到重庆的路更远、更险，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终于通过同学父亲在贵阳军车检查站的关系，拦下了一辆军车，把他们捎到了重庆。
　　但那时大学考试已结束，正当几个人不知所措时，战区、沦陷区流亡学生的收容学校——特设大学先修班，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进入先修班学习一年后，黄旭华因成绩优异获得了保送至当时中央大学航空系的名额。在战火连天的岁月，能有读大学的机会黄旭华很高兴，但在没有最后公布消息前，他又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造船系。
　　一路坎坷的求学经历，对日军暴行的所见所闻，已使他彻底放弃了学医的念头。学医救不了国，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有飞机有军舰才可以救国，他的思想改变了，不学医了。学航空还是学造船？经过抉择，1945年9月，在海边出生的黄旭华，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立交通大学开始了学术生涯的起步，革命思想的启蒙也同时发生。
　　

人生理想与抱负的涅槃

　　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4年，黄旭华既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与科学观念的熏陶，又得到了叶在馥、辛一心、杨槱等国内造船大师的耳提面命，这种深得精髓的专业培养为他日后从事核潜艇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专业基础。但如今，在回顾交通大学的学习生涯时，让黄旭华记忆深刻且总能侃侃而谈的却并非是他的学习经历，而是其叱咤“山茶社”、领导学生运动、参加地下党、智斗敌特的惊险故事，而这一切始于他加入“山茶社”之后。
　　一个大仓库，两层铺密密麻麻住了大概100多人，这是黄旭华在大学一年级时的宿舍。舍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其中一个叫于锡堃的人，来自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思想很进步，上海交通大学校史上首屈一指的学生社团“山茶社”就由他创办。作为一个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希望通过文艺活动，将学生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出于天赋，黄旭华很早时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口琴、扬琴、小提琴，加上小时候表演话剧、歌剧的经验，使他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在于锡堃的引导下，黄旭华加入了“山茶社”。
　　在“山茶社”，黄旭华的组织才能及文艺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这个阵地，大量蕴涵进步思想的剧目被搬上舞台，在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旭华也因在“山茶社”的突出表现不仅成长为社团后期的负责人，而且其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逐步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进步青年。
　　黄旭华记得，有一天晚上“山茶社”正开大会，刚刚开到一半，外边就有两个人打起架来，一直打到会场门口，他们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马上就把门堵住不让他们进来。突然，电灯断电漆黑一片，慌乱中有些同学试图从一楼跳窗出去，结果窗户底下埋伏着好多特务。特务拿着棍子，上边钉了好多钉子，谁从窗户往下跳，就用棍子一打、一钩，一块肉就被拉掉了。这在黄旭华的印象里太残酷了，国民党对待学生的态度，让他更加肯定了，国民党救不了中国。
　　对共产党，虽然之前他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一次偶然的谈话，却让他做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选择。他喜欢唱歌，也会指挥，在学校组织“大家唱”活动，每个礼拜有一晚或两晚教大家唱进步歌曲，参加的人很多。其中有一首歌直到现在黄旭华仍念念不忘，叫“山那边哟好地方”——“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当牛羊......”
　　在教大家唱歌的过程中，一个人有意跟他聊天，要他谈谈对国民党的看法。他说：“国民党救不了中国，如果真如歌中所唱的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中国就得救了。”那人认真并且坚定地说：“你想加入共产党吗？共产党的理想就是不折不扣地实现这一切，如果愿意，就写个思想汇报，我帮你递上去。”为了心中的愿景，黄旭华递交了申请。
　　作为地下党培养的进步青年，除了组织和参与“山茶社”的各项活动外，黄旭华更成为上海许多重大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著名的“护校运动”中，黄旭华一腔热血，振臂疾呼；在让国民党当局悚然心惊的“五四营火晚会”中，黄旭华敢为人先，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表演，而且竭力维护晚会秩序，阻挡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大江歌咏团”与“晨社”里，黄旭华身先士卒，机智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领导同学们坚持对敌斗争。经过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黄旭华终于在1949年春天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从一名进步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
　　在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里，国民党当局疯狂地抓捕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黄旭华成功帮助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主席厉良辅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在成为敌人的抓捕对象后，黄旭华自己也前后两次成功躲过了国民党宪兵及特务们的逮捕。通过在上海交通大学4年的学习与锤炼，黄旭华不仅成长为一个拥有现代造船理论与技术的专业人才，更实现了人生理想与抱负的涅槃，成为了一个铮铮的革命者。
　　随着上海的解放，黄旭华也即将走出大学校园。部队来学校招收参加南下解放的学生，他很高兴，想要参军去解放他的家乡。但作为在白色恐怖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他首先得到了在上海市委党校第一期学习的机会，在那里他真正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认真聆听了陈毅、饶漱石、谭震林等多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精彩报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志愿更加坚定。他现在已记不清是谁在报告中讲了这么一句话：“如果党需要我把血一次流光，毫无疑义我会为国捐躯，如果不需要一次流光而是一滴一滴慢慢流，一直到流尽为止，我也坚决做到。”
　　这句话深深影响了黄旭华。他想，一定要按照这句话所说的来要求自己，如果需要上战场，把血一次流光，就冲锋陷阵；如果是让自己的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也一定做到。
　　结束党校学习后的第二年，黄旭华成为正式党员，在转正誓词中他又提到了那句话。没想到支部书记讲了这么一句话：“年轻人，叫你们一次把血流光，轰轰烈烈地死，没问题。但如果叫你们把血慢慢地流，一滴滴地流，你们恐怕不能够做得到。不要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看待这句话。”不光黄旭华，支部的很多同志都不明白书记的意思。
　　但这句话却让黄旭华时刻保持警醒。从入党到现在，他一直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服从党的组织，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他就毫无保留地干什么，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向党提出过任何要求，因为他一直记得那句话。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参加工作后的短短3年内，黄旭华频繁地变换着工作单位，从职务变化轨迹来看，从政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他先在华东军管会船舶建造处干了大约一年的技术指导工作，接着又出任招商轮船局局长于眉的秘书，在秘书工作做得得心应手时，他又于1952年秋被组织调往港务局担任团委书记。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黄旭华都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兢兢业业，深受组织和群众的好评。
　　虽然黄旭华在行政工作中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协调与领导能力。但是在他的心底深处，从政不是他的职业追求，回归技术岗位才是他的志趣选择。经过一番努力，黄旭华终于在1953年春调到船舶工业管理局。
　　在船舶工业管理局，黄旭华首先跟随辛一心老前辈从事船舶设计与制造工作，在赴德考察学习归来后，即转入对苏联舰船的转让仿制工作，并于1957年开始接触潜艇技术，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潜艇的设计与制造技术。
　　1958年，国际政治波诡云谲，面对美苏的恫吓与利诱，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字字铿锵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于是，我国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黄旭华因优秀的专业能力被秘密召至北京。
　　“领导告诉我，北京需要你去帮忙，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任务。什么行李都没带，我只背了个背包，就走了，一到北京就留下来了，听说要搞核潜艇研究，我当时很高兴。但是有一点，这是绝密工作，进来了一辈子就不能出去，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而且与父母亲、兄弟姐妹和同学的关系要尽量淡化，不能暴露工作单位、工作名称、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我满口答应了。”黄旭华回忆说。
　　记得1957年，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回过一次家，母亲对他说：“你从小就离开家到外面求学，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交通恢复了，社会安定了，父母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他说：“一定常回家看看。”但是这一别就是整整30年。
　　调到北京后，黄旭华迅速开始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工作。研制不仅面临着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残酷现实，而且一开始就跌宕坎坷。在黄旭华等技术人员刚刚取得初步的成果后，“09”工程即在1962年遭遇了下马风波，所幸黄旭华等十余人作为仅存的力量得以存留，继续维系着艰难的研制工作。
　　1965年春，“09”工程迎来了曙光，不仅迅速恢复上马，而且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得到了实质性推动，专司核潜艇研制的“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渤海湾的一个荒岛成立，随着我国核潜艇研制的正式启动，黄旭华也随即开始了他的荒岛人生。
　　在“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荒芜凄凉、乱草丛生、人迹罕至的葫芦岛，黄旭华承受着来自“文革”的各种压力，白天养猪，晚上搞设计，带领研究所的设计人员克服了常人无法承受的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使我国第一代两种型号的核潜艇构架逐渐清晰起来。
　　在核潜艇的研制设计过程中，以彭士禄、黄旭华为代表的第一代技术领导者们将核潜艇研制需要攻克的技术专题形象地总结为“七朵金花”，这七朵金花涵盖核潜艇的动力、线型、结构、水声、武备、通讯、生命保障核心技术。在攻克这些难关的过程中，黄旭华体现了高超的管理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依据大量的试验和严谨的科学论证，力挺水滴线型；他决策采用围壳舵、艉水平舵相结合的操舵方式，成功地解决水下高、低速航行时的稳定性和机动性；他牵头推导出艇体直径比常规动力潜艇大约1倍，特别是导弹舱特大直径和双排大开孔等耐压艇体结构的设计计算方法。
　　经过以黄旭华为代表的第一代全体研制人员及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68年5月在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开始放样，核潜艇建造正式拉开帷幕。
　　在“091”首艇的制造过程中，囿于条件的限制，黄旭华及其他建造者们再次克服重重困难，甚至采用了磅秤称量的笨办法来控制各种设备及艇体重心与重量。终于，在1970年12月26日，我国的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带着全国人民的期盼和全体研制人员的汗水顺利下水了，中华民族拥有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海上苍龙。
　　其后，在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黄旭华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毒蛇”理论、“尖端与常规”创新思想，并大胆取消大陀螺设计，积极协同弹道导弹的设计与试验，经过诸多的曲折与艰辛，我国首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于1981年4月30日成功下水，从此劈波斩浪，遨游在深蓝大洋之中，为保卫世界和平释放着巨大的震慑力。
　　在我国一代两型核潜艇的定型、完善过程中，黄旭华更不畏凶险，指挥并参与了一系列的重大试验。尤其是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亲自登艇，现场指挥极限深潜，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的总设计师。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一直没能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1988年在南海，这项试验正式展开。
　　在核潜艇的所有试验中，此项试验最具风险与挑战。不少参与试验的官兵当时心里并没有底。要知道，20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曾经失事，160多人一去无回，葬身海底。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眼看着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有人在宿舍里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有人向亲人嘱托起了后事。队伍中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观情绪，而这对试验是非常不利的。在艇长、政委的求助下，黄旭华马上带着设计人员与参试战士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
　　“为祖国献身是战士最崇高的品质，我们有这个准备。但这次我们不是去献身，而是要把数据拿回来，因此我们不是要唱《血染的风采》，而是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雄壮威武充满决心的进行曲。这次试验我作为总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有确保安全的措施。第一，我们的设计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第二，在建造过程和试验过程中我们有严格验收的手续，绝不含糊，每块钢板、每块焊板谁验收的都有签字；第三，在这次试验之前我们还花了3个月时间重新按照极限深度的要求做了质量复查，对于试验的成功，我有充分的信心。”
　　黄旭华的一席话，缓解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紧接着，他又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想到的话：“我跟你们一道下去！”马上有同志说：“你不能冒这个险！”黄旭华坚决地说：“我是总师，总师不仅要为这条艇的安全负责到底，更重要的是要为下去的100多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到底。”他的一席话，一举打消了船员们最后的顾虑。
　　虽在下潜前做了大量工作，但作为总师要说没有任何担心那是假的。是不是绝对没有一点疏忽、没有一点漏洞呢？是不是还有哪些超出知识之外的潜在危险呢？黄旭华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之所以决定亲自下潜，除了稳定人心外，他更害怕的是在下潜过程中真的发生不可预测的状况，那样的话只要他在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把问题解决掉，避免问题向更坏的情况发展。
　　试验当天，天公作美。五级偏东风，浪高一米多，是南海难得的好天气。100米，200米，250米......试验由浅潜到深潜，一个个深度逐级下潜，参试人员全神贯注，坚守各自岗位。设备运转声、艇长传令声、艇员回报声和技术人员测试报告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奏鸣曲。
　　接近极限深度时，潜艇开始一米一米地往下潜。整个艇鸦雀无声，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潜艇发出巨响，令人毛骨悚然，这是焊缝的撕裂声。黄旭华镇定自若，在听取各项实测数据的报告后，他果断指挥：“继续下潜！”
　　当接近极限深度时，为了不让大家过度紧张，他开始用英文字母A、B、C来发布指令。A代表还未达到临界线；B代表达到临界线，但还有好多的安全余量可以下去；C代表不能再下去，要赶快停止。深度器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艇长下令全艇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全部检查完毕没问题后，艇长下令开始上浮。
　　一米一米上浮，浮到100米时，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水扑腾起来了，安全深度到了，深潜试验成功了，全艇沸腾了，大家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有的人抑制不住哭了出来。艇靠岸后，大家都很兴奋，让总师写几个字，不是诗人的黄旭华在那一刻莫名地诗兴大发，挥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痴”迷核潜艇事业，献身核潜艇；“乐”观对待一切，苦中求乐，不正是这些核潜艇人的人生写照吗！
　　

对祖国的忠就是对父母的孝

　　在抗日战争中见证血雨腥风、在“山茶社”中智斗敌特、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前行，历经沧桑的黄旭华说自己不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但现在却特别容易落泪，看到不公的事，看到动人的事他都会哭，尤其是想到母亲时。
　　接受核潜艇研制任务前，黄旭华曾在老家短暂停留。母亲曾再三嘱咐他常回家看看。当时，黄旭华眼含热泪，满口答应了。不曾想，这承诺30年都未曾兑现。为保守秘密，父母最疼爱的三儿子（黄旭华在家中排行老三）只能化作一串信箱号码。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首次公开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文章中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这句话让母亲坚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她的三儿子。她没有想到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埋怨“不要家、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她把儿孙们叫到一起，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都要理解，都要谅解。”多年后，黄旭华的妹妹告诉他，母亲当时时常戴着老花镜反复读这篇文章，每次都是泪流满面。
　　1988年，黄旭华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家乡，父亲和二哥已经离世，90多岁的老母亲拉着黄旭华的手，只字未提消失30年的事，只是不断地念叨着儿子幼时的趣事，临走时还是嘱咐他常回家看看。
　　在这之后，黄旭华回家的次数多了。1995年，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摔跤病重。他很着急，当天一早买到飞机票匆匆赶回家里，到家时母亲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在旁边站着，她仿佛知道有人，问‘旁边站的是谁啊’，我说‘绍强（黄旭华小名）来看你了。’她睁开眼睛问‘谁通知你的？’好不容易讲了第二句话，‘我没有告诉人家通知你。’我对她说‘我想你呀！’她眼泪流下来，说‘你累了，旁边稍微休息一下子’，就睡着了。没到20分钟她又醒了，叫妹妹把老花镜拿给她，戴上说‘再把三哥叫来’，她看了我说‘好，你长肥了’，再没有第二句话，妈妈走了。”回忆起母亲的离世，黄旭华已泣不成声。
　　102岁的母亲去世后，好多头发花白的老人来为她送行，称她为干娘。老人家的遗物不多，黄旭华留下了她的一条围巾，是香港的一个干儿子许多年前送给她的，用得已经很旧了。现在，每到冬天，不是特殊的场合，他总会围上母亲的这条围巾，虽然围巾已经旧了，已经粗糙了，但围上它黄旭华总能感觉到母亲还与他在一起。
　　有人问他30年不回家，不想家吗？他说：“一定是想家的，不可能不想家。但工作一紧张，就顾不上想家了。董存瑞炸碉堡的时候，他没想到生命会怎么样，如果他想到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去炸碉堡了。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最关键的时候临门一脚把球踢出去，不可能想到其他事情，就是我要进球。搞科技工作也一样，深潜时，我在艇上一夜没睡着，就想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还有没有哪些漏洞？可能还会出哪些事故？出了事故应该怎么处理？一晚上在想这个事情，哪里能想到生命会受到什么威胁？想到母亲会怎么样子？”
　　离家30年，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这样回答：“对祖国的忠就是对父母的孝。国在先家在后，有国才有家，没有家从何谈孝。我对母亲的承诺常常回家没有做到，但对于保守党的机密这个诺言我坚决做到了。”
　　黄旭华记得小时候离家时，身为基督教徒的父母，会为他唱一首歌，基督教的圣歌——再相会，“愿主与你同在，与你再相会......”现在，闲下来时，母亲的形象会经常浮现，在心里黄旭华会暗暗唱这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
　　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在采访中曾问过他：“你将你的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为什么流到现在你的血还是热的？”他答道：“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血一直都是热的。”
　　如今，由他领衔，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已退役，停泊在青岛海军博物馆的码头边。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城武汉，这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95岁高龄的黄旭华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每天早上8点准时上班。他说，他要做第二代核潜艇人的啦啦队，为他们摇旗呐喊、加油鼓劲。
　　九十载岁月如歌，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而黄旭华却埋下头来，甘心做沉默的砥柱，把一生奉献给了核潜艇事业，奉献给了祖国，用一辈子践行了“把人生志向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承诺。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