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49岁刷新解放军总医院的院士年龄纪录，人们习惯称他是“创伤修复领域‘冒’出的年轻院士”；脚跨军校、边陲一线、医院，如今和平时期，他被誉为“和平年代的英雄”；52天，他的团队治愈困扰患者70多年的老溃疡，“抚平难愈合创面的魔术师”称呼由此得来……这是人们送给付小兵的赞誉，更是他履行军人天职、做好医生本分获得的无形勋章。
　　眉眼间未褪去军人的凌厉，穿上一袭白大褂的付小兵，言谈里始终离不开病患。有人说，比起国之重器，溃疡、创伤和汗腺再生实在不显眼，但其关乎亿万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又岂会是小事？付小兵正是把这件关乎万民的事做到极致的那个人。
　　
战地硝烟觅新生　知耻后勇奋头赶
　　20世纪70年代末，付小兵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从军学医的道路。对于走上这条路，他不愿渲染情怀，玩笑说自己最早实际上还准备去写诗。写诗虽是调侃，但也有迹可寻。
　　因为父母注重教育，付小兵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知识，少年时的他读着《光明日报》《半月谈》，手中常年备着诗刊。不知不觉兴趣广了，脑子里的东西也多了起来，所以即便历经“文革”动荡，在崇尚学工学农的年代，他依旧保留着阅读的习惯。这也使他拥有了别人羡慕的“天赋异禀”，在1978年顺利考入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
　　开学报到比惯例晚了一个月，且几个月后中越边境战线紧急拉开，让包括付小兵在内的400余名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目睹了战伤。“我们‘781’‘782’两个大队的学员在梨树湾火车站待命，负责把绿皮火车上的伤员运送到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止血、包扎、固定、后送，付小兵至今还记得吴先道教授把一众人拉到操场，讲授战伤救治四大技术的场面，记得自己初次接触战伤时的情形。
　　昔日英姿飒爽的军人变成了躺在担架上的伤患，付小兵看在眼里。他回忆说：“那时候见到那些伤患，其实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去前线见识一下真正的战伤救治。正好大学毕业两年后，1985年到野战外科研究所有了去老山前线的机会。”初出茅庐的付小兵并没有意识到战场的危险性。有一次，出于对南方水车的好奇他在雷区里乱走，吓得同行的通信员破声大喊“站住”，小心翼翼地把他引出雷区后又是一顿呵斥。此外，付小兵还清楚地记得，某次走过一片开阔地，一行人刚过去，身后的雷区突然就有地雷发生爆炸。百步之遥，生死之间，那时候离死神很近，但他却说顾不上害怕。身处战地环境，看着艰苦环境中的战士们恪尽职守、保卫边疆，他感觉自己的情感也似乎得到了升华，身心更像是与一线的战士们融为一体。
　　几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在前线摸爬滚打，让付小兵身上多了些沉稳。但在1986年的老山前线战场，对20多岁的他而言，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阵地远没有眼见一场饱含无奈的救治受到的震撼大。
　　稀松平常的一天，一阵轰响打破了难得维持的平静。不一会儿，3名战士被抬了回来，身上的军装破了，脸和手脚也已经基本看不清模样。他们是侦察兵，因为执行任务被地雷炸伤，其中一人当场牺牲了，另外两人虽侥幸存活却也是一个陷入深度昏迷、一个面临被迫截肢。“被截肢的小战士也就十几岁，年纪不大没了右下肢，醒来后嚎啕大哭。那种情况下，每个人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当时我就想着到底该怎么样才能挽救战士损伤的腿、挽救一个人。”
　　早年作为战伤救治与调查小组中的一员被派往前线，付小兵眼睁睁看着战伤带给战士的痛苦，但却因为战地医疗条件、技术有限而束手无策。也是在那时候，他突然理解了老师刘荫秋教授、王正国教授（1994年成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首批院士）号召战伤专业学生去前线的苦心，明白了学医这条道路上沉甸甸的责任。后来屡次前往云南、广西前线，反反复复，他把战伤救治需求和经验总结出了规律，为战创伤救治做出了一定贡献，还发明了一种滤色清创眼镜帮助外科医生判断损伤组织范围。因此，他在1990年被授予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和国家发明专利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出国潮成为主流，付小兵在国内也坐不住了。他说，“出国是我们那一代人必须做出的选择”，不管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打破低迷的科学技术研究格局，都应该出去走一走。于是，带着军人的使命感和学成归国的内心坚守，他于1991年进入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纳蒙·卡哈医学中心研究组织修复，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查阅大量关于组织修复与再生的书籍。付小兵前前后后收集了300多万字的资料素材，在那期间，他所写的8篇学术论文全部被第六届国际危重病急救医学大会及第一届欧洲组织修复学会与美国创伤愈合学会联合会议采用，有3篇还获得了在《国际创伤修复与再生》杂志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机会。
　　在国外留学期间，作为优秀留学生代表，他受到当时在西南欧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亲切接见。回国去“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当时付小兵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时的庄严承诺，而言由心生，他也确实在学有所成后选择了当机立断回国。“要回去就不能拖着，不能犹豫不决，国家有需要，我们才有机会做贡献。如果都发展建设得很好，我们这些人也就没什么用武之地了。”回国后，结合学到的知识和国内需要，付小兵很快投入到创伤修复的各个项目研究当中。1995年他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也称总理基金）资助，是全军医药卫生领域4位最早获得此项殊荣的青年学者之一。他早期负责的几个项目也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褒奖。
　　
病树还春当以敏　军民兼济救国心
　　就在人们以为付小兵本应该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却在一次次出国交流的过程中被戳到痛处。几次参加国际会议，因为中国组织修复与再生领域的研究水平有限、科研成果不足，加上语言沟通困难，付小兵和几个同事有心无力，只能坐到会场最后一排不显眼的地方，不发言，默默地听着。不仅如此，他记得很清楚，1995年在牛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能容纳几百人的阶梯教室内，坐在会场角落的七八个中国人等到会议最后，突然被要求上台站成一排。组织方指着他们向台下两三百人介绍道：“看，他们是中国人，是由我们资助来的。”这件事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付小兵的自尊心上，当时他便笃定地告诉组织者：“请你们记住我说的话：有一天我也会资助你们去中国开会！”
　　在2001年9月英国卡迪夫举行的第11届欧洲组织修复学术会议上，付小兵作为特邀科学家应邀在大会上报告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国际著名创伤修复专家、美国Lindblad教授在Wound Rep Reg专门撰写专题评述：“付小兵等的工作既结合了传统的理念又结合了现代的技术，这是独特的思路，是了解中国创伤修复的窗口。”
　　不过仅用先进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还远远不够，要言出必行，付小兵还得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会食言，说得出就做得到。2000年以后，除了带领几十人的大团体到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付小兵还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依靠国内的资金支持把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拉到自己的家门口。不管是独立承办还是与国际机构联合组织，付小兵站在台上，作为会议主席介绍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会学者，报告着中国组织修复与再生领域的最新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国际交流主角之一，在某些方面我们毫不夸张，就是世界领先。”他意气风发，深切地感受到十几年来国家强盛、国内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全是靠一点一滴积累得来。
　　早在1991年，付小兵就出版了国际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有关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的专著《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那本他口中的“小书”比国际同类型专著问世整整早了6年。那时候，距离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生长因子的研究者已经过去了5年。生长因子，一个可能开辟创伤愈合领域新蓝图的细胞因子，从付小兵敏锐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到长时间跟踪研究，也过去了5年。以年为单位开展研究在科学界再普遍不过了，几年时间里，经过对实验动物和临床病例的动态观察研究，付小兵在国内外首次发现急性创伤导致组织内源性生长因子含量减少的现象，揭示了生长因子促抑创伤修复的机理。这一系列成果也让他被海外组织所关注，他不但受邀加入“欧洲组织修复学会”，还成为西班牙国家外科研究学会聘任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对于生长因子与创面愈合的研究，付小兵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他搜集了大量有关创面愈合的文献资料，想要为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修复和再生做些突破。“科学研究的敏锐性，一是要从别人的研究中找启发，二是要源于我们的需求。到了和平时期，在保留军事医学特色的前提下，我们也要把技术转化为能为老百姓服务的方法。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了，但是人口老龄化、糖尿病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些都直接导致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患者增多。所以说，慢性难愈合创面治疗既是老百姓的治疗需求，也是国家未来一段时间慢病防治的重大需求。”
　　看特殊的病患，挖有用的数据，找其中的规律，付小兵在3万余名外科住院病人中选了580例典型溃疡创面进行深入研究，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在国际上率先报告了中国人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流行病学特征。当然，了解特征还不够，他随后又系统阐明了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发生机制，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运用新的生长因子治疗方法——“冲击”疗法，配合先进的诊疗手段，100多个久治不愈的患者在付小兵团队这里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难以相信，困扰自己多年的慢性溃疡创面竟然真的全都愈合了。
　　“我都89岁了，70多年的老溃疡，你们能治好吗？”在浙江金华，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人不在少数，战争虽然早已远离，但战争造成的溃疡却成了老人们的梦魇。付小兵团队一行人到达那里时，看到的就是被破旧、霉变的纱布包裹，散发着奇怪气味的腿脚。因为几十年都治不好，多数人也只是简单地抹点儿药，任其发展，一两个月能换次药已经算是勤快的。“这些溃疡不影响他们活着，但影响的是正常的生活。近百岁的老人家没什么高大上的要求，唯一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把袜子穿上。”于是，从实施我国首个用于创伤修复基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中汲取经验，带着耗时6年完成的难愈合创面理论和技术研究成果，付小兵团队用52天的时间创造了“奇迹”，让老人不仅能够穿上袜子还重获了完整的体肤。摩挲着痊愈的小腿，老人咧着嘴笑，像个孩子。
　　而付小兵团队，也因为一系列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凭借“中国人体表难愈合创面发生新特征与防治的创新理论与关键措施研究”项目喜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急性创面的愈合时间较常规治疗缩短了2～4天，难治愈的慢性创面愈合率也由50%左右上升到94%，治疗费用平均下降40%，成果惠及患者14万余人和全国1300余家医院，培训了5000多位专业的医护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记录下的每一项数据，还在不断刷新创面愈合领域的中国效率。
　　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国际上棘手的汗腺再生难题，保障患者烧伤皮肤修复后的生活质量，付小兵课题组又一头扎进研究中。在一次偶然的实验中，他们发现老细胞竟能转变为对人体有用的干细胞。对于再生医学领域而言，这无异于平地一声雷。当时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袭来，付小兵坦言：“质疑多，压力确实大。但我也明白这很正常，是每个新生事物诞生的必经过程。”顶住压力，终日埋头实验，他们终于在一次超薄皮片裸鼠移植实验中证明了这项发现的可靠性，而完整的研究报告更被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全文刊载。慢慢地，自2006年以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逐渐为这项成果提供佐证，2007年，BioScience杂志的主编T.M.Beardsley教授更是特地围绕付小兵的成果发现撰写了专题评述。不和谐的声音少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再质疑一项事实的准确性，付小兵团队的成果被世界承认了！
　　把汗腺再生由不可能变为可能，付小兵并不满足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趁热打铁，他带领着团队科研人员将基础研究逐步转到临床试验。2007年，他们成功完成了国际上首例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试验，随后又通过30余例有严格对照的临床试验及部分病例3年以上的随访，建立起能够在人体创面再生出具有汗腺样结构组织和汗液分泌功能的再生体系。
　　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为解决严重创烧伤病人后期不能出汗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的治疗方法，被国际同行在专题评论中称为“里程碑式的研究”，而付小兵也因此在48岁时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愈合研究终身成就奖”，成为获得此奖项的唯一华人学者。
　　
争先不忘中国梦　志在造福万千家
　　从业40多年间，付小兵五度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着国家原“973”计划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项目、全军“十二五”“十三五”战创伤重大项目；代表国家形象，他担任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执委、亚洲创伤愈合联盟主席，将中国战创伤救治与再生领域推向世界前端，让国外权威同行发出惊叹“慢性难愈合创面治疗要向东方看，向付小兵团队看”……如今身在和平年代，付小兵不仅是军人、医生、科学家，更是战略指挥家。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加强海南救援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围绕严重战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攻关任务，针对国家重大项目规划，付小兵积极投身到海南和南中国海区域的救援体系建设当中。
　　“海南岛和南中国海是我国重要的航运咽喉、旅游岛。作为海岛，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救援体系自然和内陆不同。况且岛上的卫生资源和救援力量有限，一旦出现诸如地震、台风、沉船等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怎样才能尽快做到有效救援、降低死亡率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正所谓防患于未然，付小兵联合当地相关部门，从指挥、装备、技术、培训等多个分支体系抓起，想要通过各方面资源的整合部署构建出完美的救援网络，力争在灾害面前达到零死亡。
　　保护百姓安全是他身为军人的职责，同时脱去戎装，付小兵刚毅的外表下，还有着医者仁心。在他看来，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不能为老百姓解决全部问题，不能包治百病，能解决的只有一点，自然该为了这一点竭尽全力。深感“技术方法要服务于老百姓”，所以他非但不搞技术和资源垄断，还一心扑在创伤救治的知识普及和全国创面治疗中心的组建上。“我们要把医疗建设作为一个公共事业，真正去造福老百姓。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用的，谁做都一样，我更希望大家一起在全国形成一个专科化的创面防控体系。”为了学科发展以及惠及更多患者，他多次提交院士建议，把严重创伤防治体系建设、创面治疗学科体系建设和创面治疗专科建设视作重中之重，不遗余力地在全国各地推进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2012年，作为发起人和牵头人，他联合国内创伤医学领域的相关院士和专家，分别就“加强创伤意外伤害的防控”“加强各种难治性创面治疗专科的建设”，以及“进一步加强与推进干细胞研发与转化应用”等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建议。他不想把科研成果锁在实验室，尤其重视科学研究的创新与转化工作，近10年来，他将自己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的3项国家级成果均应用于临床。他不愿更多的人因为对创伤的不了解，因为找不到专业的治疗团队而失去健康的权利，于是同王正国院士等专家一起，努力在上海、杭州以及北京等地区，就创面治疗专科建设和创面治疗专科联盟的发展等进行大力推进工作。“2000年以后，我们意识到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创面防控体系。所以就经常全国各地去跑，去帮助他们做培训、建基地，同时推广新的技术方法。”这件事一做就是十几年，即便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付小兵还坚持着下基层演讲。
　　他不在乎别人替他端起的“学术大家”的架子，只要能看到效果，对患者有益，几十人的演讲也要去，上千人的更会去。把创面治疗专科化、专业化是付小兵一直想要的、在做的，凡是对创面修复领域发展有利的，他都不愿错过。他表示，创伤治疗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早在古人类时期，狩猎、部落斗争就会造成创伤。只不过，从古至今，创面治疗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诊疗专科。用付小兵的话说，每家医院都可以治疗创面，许多科室都可以接收创面患者，但很少能够根据不同原因造成的创面对症下药，进行专业化的治疗。处处有却处处不精，完全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善的体系。“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并结合国外经验，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创面是一种由不同原因引起的疾病。既然是疾病就该进行专科治疗，医院也应该配备相应的科室和专业医疗团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付小兵及其团队四处奔波，从无到有，推广技术更推广体系。令他欣慰的是，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们、加入他们，看到了创面治疗体系建立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创面愈合体系建立对提高治愈率的明显帮助。“我们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300多个创面治疗中心（专科、小组），培养了1万多名有志于专业治疗创面的医生和护士。虽说在医疗诊疗目录里，目前创面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但我相信，它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专科，一个独立的治疗科室。”
　　专业型人才培养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需，而具备创新性的人才更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推广技术方法的有力后盾。至于人才素养，付小兵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做科研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分析问题很重要，但尊重事实的同时还必须灵活，变通更为可贵。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天赋、努力，也同样不能忽视家庭、机遇、外界环境发挥的作用。“一个老院士曾经跟我讲‘你创造了生活，还得享受生活’，所以我不提倡加班。从个人来说，我觉得单位时间的效率特别重要。早上7点多到办公室工作，理出条理，做好规划，一天下来十几个小时完全是足够的。”他把白天的时间给了工作，晚上则回归家庭，回到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中。
　　对于创新推动，付小兵也提出了一些困惑：“我经常和学生们讲，过去的科研条件比现在差得多，但是创新发现多。现在环境、条件好了，经费也充足了，反倒创新的东西少了。”他明白领域创新存在一定的平台期，也尽可能通过设置奖励机制调动团队内创新研究的积极性。从自身经验的角度出发，他还强调了创新和压力的相辅相成，认为如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但因为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了。“我一再提倡学生一定要超过我。从创新方面来讲，首先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重要，要把压力转变成动力；二是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有些现象并不是摆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大家都认识到的东西，再去认识实际上已经晚了；第三个是要经得起历练，靠时间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第四个就是坚持，就好像爬山一样，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有可能看到曙光，当然坚持到最后也不一定有理想的结果，但中途放弃的人肯定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科研就像爬山，有人爬到了6000米，有人爬到了8000米，付小兵也不知道自己爬过了多少米。在人生中，他希望自己还能继续爬下去，登上顶峰，去看看“一览众山小”的不同风光。
　　
专家简介　　
　　付小兵，中国工程院院士、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全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同时担任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执委、亚洲创伤愈合联盟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等职务。
　　他长期从事创伤和创伤后的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求实”杰出青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终身成就奖”、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终身成就奖”和“国际创伤修复研究终身成就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出版了《中华创伤医学》、《再生医学：基础与临床》和英文版Advanced Trauma and Surgery等学术专著26部，参编30余部，在《柳叶刀》等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199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8年当选为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2012年和2018年分别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作为“时代先锋”和科技创新重大典型在全国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