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航空工业是一项艰巨复杂且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技术积累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提升和突破，更多时候，它需要的是毅力、耐心和百折不挠的坚守。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长为航空装备领域的领军人物，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所”）第五任总设计师王永庆在这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上，已经砥砺前行了近40年。在过往的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中，他与团队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强国强军的责任和使命让他披荆斩棘坚持了下来。如今，他依然不知疲倦地带领着团队在这条路上不断超越，勇攀高峰，将忠诚与创新书写在祖国的碧海蓝天之上。

“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的国防科技作为支撑。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取得的成就才能真正体现价值！”王永庆斩钉截铁地说道：“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让国家更硬气！”

有底牌，才有底气

——发展武器装备，关键是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长缨在手方能以武止戈。

同国防科技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王永庆明白，世界需要和平，但和平不是靠祈求和退让得来的。有了底牌，才有底气！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先进武器装备，特别是有属于自己关键核心技术的“杀手锏”作为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国际社会高度竞争的今天，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建设，都要依靠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后盾。

王永庆长久以来一直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地埋头为国铸剑，不求个人名利。参加工作36年来，他一直在与飞机设计打交道，先后参加和负责了多个型号的研制，掌握二、三、四代战斗机的总体设计技术，对促进我国航空主战装备的跨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是一个拥有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海洋大国，建设海洋强国早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航空母舰是中国的百年梦想，而舰载机是航母建设工程中的重要装备。航母上没有舰载机，航空母舰就好比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形成不了战斗力。因此，设计制造舰载机，就成为了一项开疆拓域、由陆地走向海洋的伟大工程。但同时，由于舰载机的设计工作涉及重大关键技术多，难度大，需要技术决策和跨行业协调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所以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奋斗之路，并不被外界看好，甚至有很多西方人发出了“即便航母辽宁舰入列之后，中国的舰载机至少还会有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在舰上使用”的断言。

为国铸得倚天剑！在“歼-15”总设计师孙聪（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带领下，王永庆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发力，用实际行动打碎了这一妄言。面对着重重困难和外界的质疑，作为“歼-15”常务副总师的他精心组织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带领团队集智攻关，全面突破了高增升气动布局、高承载结构和特殊机构、着舰轨迹控制、特殊环境适应性、舰面保障等多项关键技术，探索出适用于我国国情的舰载机设计、试验、试制、试飞流程，建立了我国舰载机完整的技术体系，为国家研制新一代舰载机积累了宝贵经验，带出了一支成熟的研制团队。

由于舰载战斗机以航空母舰为使用基地，这就使其与一般战斗机有所不同。王永庆介绍，作为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15”战斗机在设计过程中做到保证强大作战能力的同时，还必须在如何实现舰上的起降、使用等特性上下足功夫。

这是因为与陆基飞机相比，舰载机虽然具有相似的机动性，但起降却有着极大区别。一方面，航母在航行状态，海上气流不稳定，航母始终是处于晃动升降这些运动的过程中，飞机要等角等速着舰，就要不断调整姿态；另一方面，舰母着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方块，跑道最长也不过200米，如此短距离的起飞和降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再加上陆基机场都是空旷的，跑道两侧几乎没有任何建筑，但在航母之上，不仅一旁有舰岛，在甲板的两侧还停满了飞机，所以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窄小的着舰空间，航空母舰的甲板甚至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空间。

放眼国际，舰载机着舰也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这一过程被形象地称为“生死12秒”，而舰载机上的飞行员更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这不仅对飞行员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且对舰载机从技术标准、制造工艺等各个方面也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在世界各国的研制过程中，有很多舰载机失事的先例。即便是国防科技实力强大的美国，据媒体统计从使用航母至今，美国的舰载机飞行员共死亡1000多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400多名舰载机飞行员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作为“歼-15”的常务副总设计师，王永庆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瓶颈。他曾明确表示：“这是非常关键，也非常棘手的问题。舰载机安全着舰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保障，‘歼-15’就很难称之为成功！”

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王永庆清楚，即便是有一丝的隐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让人难以想象。往往很小的一个细节，就会影响到飞机的使用和安全，甚至葬送飞行员的性命。为了确保“生死时刻”的生而不死，为了有效避免事故和灾难，王永庆勇担重任，耗尽心血，反复斟酌，甚至为了显示屏上一个小小的矢量符的方案几度修改，精益求精。“在研制过程中尽量把我们所有能想到的情况进行分析、讨论、仿真，为了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细节问题，我记得在一个月里曾举行过25次讨论会。”王永庆回忆道，“每一次有了新方案之后，我们再和试飞员一起研究怎么着舰、怎么起飞，反复试验，特别是一些特殊情况如何处置、如何应对，如何完善我们的设计，一定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试飞最密集的时候，王永庆和同事们从早忙到晚，长时间保持着高强度与高压力。“歼-15”团队就是在这种繁琐、枯燥以及紧迫的环境下，默默无闻地扛起责任，攻破重重难关，实现了中国舰载机的零突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成百上千次的设计分析与测试验证、数以万计的技术数据、千百个在试飞现场日夜鏖战的日子，才保障实现了“歼-15”在辽宁舰上与世人公开亮相时，5名飞行员全部安全着舰的卓越成绩。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

一型飞机从方案论证到设计研发，再到最终定型，涉及280多项关键技术，3万多零件，能做到万无一失、表现完美靠的绝非幸运女神的眷顾，其背后是王永庆和他的团队经年累月的苦干实干。

除了苦干实干之外，更要依靠持之以恒地坚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王永庆始终认为，创新是航空工业发展永恒的主题，是飞机设计的生命线，没有创新，航空事业就不会有大的发展。所以，在他30多年的飞机设计师生涯中，从设计理念、研发理念的变革，到数字化手段、研发流程、仿真虚拟装配以及技术状态的管理，他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突出成效。

在21世纪初期，我国航空工业的基础能力还没发展到全三维数字化的水平，设计工作是在图纸上画二维图。“一架飞机有几万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要去画图，要完全用二维图去表述的话，我们的图纸是要用车拉的！”王永庆说。为了追赶世界飞机设计的步伐，提高工作效率，沈阳所决心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应用，在打通设计与设计、设计与生产之间的壁垒上做尝试。

尽管三维数字化设计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当时，完全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还是一项全新的挑战。要知道，采用崭新的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这意味着所有的结构、电气、管路全部实现精准的面向制造的三维设计，并作为零部件制造和装配的依据。但在当时并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全靠大家边干边琢磨，发图要颠覆掉之前传统模式，从人员能力到时间节点，能不能保证型号研制的顺利推进？

这些问题也在王永庆的心里反复考问了自己很多遍。但是他更清楚，任何一项创新，都是在层层攻坚克难中磨砺而生的！面对困难和挑战，有些人会选择绕道而行，有些人却以战胜困难为乐趣。沈阳所的科技工作者们显然是后者。“科技发展中的变革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进步的动力！”在孙聪院士的鼓励下，王永庆坚定了创新的信念。他明白，用一种先进的手段、先进的办法、先进的管理，去争取时间保证项目完成，自然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是在他看来，身为一名肩负重任的科技工作者，就必然要站在一定高度看问题，要有远见和担当，在科研路上遇到抉择的时候能顶住压力，知道带领团队往哪个方向走，认准了方向就坚定地走下去。

然而，创新的道路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尽管事先已经预想到了会遇到一些问题，但在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之后，王永庆也不得不承认比预想的还要困难。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项目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让王永庆背负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他认准了一个道理，任何一项创新突破都是在打破原有条条框框的基础上得来的。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坚持进行着反复寻找与尝试。“那段时间，我们白天晚上都在计算机室里泡着，就看系统为什么转不动，哪个环节有问题，就去改哪个环节。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些梗阻的地方打通了，打通了之后你猜怎么样？”王永庆欣喜地感叹道，“本来我们规划一年的建模时间，结果当时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开始我都不相信怎么能这么快？但这就是事实，科技创新的效率，而到今天，更可以提前到6～8个月完成！”

采用三维数字化设计，在改变了飞机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的同时，对项目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永庆介绍说，在过去，设计研制工作长期采用串行模式，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做完了手上的工作再交到下一个人手上。“我们管这种串行的方式叫‘隔墙抛砖头’，中间总是隔着一道墙，沟通上不顺畅。结果就会造成时间慢、效率低、设计与制造脱节，创新途径不畅通。”王永庆形象地总结道。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王永庆在项目中大力推行联合攻关团队模式，即针对型号的一些关键部件和系统的研发，从所有与之相关的专业和部门中抽调技术人员，组成一个临时性的攻关团队，实现内部的高效协同。同时采用并行协同的模式，有效促进了设计与工艺的融合，实现了设计发图与工艺制造之间的无缝衔接。与传统三代机相比，工装数量减少60%，工装返修率由300%降至20%。

“如果当时没有坚持走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完成二维图设计至少需要两年半时间，哪会有现在的6个月到8个月就发完图的事？”王永庆一次次直面挑战，并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由衷感叹道，“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细节的一点一滴积累就会带来系统，甚至整个行业的变革。”

在王永庆的长期努力下，新型的航空武器装备上，很多“高科技”“新科技”，甚至被外界看作的“黑科技”都被提速应用，让自主创新在航空武器装备中有更好的发挥舞台。他先后提出新机总体气动布局方案，实现了飞机总体、气动、隐身综合设计；提出以全三维、敏捷制造、柔性装配为核心的新机快速试制技术体系和轻量化结构布局方案；组织解决了机身油箱密封、主起和平尾间隙控制、飞机地面滑行右偏等技术问题。他提出以提高态势感知、多目标攻击、电子对抗等能力为重点的设计方案，解决了隐身工程化应用、系统综合集成与优化、雷达与电子对抗等设计关键，并首次利用战斗机平台实现了电子侦察与电子支援任务，奋勇抢占航空科技制高点！

薪火相传的“家风”

——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飞机设计是集体的事业，一人或几人强不算强，只有集体强才是真正强。”李天院士生前常讲的这句话被王永庆视为圭臬，反复提及。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每一型飞机的成功背后，是一个庞大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甚至不是一代人的结果，而是几代人的接续奋战。对如今沈阳所的航空人来说，前几代航空人留下的财富之一就是预先研究体系，这奠定了我国自主研制先进战机的重要基础。

在国防科技领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之后，王永庆有他的感慨，他直言自己是幸运且幸福的一代人，“我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物质经济与精神面貌大跨步发展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一代航空人能够有机会去做那么多预先研究的工作，去做那么多的型号设计工作，为我们国家的装备作出自己应作的一份贡献，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

1986年，王永庆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有中国“战斗机设计研究基地、航空英才摇篮”美誉的沈阳所工作。在王永庆眼里，这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集体，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高素质的设计师、领军人才和技术骨干。

王永庆回忆，他刚刚入所的时候，研究所的软硬件条件还比较落后。但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老一辈设计人员即便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开展新型号的自主研制，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他们加班加点，遇到困难，解决困难；失败了，从头再来，有非常执着的精神。这给当时年轻的王永庆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让他记住了作为一名航空人应该具有的素质。

毫无疑问，强国必先强军，强军离不开尖端武器装备。几代沈阳所人围绕着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迎难而上。在沈阳所工作的日子里，王永庆先后同顾诵芬院士等一大批大师长期共事，他们的格局、执着、敬业与忘我，都对王永庆的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传承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科研报国的情怀和矢志国防的信念！

王永庆回忆起自己刚入所时与顾诵芬院士的交往，感叹道：“顾院士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他睁开眼睛就是工作，就是看书和学习，即便是睡前泡脚的时间都是捧着书在看。有一次我请教他一个问题，他在说完见解之后，还会告诉我去所里图书馆的第几排架子的第几层，从右边数的第几本报告里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论述。你想想，他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描述去告诉你在哪本报告里头去找线索，说明他早把图书馆里面的所有资料全都看过了。”

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王永庆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这也让他不断地为自己“加压充电”，平时工作任务重，他就经常利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大量查阅国内外资料，不断充实自己，始终跟踪世界航空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敏锐地捕获和发现新的技术方向，拓展视野与格局。“这些品质就像家风一样，必须传承下去！”王永庆斩钉截铁地言道。

30多年来，从最开始工作量的不饱满，到后面预先研究很快铺开，到型号一个接一个，再到现在每天加班也有干不完的活，我国战机在近10年出现了“井喷”式发展。王永庆亲历了中国航空工业从“望尘莫及”走到与西方强国“同台竞技”的全过程，而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加，尤其是担任沈阳所总设计师之后，他越发重视起航空设计事业人才梯队的完善和建设。

核心技术等不来、买不来、施舍不来！这么多年来，沈阳所几代总设计师都在传承着一个自强的信念——“研制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战斗机”。作为博士生导师，王永庆已培养出2名博士生、7名硕士生。除此之外，一批80后、90后已经快速成长为沈阳所的核心力量和骨干力量，接过了“举航空梦、圆中国梦”的接力棒。

艰苦卓绝的攻关历程不仅不断提升着战机的性能，对于团队成员们的能力和心理也是一种淬炼。“沈阳所就是一个大熔炉，把很多可塑之才都锻造出来了！”王永庆对自己团队的年轻人充满了信心，在他的不停鞭策和鼓励下，结合重点项目的研制工作，年轻的技术人员们投入到实战中得到了真刀实枪的培养和锻炼，从而快速建立和稳固属于自己的人才队伍。“作为老一代，我们需要做的是严格把关，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给他们机会，让他在擅长的方向上能够发挥作用，在实战中快速地学习和成长。”

一个成功团队的发展史，必然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奋斗史。王永庆不仅关注年轻人成长，更把提升设计队伍整体能力作为自己的责任。为此，他组织制订了全所各个专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了150多个重点发展方向，并从不断规范飞机研制流程、建立各专业岗位的设计指南出发，确保了以具体专业能力、整体科研能力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稳步提高。狠抓技术人员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积累，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培养、提升技术人员的综合素养。

平时在生活中被大家用“温和”“敦厚”“好脾气”等字眼来形容的王永庆，在儒雅睿智的学者风范背后，也有着雷厉风行的魄力。面对航空技术跨度大、难度高的现状，他总是提前运筹帷幄，带领团队注重先期开展大量探索性、研究性的工作，并对取得成果积极开展试验验证，提高技术成熟度，促进技术成果顺畅、快速的转化，推动产品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他提出了知识梳理的新要求和新办法，以知识报告的形式，促进知识工程的常态化建设。要求设计员认真做好型号设计工作总结，重点分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贯彻到设计流程和知识库中。

王永庆清楚，核心技术买不来，军事核心技术更是买不来。必须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超前布局，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预先研究就是往前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王永庆表示，航空工业是一个高技术行业，需要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发展的支撑，其中包括材料、加工工艺、工艺设备、电子技术等各个方面。“没有认知是最难过的。如果你认知到了，那就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总是可以把它实现的。但你没认知到，就避免不了‘撞墙’。所以，这也将是需要我们未来进一步去加强的功课。”

回首过往，王永庆的背后是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国战机发展的宏伟图景，在记者眼中，他收获了不计其数与飞机设计相关的奖项，诸如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航空工业航空报国功勋奖、航空报国金奖、“风云人物”，冯如航空科技精英奖……但是在王永庆的言语中，这些都不过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他甚至不清楚自己到底获得过多少个奖项。

面对这些年纷至沓来的奖励和荣誉，王永庆表现出了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具有的冷静和理智：“搞了半辈子飞机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去获奖，而是想实实在在为祖国航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是干不成什么事的，必须要靠团队的精诚协作。所以，这些奖项都不是给予我个人的，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代表。”王永庆如是说。

工作至今36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王永庆的常态。谁都清楚，他不在办公室，就是在试验室和试验/试飞的现场，出差归来也常常是拎着行李就直奔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同事的眼中，王永庆如同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发动机，在高强度高压力的艰苦环境下依然不知疲倦地高速运转着。

由于航空行业的特殊性，科研人员往往是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对于家人的付出和理解，朴实的王永庆有千言万语想说，但又不知如何表达，最终也只能吐出一句“抱歉”——而这两个字重如千钧。

愿将此身长报国！王永庆是一个实在磊落的人，在他心里，“航空梦”“中国梦”从来都不是一个虚词，也不是一句口号。简单的一起一落，呼啸天空，蕴含着以王永庆为代表的航空人太多的汗水和泪水，甚至还有为之付出的生命。“继往开来，历史选择了我们这一代人。”王永庆说，“我们就要为国家和军队，研制更多的、作战能力更强的、满足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为国铸得倚天剑——这，就是我最大的中国梦！”

专家简介

王永庆，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五任总设计师、多型飞机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首席技术专家、博士生导师。我国航空装备跨代、跨域发展的探索者之一，具有丰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工程实践经验，是行业内具有较高威望的开拓型飞机设计专家。潜心钻研航空重点型号研制及预先研究工作，促进了我国航空主战装备的跨越发展。先后参加和负责了多个型号的研制，尤其为我国首型舰载机着舰和新机首飞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立功受奖，先后荣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航空工业航空报国功勋奖、航空报国金奖、“风云人物”，冯如航空科技精英奖等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