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邹德慈：踏实铺路 “功夫在平时”

        1934年，上海。邹德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给他起了“德慈”这么一个富含深厚底蕴的名字，希望他能德慈兼备。
        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战火纷飞的年代，其中经历的艰辛磨难自不必细说。邹德慈十岁那年父亲去世。是他的母亲，一个坚强、知性的女人，靠着担任小学英文教师不高的收入，在动乱时代独立支撑起这个家，只希望他们兄妹俩能够顺利长大成人，用功读书。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邹德慈，从小就学会自强自立，刻苦努力。与天资极为聪颖的人不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因而很早就知道踏实为学的道理。他笑言得益于自己当时个子偏小，常被老师安排在前排听讲，所以养成了平时集中精力听讲，用心做好笔记，课后认真做好作业的习惯。读书阶段一直到大学毕业，每逢考试，他都极少开“夜车”临时抱佛脚。
        日积月累，细水长流，邹德慈在求学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将基础扎实扎牢的的好处。而这些体验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读书之道，也蕴含着博大的做人、做事之道，贯穿在他之后科学生涯中，成为指引他从一个成功迈向另一个成功的“垫脚石”。
        伴随着新中国传来的第一声啼鸣，邹德慈在之后也迎来了人生的跨越。1951年，在新中国百业待兴，百废待举，酝酿蓬勃发展新机的时刻，涌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流中，他成功考取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城市规划专业，成为新中国早期这一专业的学习者。1952年恰逢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在这一时期聚集了一大批建筑方面的大家，名师荟萃，师资雄厚。邹德慈幸运地成为了时代的宠儿，在这一段青年成长最关键的时期，他尽情地沐浴在各名家大师的“春风”中，聆听他们字字玑珠的教诲，学习了大量专业的基础知识，且开始尝试着运用践行，为他长期在规划领域开展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大二那年，邹德慈通过自行积累，参阅外国文献，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写出一篇《城市绿化》的小论文，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这件“小事”在他不凡的规划之路中，虽然只能算是一小步，但意义不同寻常，可以说是他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勇敢实践的第一步，也是他长达60年规划生涯中一个起点。
        漫漫人生路，可以采撷的片段何止一点半点。
        作为一名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磨砺时期的亲历者，青少年时期的邹德慈深刻体会中国从一个任凭列强欺凌、千疮百孔的积贫积弱之国，到翻身做主成为一个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国的不易。涌入到新世界的创造洪流中，他将“以踏实铺路，肯干务实”的良好习惯放置到之后60年的规划生涯中，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规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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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规划生涯剪影：肩负使命 如履薄冰

        这位八十岁老人的身后，承载着太多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大大小小的历史瞬间：20世纪50～60年代主持和参加了重点新工业城市的总体规划；80年代后参加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及指导三峡工程淹没城镇迁建规划等；近十多年参加和主持了30多个重要科技咨询项目，包括首都总体规划、上海发展战略研讨等。
        “如果让我总结做这些规划项目的特点，我认为是有两条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墨守陈规。”邹德慈如是总结。正如他所说：“规划设计，手上攥着的是国家、人民的钱，事关国家安康，百姓乐业。”因而每走一步，他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每做一个决定，都力争思虑周全，结合实际。
“要钱”的项目
——三峡工程淹没城镇迁建规划
        1955年，邹德慈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中规院前身）工作，开始了他与中规院“剪不断”的渊源。虽然期间因为文革，他先后辗转到大庆“蹲点”，再从干校“毕业”被分配到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设计院，一干就是8年，终于1979年被调回中规院。
十几年的磨难和历练，邹德慈用他的隐忍画出了一个圆，终点即是起点，机遇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重操旧业”后几年，他与“三峡工程”不期而遇——
        1982年，受长江流域办公室（长办）的委托，他参与三峡工程可研报告的“移民迁建”部分，直接分管和指导这个项目。
三峡工程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历程里“最宏伟的工程之一”，投资规模巨大。为顺利完成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整个三峡水库库区淹没城镇14座（县以上），加上农村被淹人口，移民总数量近百万。如何将这么多的移民顺利迁移出库区，并妥善安置他们，成为事关三峡工程成败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如此大规模的迁移在当时世界水库建设史里是罕见的，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史例可鉴。
这项重任落在了中规院肩上，在历时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邹德慈带领中规院项目成员围绕淹没城镇开展了迁建选址、规划设计、投资估算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常规”的规划工作，方法从任务中来，标准从实际出发，一切参照过去仅有的一点经验而定。
当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按照过去水利部所执行的补偿标准与三峡实际需要大有偏差，库区老百姓照此补偿没法迁移。通过大量深入实地的考察调研，他们为项目制定了一套特定的“统一技术措施”，提出了一套标准的城镇移民迁建指标，这一指标大大超过了水利部的预期，起初水利部并不愿接受，但后来经过反复校核论证最终予以了认可，并最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回顾这一历程，邹德慈笑称三峡项目是他“多向国家要钱了”，当时迁建所需要的资金占到总工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他很肯定地说这是必要的，是经过大量调研结合实际需要的做法。20多年后三峡工程的建设实践最终也证实了这一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省钱”的项目
——陕西安康县城灾后重建
        陕西安康市地处“秦头楚尾”，南依大巴山北坡，北靠秦岭主脊，一条汉江穿流而过，构成“两山夹一川(江)”的自然地貌。随着勤劳祖先的繁衍发展，长期形成了浓郁的安康汉水文化。
        1983年7月31日，一个不能忘却的记忆：一场洪峰流量为3400m3/秒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淹没了安康老城，综合损失4亿元和870人不幸遇难的惨痛代价，让这座城市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唯一被洪水冲毁的地级城市，震惊国内外。于是，“7.31”这个特殊代号，成了安康人永不磨灭的情感记忆，成了安康城永载史册的灾难符号。时值秋后，隆冬在即，灾后重建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几乎所有的灾后重建规划都是中规院完成的。因此，中规院在相关方面累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安康灾后重建规划的重担再一次落到了他们肩上。面对几万人无家可归，物资匮乏，时间紧迫等一系列难题，邹德慈及项目组成员首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迁到原址高地“塬上”进行城市重建；一个是在原址上重建。两个方案前者看似是一个长远的方案，后者有再次面临灾难的危险，因而当时的省规划院更倾向于前者。但邹德慈及其项目组成员通过细致调研决定力排众议采用后一方案。
        为什么放弃一个看似长远的方案采取一个“短视”的做法？邹德慈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首先“远水解不了近渴”，迁到新址重建至少要花一年时间，当时物资匮乏，眼看着快要进入寒冬，几万居民居无定所；二是塬上地质是大孔性土壤，遇到水后容易软化降低承受能力，作为地基不是很安全；三是当时安康上游正在建一个水电站，水坝建成后可以抵挡住一些洪水，减轻洪灾压力；四是安康原先有旧的城墙，何不将其加固提高当成防洪堤来用？这不失为一个巧妙灵活的方法。
        “当时争论很激烈，理论上原址遭到淹没，迁址新建搬过去后可以‘一劳永逸’，但除了一系列安全等复杂因素之外，首先它就解决不了当前困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道理倒过来看：不能只求长远的合理，但是过不去当前这么一个难关。所以说在很多实际规划设计里，首先要考虑更符合实际的做法，而不是符合你的理想。”
        30年过去，事实证明安康原址重建的合理性。它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困难，而且后来上游水电站完建，起到一定拦洪作用。安康旧城得以继续维系着以前围水而居的效果，汉江的水路交通仍然络绎不绝??
        原址重建为国家节约了经费，邹德慈笑称这是一个“为国家省了钱的项目”，但“省钱”抑或是“花钱”，凡事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得有根有据。转眼30年过去，当时正在当年的规划师如今已经摇身变为白发苍苍、耋耄之年的老人，但他依然还很关心安康，遇上有什么大灾大难，他会盯着看这座古城有没有顶住灾难，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切都还好。“我个人比较满意，看来是做对了，城市规划不同于一般的工程设计，前面需要大量调研。所以遇事最好不要教条，单从理论出发，还是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中国著名建筑规划大师吴良镛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与吴老一样，邹德慈走过的60年规划人生始终站在普通老百姓、国家的实际需要去运筹帷幄，各种细节控于心间，不管是选择从实际出发还是打破常规，灵活应变，他的规划只为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诉求：肩负民之重任，因而如履薄冰。

规划管理人生：邹院长的“五子”及整顿院风

        1986～1996年，邹德慈被任命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任期11个年头。
        11年披荆斩棘，11年磨砺成长，从一名技术人员到成为一名普得团队赞誉的一院之长，邹德慈自是经历了一番刻苦琢磨，酸甜苦辣在心间。
“当时中规院恢复组建没几年，使它尽快成长发展是我们这一代规划人的责任”，邹德慈如是说，正因肩负使命重任，他义无反顾、尽心尽力地踏上这条管理之路。
        也许是出于一名规划师的职业习惯，邹德慈的管理之路一路走来也力求综合考虑全局，运筹帷幄，仔细布局??当院长后，“杂事缠身”，他将各种问题归结为“五子”，包括票子、房子、孩子、位子等。“票子”即钱，是一院维系发展之根本，所以邹德慈当时带领规划院全体员工想尽办法多拿到项目，争取为员工多谋福利；“位子”即岗位，一个大院五百多号人，大大小小的职务如何分配才能实现各司其职，人尽其才，邹德慈下了一番功夫；房子顾名思义，当时还没进行房改，单位负责给员工安置住房，因为数量有限，如何公平分配使得大家都满意也是一件大事；除此之外，他还将关注的目光也聚集到每位职工的孩子问题上，经常帮助他们处理孩子上学、托管等杂事，虽然他没有职责和义务做这些事情，但职工的“后顾之忧”邹德慈都愿意尽力去帮忙解决，难怪有人笑称当他的部下是件“极幸福的事”。如此“五子登科”，铺就了一条特别有序的管理之路。
        在邹德慈院长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倡导的“院风”。见证了新中国成长历史的他对共产党三大作风所焕发的蓬勃生命力有着切身体会。担任院长后，他认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划设计院也应该有自己“精神之魂”即作风。综合考虑规划院的实际特色，他最终提出了中规院的“院风”——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并最终在部里通过。
        对于这三大“院风”，邹德慈有自己的一番解读：首先，城市规划特别要讲“求实”，因为城市规划的特点是要对未来做一定的预测和设计，规划的图纸和文件，都是描述未来的，所以既不能过份保守，不敢想不敢做，也不能脱离实际，浮夸虚涨；“活跃”，主要是指思想。针对的是城市规划的另一种倾向，即容易固步自封，思想僵化跟不上客观世界发生的变化，所以提倡思维要活跃，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术；“严谨”，指的是科学的作风。“我们在图上‘指点江山，纵横千里’，一动笔就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平方公里，俗语有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严谨的作风相当必要……”
        现如今，30多年过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依然秉持着当年立下的这一“院风”，在中国规划设计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从一名纯粹的技术人员到成为一名管理者，一路走来，在中国规划设计领域，他除了摘得一项项规划成果之外，还带出了一支专业队伍里的强劲团队，一个又一个规划战线上的精英人才。更为难得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行业从业人员可以秉之自度的精神标尺，而这些，才是推动我们国家规划设计行业不断创新前行的无穷源泉。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1996年以后，年过花甲的邹德慈不再担任行政职务，虽已到退休年龄，但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
        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69岁。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笑言这是他专业生涯的又一个里程标志，当年他全无负担，抱着如果没被选上就回家安度晚年的那份淡然（中规院规定70岁以上不再回聘），没想到顺利入选。而这次当选也促使他开始践行起“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信念，此后每天奔波忙碌于国家行业领域各重要事务，如今算来已10年整。
        就像他在当选院士的时候所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权威，因为城市规划没有权威。城市规划‘看似浅显’，因为它贴近生活，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一个人很难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识和经验，去穷尽它的真谛。现在我感到自己又进入了专业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体验，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学一辈子……”
        “活到老，学到老”，他做到了。10年间，他一直活跃在我们国家规划设计领域第一线，为国家在相关专业领域里献计献策，并担任中规院学术顾问等职。除此之外继续“润花著果”著书立作，总结经验留给后者。但凡国家在规划领域发生了哪些事情，他都愿意参与其中，参与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中国城市应预防过度发展”“避免千城一律”……诸如此类的言论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也不断提高着自己的知识和理念。
        当院士之后，邹德慈陆续担任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先后带出了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属于中规院里的一个小的机构，工作室的一应事务都围绕他运转。
        “我不把工作带到休息时间中。”对于自己的工作节奏，邹德慈保持一贯的实在，这位刚过80大寿的院士尽力展示着自己的平凡生活，每天尽力保持按点上下班，书画、音乐都还喜欢，可是谈不上爱好。闲下来就看看电视，最近央视有档很火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邹老也是“铁杆粉丝”，对节目里青少年的表现他很是敬佩，他笑着说自己也会经常暗地里掂量：“要我来还真是拿不到冠军……”
        工作还在进行，邹德慈一贯的踏实、实在也将延续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