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严永红    

　　 舒军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临安人，1977年生。从事第四纪孢粉学研究，以“人与环境”和“稻作文化”为主题，重点探讨近万年来我国长江中下游与西日本植被、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对史前东亚稻作农业文化起源、传播的影响。
　　 1999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教育学院；2001年起就读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任职，曾于2009～2012年以访问学者和博士后访学日本。近年来，主持或以骨干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科学院碳排放专项等多项项目。已发表20余篇国内外刊物学术论文。    
　　 我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考古遗址材料确证了该地区是原始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发展和传播的核心区。我国有关农业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反欧美的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独领风骚。这让我们的环境考古学家们知不足而后勇，经过周昆叔等老一辈人披荆斩棘，不断努力奋斗，终于打开局面，时有突破。自上世纪70年代末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稻作文化遗址起，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诸如浙江上山、小黄山及湖南彭头山、河南贾湖等近万年水稻遗址的不断重大发现，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新成果。
　　 青年学者舒军武便是这些奋起直追者中的一员，“稳实、前瞻、不盲目跟风”是他的治学关键词。他与环境考古深深结缘，和史前水稻成为莫逆之交，正在这条“稻”路上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地前进着。

恩师引入，走上“稻”路

　　 舒军武能最终走上环境考古这样一条“稻”路，是缘自他的导师王伟铭研究员的引导。
　　 在舒军武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求学之前，他在大学读的是现代生物学，而对于古生物学，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地质学，他自觉还非常欠缺，不免深感压力，所以在选择导师的时候格外谨慎。由于自己青睐现代植物分类学，他最终选择了师从王伟铭研究员，从事新生代孢粉地层学研究。就这样，舒军武成了王伟铭导师的第一个学生，师生二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环境考古研究在中国还是方兴未艾，实力相对薄弱，而在欧美西方则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学科发展走向成熟。2002年，导师王伟铭与德国下萨克森历史海岸研究所开展关于长江三角洲早期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国际合作，舒军武积极参与其中，开始致力于探索稻作文化及其环境背景，从此便逐步走上了这一条“稻”路。
　　 由于是学理科出身，而这一类考古研究偏重文科多一些，刚开始的时候，舒军武还不是很适应。不过，随着舒军武研究的深入，研读文献的积淀及与考古工作人员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到了野外实践的时候，他更是紧随考古人员，熟练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渐渐地“穿越”进远古稻作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去解译人类从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背后的环境驱动力。日久生情，舒军武对这项研究的感情也笃定弥深，而原始稻作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舒军武更加坚定了钻研决心。
　　 在王伟铭的精心指导下，舒军武顺利完成了以“太湖地区全新世以来植被、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荣获了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的称号，也因此获得了中科院院长优秀奖学金的荣誉。

稻中窥变，以古推今

　　 水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稻作起源之前的旧石器时期，先民们主要靠渔猎和野生采集过着“茹毛饮血”迁移式生活。距今约2万年末次冰消期以来，气候从“冰室效应”中逐步波动式转暖，促使分布于华南热带亚热带的野生稻北移，从而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萌芽提供了物质前提。这一时期的原始水稻遗址以江西吊桶环和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遗址为代表。之后近万年前气温继续回暖，旧石器时期过渡到新石器文化阶段，特别是中全新世大暖期，优越的稳定气候环境和生态资源保障了新石器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从此，人类过上了定居生活，稻作农业逐渐兴起。这一阶段以湖南彭头山、浙江山上遗址、河南贾湖遗址为典型。
　　 相对渔猎和采集规模，水稻只是古人的“零食”。随着人口增长，野生资源短缺，特别是食物冬季存放问题以及社会分工等因素，人类加速了水稻的驯化和培育，以提高其产量，水稻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并开始传播，稻作遗址点也迅速增加，特别是距今5000年以来水稻从“零食”逐渐过渡到“主食”，为人类文化推进及文明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水稻何时在何地方最先驯化？是什么动力促使人类栽培水稻？古人类又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呢……种种问题，正是舒军武所关注的核心课题。他和团队以孢粉、植硅体、炭屑等为切入口，基于碳-14等可靠测年手段，集成地球系统科学、全球变化学、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学科，系统梳理出早期稻作文化的演进历程，建立稻作文化序列。这样一来，他们得以高精度地重现气候环境时空演变过程，并探索气候、地形、海平面变化等环境因子与稻作地质历程的“人与自然”的耦合作用。
　　 一直以来，国际上针对稻作农业起源、史前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都引人注目。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东亚地区，日本Yoshinori Yasuda教授为首的团队就率先对长江地区实施了国际重大项目“扬子江文明计划”及“亚洲湖泊钻探计划”。国内近年来也引起了重视，特别是自2001年起，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新近的由南京师范大学郑洪波教授引领的“973”计划重大项目。2010年由舒军武所在的王伟铭团队集结东亚同行专家在国际学术刊物《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撰述稻作农业专辑论文，引起了同行专家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提到环境考古，其实人类历史上很多的兴衰大事都是与环境变化息息相关的。每当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学者们通常爱提起几个历史之谜：距今5000年前辉煌一时的长江下游“良渚王国”是如何突然消失的？导致4200年前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等古文明兴衰的原因又是什么？
有大量研究表明，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前的玛雅文明的衰落与气候干旱密切相关。已有学者撰文揭示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唐王朝的覆灭也与气候恶劣有关，因为当时气候转为干冷，粮食歉收，激化了国家与国民之间产生了矛盾，引起农民起义，国力衰退，由此衰亡。而像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描述的由于干旱引起的粮食绝收导致地方动乱更是层出不穷。由此可见，环境变化直接导致或诱发了人类历史文化的兴衰起落。
　　 舒军武所主持的“稻作文化”环境考古的终极目并不是“考古”本身，而是通过获取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探究过去地史期间“人与环境”的关系，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相似形”借鉴。具体就是通过对过去或某一个无文字记载的“时间窗”，找出气候变化的规律、联系当时农业发展的轨迹和文化发展的进程，揭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正如古生物学的一句经典之言：研究过去就是认知现在和预测未来的一把钥匙，历史是一面镜子，对现今及将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科学价值。

规划未来，负重道远

　　 近年来，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对怎样共同应对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众多问题表示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原始稻作农业起源和演进的环境背景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已成为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40901032、41371207）等项目资助下，近十年来，舒军武先后主持了“杭州湾跨湖桥新石器时期植被、环境及人地关系研究”、“浙江浦阳江流域全新世以来植被、环境变化及与史前人类活动”及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项目“长江下游地区与日本西南部全新世植被、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及对比”，并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东南地区古植被与生物多样性”中国科学院先导科技专项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及媒体如日本NHK电视台、《中国科学报》《扬子晚报》等相继发表和报道了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他所做的报告也引起了日本、欧洲同行和专家的关注与称赞。
　　 作为年轻的科研学者，舒军武身上没有同龄人的浮躁，不为当今文章“SCI风”所“绑架”，不做“论文机器”（paper maker）。在旁人看来，他的工作是个冷门职业，平淡乏味，然而他“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前所长沙金庚研究员的教导），埋首忙碌却乐在其中。他认为，做科研工作的乐趣就在于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新的发现或有价值的线索，推进学科的发展，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从而体现自身价值。这种心理愉悦要比所谓的获奖和鲜花掌声更让他感到满足和快乐。
　　 “立足国内实际情况，不盲目跟风，做出自己的特色”，是舒军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一般认为，长江下游地区地势低平、临近海洋，再加上受到全新世受海平面的影响，沉积环境复杂，地层往往不连续，精确年代也难以控制，成果难以突破。2007年，顶级杂志《Nature》上曾发表了一篇“浙江萧山跨湖桥7700年前焚烧桤木湿生林促成了水稻最初栽植”的假说。舒军武敏锐地看出了桤木林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他通过高分辨孢粉和炭屑研究，结合诸暨楼家桥、宁波塔山等遗址研究资料，率先提出欧美“刀耕火种”森林农耕模式并不符合平原湿地稻作文化的“火耕水耨”经济模式。这一观点大大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思维，提升了关于稻作文化自然背景认识的高度，同时也说明欧美模式并不符合国内实情。
　　 舒军武的冷静和不随大流使他能够跳出惯性思维，跳出圈子看全局。他不热衷于追求时髦的“创新”，在他看来，创新不是一拍脑袋的空穴来风，而是在踏踏实实的工作基础上，吃透前人的成果，再结合自己的东西，通过沟通与交流，从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这方面，他的老师王伟铭就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和精心指导，而以蒋乐平为代表的考古队研究员们更让舒军武感受到科研工作逻辑的严密、学术的精湛和团队的前进动力。最近，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团队对安徽巢湖早于万年前水稻植硅体的发现，更是让参与其中的舒军武坚定探索水稻故事的广阔前景。他们都是舒军武的坚强后盾和合作伙伴，让他自信地在这条环境考古的“稻”路上一直走下去。
　　 谈及未来，舒军武对于自己的蓝图规划是“立足东亚，面向国际”。除自己的核心研究区域——长江下游之外，将研究区推进到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联合日、韩等同行，一同将稻作农业环境考古做扎实，希望在国际上赢得一席地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舒军武和稻作的故事还将延续下去，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在环境考古的领域里，他和他的同行们将继续前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