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2014年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李文昌
本刊记者  钱朝军  户 万

　　 2014年年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奖大会上，记者被获得“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地质学家李文昌的事迹所吸引，会后，有幸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
　　 在他身上，记者看到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优秀品格。这位来自云南大理的白族科学家，30多年来扎根“三江”，他和他的团队为多找矿找大矿而坚守，发现评价了多个大型超大型矿床，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李文昌也收获了诸多荣誉：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排名第一）、二等奖1项（排名第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6项、找矿（规划）成果一等奖4项，二三等奖10余项，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200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11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批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兴滇人才”。

沉下心做科研

　　 《科学中国人》：恭喜您获得2014年十佳全国优秀科研工作者称号，这次获奖有什么感受？
　　 李文昌：首先，感谢《科学中国人》编辑部朋友的关心。这一次能入选“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也得益于你们的鼓励。30多年来，我确实获得过较多的奖项，包括两次国家科技奖，也有很多次进入人民大会堂领奖，这一次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取“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奖励，心情也特别激动。作为一位常年累月待在大山里的科技人员，我数次走进国家会堂，这说明：只要你努力了，有贡献了，党和国家不会忘记，“山里人”也一样能走进辉煌殿堂。
　　 《科学中国人》：我们知道，全国优秀科研工作者旨在表彰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相关领域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在这方面，您都做了哪方面的努力？有哪些感悟？
　　 李文昌：就我而言，我热爱祖国，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地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着三川并流奇观，也是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和“有色金属王国”，高山峡谷下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宝藏。这些年，我在三江成矿理论和找矿方面获得一些突破。我个人主要对三江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感兴趣，对为什么形成那么多矿产感兴趣。
　　 在复杂的地质构造环境中，我对一时还不能搞明白的问题，静下心来坚持5年、10年，甚至20～30年持续进行研究，最终在矿床形成规律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指导发现了一些矿产。能沉得下去，静得下来，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宏观与微观结合，在脑海中构建和反复完善立体模型是我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科学中国人》：如今您已经是功成名就，能跟我们谈谈您的个人成长经历吗？
　　 李文昌：谈不上功成名就，就是做了些自己想做的事，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名家的指点，也得到了专家的推荐，获得过一些奖励。
　　 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大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重教尚文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家家都重视孩子读书的良好氛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位非常聪慧的母亲。我出生于大理洱海边非常普通的白族农家，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们的白族村子很大，从海（湖）边顺河而居延绵几公里，尽管全村人生活不富裕，但尊师重教，在家庭间的话题中，很少对比生活的困难，谈论的更多的是哪家的孩子书读得好。我母亲是村里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喜欢找她帮忙。她吃苦耐劳、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做事认真负责，一直得到大家的尊重。
　　 她很勤劳，手中的活一刻也未曾停歇，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从早到晚，很多周日早晨醒来，母亲已从田间地头割回一大揹草，喂好了牛、挤好了牛奶，给我们做早饭。母亲有非常好的计划性，全家人的工作她都计划周全，吃什么，材料在哪里，她都胸有成竹。到了晚上，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说话聊天，但母亲总是能找到一些边聊边做的活，如剥玉米、做酱菜、准备第二天的菜等。
　　 她勤于思考，围坐在一起聊天时，对发生在周边的事，她总是理解得很透彻，从对一些事例的分析中，潜移默化培养了我们勤于思考的性格。母亲并没有给我们定多远大的目标，而要求我们做好每一件事。也许我做事认真、爱思考的性格来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开启找矿的宝库

　　 《科学中国人》：您如何与地质结缘的？
　　 李文昌：我进入地质行业纯属偶然，或者说是是误打误撞。上高中时，有一支地质小分队借住我们学校，他们头戴“小白帽”，穿行于密林山谷，不断传出他们发现矿产的喜讯。受“小白帽”的“诱惑”，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昆明地质学校。
　　 我的学习生活，表象上是一帆风顺，但也有很多故事。从小我的学习成绩就非常好，在学校都是头几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然而，尚未恢复高考的教育环境，没能让我因为成绩好而去更好的学校学习，而只是以“就近录取”的方式去到初中学校的首届高中班。教我们的高中老师，绝大部分只有高中学历，部分教师甚至只有初中学历，我数学特别好，高中后期，有些难题是让我上讲台直接给同学们讲解的。在高考只能在中专和大学选其一的体制下，同学相约报考了中专。而当考试成绩出来时，我的考分很高，足够满足上大学的分数，但也只能上中专学校。
　　 在昆明地质学校的两年，我学习非常刻苦，例如，矿物岩石课有岩石、矿石标本摆放在教室里，供上课时讲解和提供同学们课余时间观察、识别，尽管不断在更换标本，但我每次都熟悉到不需要看，只要摸一摸就知道是哪一块岩矿石的标本。两年后，我成为300多名毕业生中的4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在当时，优秀毕业生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目成绩要在90分（优秀）以上，所有科目成绩中不能出现低于75分的单科成绩，没有不良记录等。
　　 凭借优秀毕业生的条件，本可以留在城市单位工作的我，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天然地质博物馆——“三江”地区。进入“三江”后，“三江”的复杂给了我当头一棒，“三江”多期多阶段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和复合叠加的成矿作用，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毕业后我又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5年的函授大学的学习，我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每晚8点，我几乎是雷打不动地在煤油灯下坚持学习，包括节假日，我除偶尔出差和出去找书找资料外，都在交通极不便的矿区坚持学习，天天如此，就这样坚持了五六年。
　　 5年后，我又以优秀毕业生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这段时间，我博览群书，这也为我的专业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以至于后来当同宿舍的研究生同学在炫耀他们的英语、计算机如何好时，我也会骄傲地跟他们开玩笑说，在专业方面我可以当你们的老师。
　　 我的成长历程中，我总是很幸运遇到“贵人”的帮助。在野外的10多年时间里，我只顾认真完成交给我的一项项工作，忙于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调研，我的硕士、博士，都是合作教授动员而去报考的。我的硕士导师覃功炯教授是我遇到的“贵人”，当单位要晋升我职务，主持工作不能脱产学习的时候，他却敏锐看到打基础对我的重要意义，让我放弃眼前，先去读书，打好基础。硕士3年，我是带着10多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地学前缘理论的渴求完成的。因为学习成绩很好，硕士毕业差点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当时我在中国地质大学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原本安排上午两个、下午两个的硕士研究生答辩，由于我的特殊，全天只完成了我一个人的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自己亲自发现的位于老挝琅勃拉邦北东部的魔鬼山金矿。我通过大量的事实将其确定为“卡林型”金矿，并在传统的“卡林型”金矿模型结构中增加了“特富碳酸盐金矿脉”，这种脉产于主矿体外的碳酸盐岩中。以莫宣学教授（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每个老师们都不断提出新问题，好像一共提了27个问题。我回答问题也很精彩，有深度，以致于后来有老师对我说，你的答辩像一场报告会。结束后，答辩委员会叫我们到其他教室等候结果。当大家等候到中午约1:30，答辩秘书才出来通知大家先去吃饭。后来才知道，在讨论会上，有人依据中科院曾有硕士毕业破格授予博士学位的先例，提出破格授予我博士学位，由于没有统一的意见，同意和不同意的意见都坚持，最后答辩委员会才休会，决定提交学校研究。尽管学校考虑管理上的难度，不同意开此先例，但在答辩决议中写明了“鉴于成绩优异，答辩特别优秀，同意免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此，时任副校长的莫宣学教授还特意写信给云南地矿局局长，表明人才难得，希望继续得到地矿局的支持，让李文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而此时，云南地矿局已决定调我参加四川、云南、西藏和地矿部联合实施的“西南三江特别找矿计划”，让我缓几年再去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至2004年，在地质大学教授的动员和帮助下，我才又进入学校继续博士研究生学习。2007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优秀，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并推荐参加全国“优博”评选，可由于年龄原因，最终也未能参加“优博”评比。
　　 《科学中国人》：从一名普通地质队员到省局总工程师、地调局局长，您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期间主持的项目很多，能否列举几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谈谈？
　　 李文昌：1981年，我积极要求进入了“三江”，穿行于高山峡谷，在野外一待就是15年。我没有规划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但性格索然，我认真地对待我手中的每一项工作。这期间，我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时任云南地矿局三大队十一分队的主任工程师何文举。他知道我是优秀毕业生，特意到大队要我到他的分队工作，并为培养我作了一个计划，即每年从事一种工作，5?6年做完地质找矿所有的工种。对我的函授学习，他也特别支持，不论工作多忙，只要学校通知要面授，哪怕2个月、3个月脱产，他都积极支持。
　　 云龙白羊厂银多金属矿从发现到完成详查，全过程我都参与，并如主任工程师的培养计划，我做过各种比例尺的地质填图，槽探、坑探、钻探工程编录、综合研究、报告编写等矿床评价的所有类型工作。
　　 之后进入刚发现不久的镇沅金矿，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率先提出了矿床为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并探索了“化探+韧性剪切构造”的找矿新模式，从而很快使其中的冬瓜林矿段由刚发现到控制金储量大于60吨，作为副主任工程师，参与主持矿床的普查、详查和勘探工作。
　　 约有10年的时间，我每年待在山上的时间至少在10个月以上。或许是领导安排的工作太多，或许是能者多劳，好几年，我只在春节短短几天回家过春节并探望父母。地质工作很辛苦，早上一大早出去，晚上很晚才回到驻地是常事。穿越地质路线，多陡的山崖都要翻过去，多深的山谷也要越过，在坑道里搞地质编录做研究，经常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一身水一身泥，返回时常常要帮采样人员背沉重的样品，有时需要步行好几个小时才能回到驻地。
　　 1993年，我应邀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李宁博士一起研究金属矿与古油气藏的关系，由于没有公路，一大早从我工作过的云龙县白羊厂银多金属矿出发，翻山越岭沿沘江河谷一路采集卤水样品，晚上11点多到达兰坪县金顶镇时，我的双脚几乎挪不动了。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里路，但事后从地图上看至少有130?140里。实际上，进入金顶镇之前的数公里，我是被扶在马背上驮到招待所的，由于膝关节的超负荷磨损而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只要走长路膝盖就疼得厉害。
　　 这样的经历在后面的数十年地质工作中还有很多，这一切，多数人都会认为太苦了，但苦过之后我又忘了，而留下的更多的是大山的情怀，发现矿藏的快乐。
　　 从2001年开始主持科研项目，带领产学研结合的团队，我承担了一个接一个的科研项目和找矿任务。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973”课题、重大找矿工程10余项。面对西南“三江”地质构造极为复杂，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找矿出现停滞徘徊的困难局面，团队坚持成矿规律研究和找矿勘查，在“三江”区域成矿规律、重要矿产“多幕式”复合成矿理论和高效勘查技术研究等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基于对“三江”多阶段、多期次叠合成矿的研究和创新性认识，在“三江”地区指出多个老矿带有新的找矿类型，深部找矿潜力巨大，并圈出一批新的找矿靶区。
　　 2008年，我向省政府提出开展“云南省三年找矿行动计划”建议被采纳。局里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全省力量，实施了该计划。2010—2012年该计划累计投入79亿元，新发现了4个超大型、15个大型矿床和一批中小型矿床的找矿突破，由此获得了云南省政府的表彰，成果入选2013年度云南十大科技进展。“有深藏不露的底蕴，有石破天惊的欣喜，云南三年地质找矿，找到了潜在经济价值超过5万亿元的宝藏！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新颖先进的找矿集成技术，本身就是一座宝库，一朝开启，美丽云南势必金玉满堂”，颁奖词充分肯定了该成果的份量。这是对团队坚守最好的褒奖。

漫漫找矿路

　　 《科学中国人》：您带领一支“产学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这些重要矿床，是如何发现的?
　　 李文昌：一直以来，我国的科研和生产结合不是很好，就地质工作而言，以往的科研主要由大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承担，而地质找矿则由地勘单位承担，分属不同单位，没有利益制约关系。我所在的地矿局地质队，原本也只是一个地勘单位，由于我对某些科学问题的兴趣和取得了某些方面的研究进展，因而在生产单位中带出了科研团队，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队伍。
　　 15年来，我们的团队充分发挥产学研结合优势，每每一有研究突破，利用我为省地矿局总工程师的有利条件马上安排项目或争取项目开展验证，研究指导找矿，找矿成果深化研究。团队先后发现评价了印支期普朗超大型斑岩铜矿（铜资源储量511万吨，相当于10个大型）及格咱斑岩铜矿带（铜824万吨），并填补了印支期我国斑岩铜矿带空白；发现铜厂沟超大型钼矿及扬子西缘燕山期钼多金属矿带；率先引入和运用非线性矿产预测理论，综合预测镇康芦子园、保山核桃坪两个小型铅锌矿下有隐伏岩体，岩体顶部存在磁性矿体。据此，团队编制设计，在非线性矿产预测基础上，采用“成矿系统+重+磁+多种电法”集成技术指导勘查，使芦子园成为超大型铁铅锌铜矿床（铅锌405万吨、铁3亿吨），核桃坪成为大型铁铅锌铜矿床。此外，指导北衙小型金矿找矿勘查，使之成为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指导发现芹河大型铅锌矿和红石岩大型铅锌银铜矿；指导企业在兰坪盆地、扬子西缘预测靶区发现五宝山、东炉房等矿床（正在勘查）。200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3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发现矿的过程是理论和方法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是团队发扬“以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三光荣”精神的具体体现。这里举几个重要矿床发现的例子。
　　 普朗超大型铜矿：1997年，英国比利顿矿业公司来云南寻找项目，云南地矿局向比利顿公司推荐了该区域找铜矿，1998年比利顿和云南地矿局合作成立高山公司开展了4年的找矿工作，发现了约2平方米的斑岩铜矿露头，公司用直升飞机运钻机，在露头上施工了一个钻孔，见到了较好的铜矿，但之后在周边施工的两个钻孔见矿都不好，认为产出矿床的格咱岛弧为不成熟岛弧，大面积发育玢岩利于形成玢岩铁矿而不利于形成斑岩铜矿，而且矿体中已出现磁黄铁矿等矿体尾晕（部）矿物，矿已被剥蚀，资源潜力不大，于2001年放弃该项目。此时我们的研究项目正在该区开展研究，我们的研究结论与比利顿公司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研究认为该区为成熟岛弧，岩浆演化充分、岩浆岩系列完整，既发育中基性玢岩也发育酸性斑岩，并在普朗英安岩流纹岩下找到了含矿的酸性斑岩体，通过详细调查识别出斑岩铜矿蚀变—矿化系统，指出火山岩盖及下伏的酸性斑岩组合，是形成斑岩铜矿的最佳组合，找矿潜力巨大。我和卢映祥教授级高工一起，带着样品专程到北京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汇报，用很多的证据说服时任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总工程师周家寰等领导，获得了项目支持，我们利用地质调查局给的资金，在我们预测有矿的地方布置了第一个探槽，揭露后见到很好的铜矿，很快邀请了地调局领导现场考察，第二年项目列入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给予了大力支持。以我为首主持工程设计和勘查，施工了10余个钻孔实现了找矿突破。后与企业合作控制铜金属量达511万吨，成为我国发现较早的超大型斑岩铜矿。
　　 铜厂沟超大型钼铜矿：在普朗地区的研究和勘查中，我们研究发现部分岩体不是普朗铜矿形成的印支期，而是燕山期，从四川到云南形成一个岩带。深入研究后发现普遍发育钼（铜）矿，岩带北部花岗岩大面积出露，往南逐渐隐伏而形成斑岩，矿化变好。经调查后认为铜厂沟几个斑岩枝有巨大找矿潜力，为矿业权人布置了第一个钻孔，见到厚大矿体，指导深入勘查，评价其为超大型矿床。
　　 核桃坪大型隐伏铁铅锌铜金矿：研究预测，在核桃坪小型铅锌矿下有一个大的隐伏岩体，顶部发育强烈成矿作用。通过多年努力，获得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项目支持，团队创新的将大比例尺重力测量直接用于找矿，布置了面积性重力测量，高精度磁法测量和电法测量等，进行多方法集成，综合分析后提出隐伏岩体顶部有一个大的磁性（矿)体，布置了第一个钻孔进行验证，施工后见到近400米的铁铅锌铜共生矿体，发现了新的大型矿床。
　　 理论研究的突破，指导企业勘查发现或突破的矿床还有很多。
　　 芦子园超大型铁铅锌铜矿床：多年研究预测芦子园小型铅锌矿下有隐伏岩体，隐伏岩体顶部有一个大的磁性（矿)体，团队努力争取项目，布置开展了大面积1:5万重力测量（寻找岩体位置），不同比例尺的磁法测量（确定磁性体部位）和电法（确定产状）等工作，和矿业权人合作开展深部找大矿工作，团队编制了该区的探矿设计，并现场指导工程布置，施工后见到大规模磁性矿体，和企业共同开展多年勘查，控制矿床达超大型。
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研究认为，走滑大断裂是北衙富碱斑岩带通道，北衙金矿（原为小型）为斑岩型金多金属矿床，根据对北衙斑岩矿床成矿系列（统）的研究，提出北衙金矿在岩体内形成斑岩铜金矿，接触带发育夕卡岩型金铁铜矿，向外有脉状金矿体，再向外形成铅锌矿的成矿系列，指导北衙工程布置，使该金矿成为金银铁铜铅锌超大型矿床。
　　 芹河大型铅锌矿：位于北衙金矿外围的芹河地区，公司数年来找金矿成效不明显，总工程师找到了我，希望能指导帮助找矿。我根据斑岩铜金矿的成矿分带和在野外发现铅锌矿露头等，提出在他们的区内找铅锌矿，指导工程布置，从而发现了芹河大型铅锌矿。
　　 《科学中国人》：能否回忆一下“多岛弧盆成矿论”“陆内构造转换成矿论”的理论创新产生历程？灵感来自何处？
　　 李文昌：“三江”作为全球地质演化研究最为理想的地区，长期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对其地质构造演化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以潘桂棠为首的研究团队，对“三江”的多岛弧盆系结构研究较为深入，而我在参与他们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多岛弧盆系的不同构造单元，不同的地质构造阶段各自形成不同的矿产及矿床类型，多个矿带有多期复合成矿叠加。由此，带领团队对每个岛弧盆单元的成矿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特提斯多岛弧盆系形成经历了四大地质构造演化阶段，发育四期重要成矿作用，在10个构造单元形成不同的矿床类型，合作提出了“多岛弧盆成矿论”的成矿新认识；在地质科学院侯增谦等研究的基础上，我带领团队与他们合作，通过对新生代构造—岩浆—成矿作用深入研究，发现6500万年以来，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碰撞在三江中南段导致了大旋转、大走滑、大推覆和流体大迁移。大规模走滑断裂切穿岩石圈，诱发含铜的壳/幔岩浆上侵，形成了大型斑岩铜矿系统，沿金沙江—哀牢山构造带两侧分布；形成拉分盆地并发育等距性的热液活动中心，形成了热液银多金属矿系统，发育于兰坪、思茅等新生代拉分盆地；大规模剪切使金活化形成大型剪切带金矿系统，分布于哀牢山、甘孜-理塘结合带等，提出了“陆内构造转化成矿论”的成矿新认识；以我为第一作者出版的专著《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首次初论了“多岛弧盆成矿论”和“陆内构造转化成矿论”，实现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准确找到突破点，实现理论创新和找矿突破。该专著获得我国图书最高奖—政府图书奖。

想当总工程师的局长

　　 《科学中国人》：您是如何实现从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到管理者的成功转变的？如今身为局长、总工程师，您是如何处理局长和技术工作关系的？今后还有什么规划？
　　 李文昌：我们云南省地质调查局是在云南省地质调查院、云南省环境监测总站基础上组建的事业局，没有政府职能，是做公益性项目的局。省上要我任局长，我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是继续以做业务为主,要兼总工程师；第二是局班子由一正三副增加为一正四副。四个副局长分管局的四大块工作（矿产、基础地质、水工环、行政），报账签字都由行政由副局长承担。因此，我更多的是总工程师的角色。10多年来，主要从事科研和找矿。
　　 我现在的研究项目较多，预测的某些区域，找矿工作才刚刚开始，继续努力实现新的找矿突破。我将继续带领团队，以“三江”为研究基地，深化成矿理论研究，提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成矿理论和找矿技术，并使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为多找矿找大矿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