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之灵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先导，创新是科学技术的生命。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秉承了创新发展的历史，不仅汲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而且创造新的知识，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正如此，我们才得以感知远古成就，享受现代文明。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姚昆仑除了繁忙的日常科研管理工作外，还有另一番事业、另有一种梦想，那就是传播科技知识，弘扬人类智慧，宣传科技大师的创新思路和奉献精神，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0多年来，他充分利用自己在求学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笔墨不断，用文字对科学家的创新思路进行解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事和成就进行介绍，对新的发现和发明进行诠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科技类文章，出版科技类专著7本，参与科技部等部门组织的10余本科技（普）书籍的撰写，作品总计近400万字。同时，他还在教育部高校网络培训中心、十多所高校和有关部委、地方以及学术会议上作科技（普）方面的讲座百余场。
　　
传播科技知识，是科技人员的义务和责任
　　
　　谈到科普，姚昆仑难免想起少时岁月。十来岁时，他随父母下放到湘西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小山村。时值文革，正是一个流传“种田不用ABC，植树不用量角器”的时代。幸运的是，即使身处逆境，他的父母仍然坚信知识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家里再如何艰难，也决定送他上中学。懂事的他，为减轻家庭负担，休息日、假期也不忘挣工分，甚至为挣学费还学会了编织竹器。中学毕业后，他被选为村里的农技员、卫生员，还在乡里农田水利中担任文秘，后来甚至当上了民办教师。
　　“一丁点的文化知识，在农村也派上了用场。”姚昆仑感慨道。他亲身体会到当时农村的贫穷、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更不用说科技素质了。然而他也深感这“微末”的知识不够用，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每当看到别人被推荐上大学时，他心里就痒痒的，充满了期待——那是美好却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大学梦。这种落差令他时常情绪低沉。直到1976年夏天，他收到已经落实政策回中学教书的父亲的家书，信中写道：“不要认为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自己的前途黯淡无光。”
　　这一句话振聋发聩，激起了姚昆仑心中的梦想。在那之后，白天，他出勤挣工分，空余帮助农民修理舌簧喇叭、手电筒之类的小电器；晚上，他点燃煤油灯，看一些农业类和数理化知识，日子过得还算充实。一晃到了1977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前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城镇山乡，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带来勃勃生机，打开了众多知识青年心中早已尘封的大学之门。当年冬天，他随着全国570万高考大军走进了考场，成为了首批幸运儿，而在报考志愿表上，他填写的不是物理就是无线电，只希望能学好科学知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那个冬天一直都在他的记忆里，为了备考，他在寒冷的冬夜挑灯夜读，而用以补充营养的，是他用仅有的两块钱买来的邻家农民的鸡蛋。在如今看来，这是辛苦且寒酸的，可当年的姚昆仑却并不觉得，在1997年《人民日报》“高考20周年回忆”征文中，他就记述了这些难忘的经历，并命题为“我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他庆幸自己虽年少下放农村、远离校园，但未荒青春。而天道酬勤，机遇偏爱，才有机会来到北京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当年刚到中国科协工作时，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问卷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的公众连地球围绕太阳转这种基本问题都不了解，我国达到科学素养标准的人数不及千分之三。”姚昆仑回忆说。这更令他坚定了一点：改变农村乃至社会的面貌，不仅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更要依靠全民科技素质的提升。而科技力量的发挥，需要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承担起责任和义务。
　　1995年，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姚昆仑担任会议学术组秘书，并与孙伟林先生提出“科学的力量在于普及”的观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科普工作已见成效。在国家的高度重视、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下，近年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已超过百分之六。最近，科技部与中宣部又联合出台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这将对提高公民的科技素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姚昆仑当年的科普理想已经照进现实。
　　
反对愚昧迷信，用科学知识剖析其危害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就是大师级人物，也难免有知识的空白点。因此，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卓越科学家的创新方法及科研精神、促进科技与文化相结合、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姚昆仑说。
　　从物理学专业，到科技史和科技考古专业，再到管理科学的学习和实践，这种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促使他对传播科技知识与科技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牛刀初试之作则是为反对愚昧迷信而写的。
　　上世纪90年代，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一些人大搞巫术风水，热衷占卦算命，利用迷信活动骗钱骗物。姚昆仑认为，破除迷信是提高国人科技素质的关键。为此，他多次参与破除愚昧迷信、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学术研讨和宣传活动，并多次撰文揭露其危害。而后，以此为主题，他与几位科普作家合作出版了“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破除迷信丛书”。其中，由他主笔的《道破天机》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形形色色迷信活动的起源，以及古往今来破除迷信的故事，并对之进行解析。他努力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尚能知道愚昧迷信的害处并抵触它，那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自觉反对愚昧迷信活动，促进科技进步。
　　姚昆仑的第一部科普著作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先后被印刷3次，还被译成盲文版发行。随即，应江苏教育出版社约请，姚昆仑写出了一本介绍文物中的科技知识的读本——《文物探秘》。该书被“九五”期间国家重点规划图书，出版后深受欢迎。此外，他还在报刊杂志上陆陆续续发表了《雷电巡礼》《奇丝妙网话蜘蛛》等科普作品以及介绍国内外科普工作和理论的文章，达100多篇。还参与了科技部、中国科协等部委组织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总览》《图强、改革、创新——共和国科学技术50周年》《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论与实践》《透视现代迷信》《走出健康误区》等10余本书籍的撰写工作。
　　
撰写大师传记，宣传创新方法和人格魅力
　　
　　2000年，姚昆仑陪新闻媒体去采访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无意中承担了撰写袁隆平传记的任务。2001年年底，20万字的传记《走近袁隆平》正式出版，反响不错。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偶然的机遇激发了姚昆仑为科学家写传的兴趣。而在《走近袁隆平》之后，请他写传记的人也多了起来。2008年，他描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的传记《王永志：搏击天穹》，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1年，在纪念著名地质学家涂光炽90周年诞生纪念会上，由他撰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光盈大地炽心玉质——涂光炽传》，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在写作长篇传记的同时，姚昆仑还相继发表了多位科技专家的中篇报告文学，其中既有汉字激光照排专家王选、超级计算机专家金怡濂、某型号火箭总设计师金先仲等著名科学家，也有赵正义等获得国家科技奖的工人农民专家。
　　为这些科学大师写传，姚昆仑下了大功夫，尤其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作序的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丛书（第一、第二辑），更是耗费了他不少心血。在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中，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洗礼。“我看到了他们的爱国敬业情操、高超的科技创新艺术、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对待逆境和顺境时荣辱不惊的态度等，这一切都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他颇有感触地说。
　　翻开姚昆仑的主要作品，记者看到，这些科学家传记，除了对大师的人生成长描述之外，字里行间，还折射出五大特点。一是书中从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壮观历程。如杂交水稻研究从发展到成功、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等。这些由大师们领衔取得的科技成就，让人心中升起一种民族自豪感，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二是书中介绍了大量的科技知识。如三系、两系、超级杂交稻，火箭、导弹、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作者化释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撩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使读者走进科学研究的前沿，从中领略到知识真谛。三是书中反映了科学大师的创新思路和攻关方法，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读者可体味到理性的阳光和科研的韵律。四是展示了科学大师们青少年时期和科研中的艰辛与甘甜，使读者知晓科学研究是项崇高的事业，从而理解科学研究、理解科学家，支持科技事业。五是从大师们的生动感人故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们授人以智、教人以德的崇高人格魅力，不居功自傲、平易近人的浓浓的人情味，领略到人间正气和普通人的风采。这些内容无疑对今天青少年的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融合历史文化，科技作品才有生命力和滋味
　　
　　问及如何写好科普作品，姚昆仑认为，科技作品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吸引公众。如果在科技作品中注入文学艺术和历史等元素，辅之以贴切的比喻等手法，才算是好的作品。
　　美国极地考察学家古尔德在谈到中国文明时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就是文学、科学和技术三者统一，这个统一乃是全部伟大文明的最大特点。”姚昆仑十分认同这种观点。他举例道，商代的司母戊鼎、秦俑坑的兵马俑、铜车马，汉代的金褛玉衣等，都是文学、科学和技术三者统一的典范，这些经典“作品”，通过其外观上的艺术造型、图案构思以及精良的技艺，将我国古代人民的精神世界通过科学艺术集中表现出来。“只要看上几眼这些工艺品，就会让人追忆起远古的岁月”，这种“附身”于工艺品上的时光的带感，对于了解那些消失了的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科普作家，能把过去信息再现于今天的生活底片上，不仅使人获得教益，还能获得崇高的精神和艺术享受。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科普写作要有机地把科学的理性逻辑和艺术的形象思维融合在一起。纵观古今中外，这一思想成就了很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既是科坛上的泰斗，又是文苑中的巨匠，写出了一系列炉火纯青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不仅哲学和文学上著述颇丰，还以在光学、力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而著称于世。东汉时期的张衡，曾制作浑天仪、侯风地动仪，在天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同时他撰写的散文《两京赋》也以其雄厚的艺术功底成为绝世之作。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尽人皆知，他上察天文，下知地理，曾制作木牛流马，一篇《出师表》成为后人竞相仿效、流芳千古的散文名篇。宋代文学家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建树累累，堪为一代之大观，但在他的诗词中，也透射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如《前赤壁赋》借水的流逝与月的盈虚来说明宇宙万物有变与不变的道理。同时，他还钻研医学、养生学、自制蜂蜜酒、自制墨，这些探索，扩大了语言材料的来源，使得他挥毫染翰，“胸有烘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而近代科学家高士其、茅以升等人的科普作品，也大多用文学的手法来撰写，趣味性强，生动感人，受人欢迎。
　　“科学与文学艺术是不可分割的，科学作品要文学化，科技知识的传播需要技巧，文学艺术如同一个三棱镜，当科学之光透过它时，就会折射出五颜六色。”姚昆仑说。他非常推崇高尔基的那句“以艺术的手腕传播科学知识，形象化的科学文艺是大有前途的”，也以此自我要求。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雪花，飘动的物理灵动的诗”，其中史料丰富，既突出了科学性，又不失文学的韵味，读起来很优美。但他谦逊地表示，自己的文章还不尽如人意，要尽力把文学、历史、哲学等知识融于科学作品中，增强其可读性。
　　
不断砥砺前行，为提高我国公众科学素质尽点力量
　　
　　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0多年，姚昆仑时时与科技人员打交道，天天与科学技术接触，他深深感到，科技发展太快，如果公众的科技素质不跟上，将会降低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只有科学家创造了新的知识，并为广大公众所认知，科学技术才会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他认为，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首先要有科学家的参与。因为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创造者，是创新的源头，但同时也需要媒体、管理人员，甚至全社会的参与。在他的眼中，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无数创新成果的推动，国家的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奉献。“当我们查阅科技资料、获得新的科技信息、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要感谢那些奋斗在科研一线的研究人员。正是他们的创新智慧和辛勤劳动，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自在徜徉、漫游幻想、享受文明、怀抱希望。”
　　他信手拈来几个例子。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人们不仅享用了杂交稻带来的好处，还获得了杂交水稻知识；而中国首位本土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才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青蒿和青蒿素的热情。“屠呦呦先生的获奖，创造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历史，提升了民族自信心，极大地激励了科研工作者的热情，堪称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预示着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科学家走向能代表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领奖台。”他说道。
　　对他本人来讲，科普写作这么多年，令他越发感慨知识无穷，而个人精力有限，不敢在岁月的光阴里有丝毫懈怠。“抽时间写点东西，讲讲科技，谈谈创新是件不后悔、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姚昆仑说。正因为如此，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都要做点理论上的探索，打好从事这项工作的底蕴，并推出一些新的东西。在从事科技奖励工作后，他认为科技奖励是给人戴桂冠的工作，目的是肯定和激励科技人员，这一重要国策将促进科技创新而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和文明进步。为此，他曾费时8年，出版了《科学技术奖励综论》专著，该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中外科技奖励的起源、历史、理论及其作用，其中的一些新观点、新数据和新史料受到专业人士的赞赏。
　　2015年，《袁隆平传》《王永志传》在姚昆仑的努力下同时修订再版。“我希望在生活中做一个简单的人，写作中做一个勤奋的人，工作中做一个至善的人。”他这么解释自己的追求。在他看来，写作固然很累，但也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知识，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甚至将写作视为一种另类的“养生”，在修养自身、丰富人生的过程中激发大脑活动，做做思维的“体操”。而每天抽空看一首诗，听一首歌，读一篇科技文章，欣赏一篇散文，都是他的“养生良方”。
　　人生当写几本书？作为一名非专职写作的科技人员，他常常这么问自己，却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的信仰里，总是会不断地写下去，因为没有量化的人生也是一种风景。
　　
　　
专家简介：
　　姚昆仑，理学博士，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管理创新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