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伦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胡川

本刊记者 祝传海

他有在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零件和CPU制造商英特尔集团工作和担任高级科学家的丰富经验。14年来，他在英特尔管理与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合作的研发项目，跟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同行和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推动行业和英特尔前沿产品量产制造；以及跟DARPA、SRC等政府和半政府机构合作的独体工作经历，他积累了丰富的工程项目咨询、设计和管理经验，形成了前瞻性的国际化视野，更有着对集成电路领域持续创新的理念以及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解。他，就是伦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胡川。

深入对话一位在创业初期的技术专家，很不易——时间不易安排、内容不易沟通。胡川博士更是忙得不一般：归国创业的两年里，他很少有完全休息的一天，经常性地一天工作近16个小时。从2014年决定回国起，他迅速的导入了量产制造，忙着考察，忙着与他在国外的大学和工业界同时沟通，忙着筹备组织专家级别的同行加入他的事业。回国后，又忙着组建核心研究团队，忙着创新技术研究，忙着学习国内的管理经营、法律法规、财务人事……

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是在杂志社会议室。借前来母校北京大学学术交流之际，胡川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认真讲解起他的所思所想。听他讲述了一个海归创业者的故事和追求——初入英特尔集团站在半导体工业研发前沿的意气飞扬，十多年后离开到回国创业时的义无返顾，重回国内再适应环境时的挣扎和奋斗。因为无法在没有创造力的环境中“苟且”，为了理想，他演绎着一个从走上“云端”的追梦少年到“草根”创业者的大反转，不变的是他不能稍忘的梦想——“原创中国”。

冉冉新秀 英特尔的“东方面孔”

“我的多项发明被应用到英特尔产品和生产工艺中。”胡川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英特尔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被大量报道的BBUL技术，而紧随其后的“大型计算机到手携电子器件在材料、器件、系统尺度的散热和解决方案”研究成果，后来获得2012年国际热传导协会最佳论文奖。

胡川，1970年3月出生于重庆，半岁就跟下放到贵州农场的父亲迁到贵州。在贵州好几个地方长大，所以他把贵州当成自己的家乡。198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开始了近7年的北大时光。1995年，他远赴美国德州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博士学位。2001年，胡川进入美国英特尔集团基础材料研究所（components research)。这是英特尔最资深、最核心的技术研发部门，只在全球招聘100人，一半是自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胡川是这个研究所成立20年来唯一的一个没有绿卡和美国国籍招收的华裔博士。不久，他即加盟“芯片封装技术”研究组，以工程师身份，参与了该项目从计算机模拟到工艺流程的全过程。以该项目为基础提出的BBUL技术，堪称他在英特尔的开山之作。在他的影响下，英特尔导入了芯片减薄工艺。

BBUL，即内建非凹凸层封装，它是英特尔未来几年内力推的处理器封装技术。虽然这个技术在5～6年内还不会用到，但确实改变了传统的封装观念。从早期的争议连连，到现在被认为是封装技术发展的趋势，BBUL技术的提出，彰显着英特尔超前于业界的理念，而这也是胡川一直以来所奉行的信条。“基础材料研究所专门研究超前Intel产品6～10年的技术。”胡川说。他当时的集成电路研发工作甚至领先中国主要半导体产业技术10～15年。怎么才能做到这样的超前？胡川认为，秘诀在于要联合工业界与高校一起做研发。

早在德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胡川的研究就曾受到过工业界的资助。而到英特尔基础材料研究所工作之后，他也开始出演这样一个角色——从2002年到2012年，他与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互连线中心合作，以工业界评委和项目导师的身份，指导了约200名博士生和100位教授；从2002～2014年，他又一直担任英特尔战略研究部大学项目的评委和项目导师，与20位博士生和教授合作了约20个项目；自2000年起，他与SRC/SEMATECH合作，直接指导其6个项目的进展。细数下来，他竟与美国几十所知名高校均有合作关系，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机械系系主任等都与之交好。“大学教授跟我们合作，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我们对工业界的认识更深一些，他们希望能多交流。”话虽如此，能与美国政府、工业界、学术界联系紧密的研究者，即使在美国也是不多的，大部分公司都是一群“老资历”在做这样的工作。十几年前的胡川，以一张英特尔新面孔获得如此机遇，既有英特尔的业界地位做后盾，也是英特尔对其工作能力的肯定。这期间，他取得了一流的创新性果实：

2003～2006年，在“大型计算机到手携电子器件的在材料、器件、系统尺度的散热和解决方案”研究中，他作为项目经理和原创发明人，主持了从概念到设计方案、原型生产，一直到产品测试的整个过程；

2006～2009年，同样作为项目经理和原创发明人，他主持了“10nm或更小尺度的高性能芯片的生产和可靠性”研究，带领年轻工程师打了一场漂亮仗；

2010～2013年，以项目经理和发明人身份，他组织团队完成“射频电子器件的生产工艺、镶嵌式封装”项目，期间，就连协调供应商和知识产权谈判都需要亲身上阵；

2014年回国前，他还组织5个工程师及大量供应商和研究院校推动“可穿戴电子器件”研究，在发明新器件和生产方法上颇有心得。

与刚步入英特尔时不同，此时的胡川真的实现了导师的话。“我在德州大学毕业时，导师跟我说，能在英特尔的基础材料研究所（components research）工作，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既有大学教授的自由，又比大学教授高一倍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了解工业界对技术价值的判断，能够更深入去研究。”只是，那时他们都没想到，有一天，胡川竟会放弃这份“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回到中国创业。

钟情科研 大胆创新

“我是少数贯穿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人。”英特尔14年时光，胡川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正是这种定位，让他对自身的处境有着更深的认识。

在英特尔期间，他的工作涉及热传导、电子封装、可靠性能、纳米材料和超紫外光刻等领域，发表论文30多篇，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申请了60多个专利，约40个获得授权批准。他的专利被引用超过300次，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国内外多种媒体报道。而在工业应用上，从2001年起，他作为项目经理管理了30多个项目，对高风险的项目在工艺、材料、生产、商业和知识产权评估等方面见解独到，多项成果被转化为尖端产品，与美国、亚洲、欧洲的几百家半导体和先进制造材料、设备供应商有合作关系。

“但Intel已经不是当初的Intel了。”胡川刚进入英特尔时，英特尔正处于巅峰时期，企业文化也是鼓励大家像创业公司一样不断创新。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前CEO安迪·格鲁夫有一句话举世闻名——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里的‘偏执狂’是说整天就想着哪儿会出问题的人。”胡川说。他在英特尔最好的朋友曾给他“上过一课”，一定要想办法“杀死”自己的项目，要是怎么都“杀不死”，就意味着这项目真的有机会。如果只做前景明显大好的研究，不肯冒风险，其实没有太大的生存力。

“乔布斯相信一点，Stay Hungry，Stay Foolish。也就是说，做新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傻，但还是要保持对新事物的渴望。”乔布斯和格鲁夫的这两个观点，也是胡川的信条。从一开始，他的风格就是去做创造，然后再拼命对自己的项目“攻击”并“反思”。“这是我认为做学问或者做创新最重要的东西”，他说，“第一，要做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第二，一定要对自己的项目比别人还要苛刻，别人攻击你或者只是在攻击，你攻击自己则是为了更加完善。”

英特尔曾经很仰慕“深圳速度”。在胡川看来，“深圳速度”就是够快、够好，以客户的标准作为标准。“Intel以前强调，按照我们的标准，要保证在7年后会出问题的芯片不超过1%。实际上，没有一部手机是用了7年的。在深圳，客户的标准才是标准。”他突然发现，英特尔的荣光正在褪去，特别是从PC时代进入手机时代，做同样一个产品，美国创业公司花费的成本是深圳的3倍，Intel花费的时间成本又是创业公司的2倍，也就是深圳的6倍。

为什么会这样？胡川给出的答案是，英特尔的机制开始出现问题，他们不够大胆，不够冒险，也开始出现一些官僚风气。“我在英特尔的时候，和另一家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光是谈知识产权就谈了9个月。如果不是两边的律师每个月只用一天来处理这个案子，两个礼拜就应该能搞定了。”胡川补充道，“再比如，我在英特尔导入那些新的化学材料就很费精力。当然了，因为有些化学材料有毒，公司肯定要小心谨慎，但有些东西很明显是无毒的，只是用来做一个简单的工业试验，就要耗3个星期到3个月不等的时间来引进一个材料，真的很不值得。”

胡川认为，当一家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开始大幅度降低，创新能力也会下降。他不希望当他再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时，会有人对他说，“胡川，我知道这东西很好，但是你不能去外面说，你要是说了，别人也都喜欢，我们却做不了该怎么办”。胡川越来越觉得英特尔“老了”，已经不能让他再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开始向往“深圳速度”一般的创造生涯。

“芯片在世界上也许是一个成熟行业，在我国却是一个朝阳产业。2015年，我国进口芯片在2800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个产业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考察，胡川发现，以显示器为例，中国5年前还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如今的市场产量已经占据世界市场的1/3，力压日韩。“这是一个机会”，他肯定地说。

2014年5月，胡川来到东莞塘厦镇考察。塘厦位于东莞市东南部，制造业发达，创业氛围十分浓郁。“就是这里了。”胡川说。随后，他入股伦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伦丰”），以研究“纳米银线”材料应用为主攻方向，帮助该公司实现产业更新升级。

勇于创业 在集成电路领域开辟新天地

“我是有野心的，我希望做一家在中国的公司，而不仅仅是一家中国公司。”提起创业目标，胡川目光灼灼。“只有中国才能实现我的抱负”。

创新项目专家评选时，评选组问了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按照你的履历，一路名校高薪，明晃晃的“高大上”，怎么会看中伦丰这样的小公司呢？你在英特尔的项目动辄数百万美元，而伦丰只有两千万的投资，这样的小公司怎么搞高端研发呢？

胡川坦言，除了创业氛围，东莞本身也有特别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具有成本优势，而塘厦紧靠深圳，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的资源做外援。至于他曾经向往的深圳，经过多年的发展，产业已经接近饱和，一家投资两千万人民币的小公司，在深圳未必能有一席之地。“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发展办法”，胡川的办法是利用自己多年来在产学研三界游刃有余的经验，组织高校和工业界与他们一起打通产学研链上原本不通畅的地方，形成更为完善的产业链。“名校高薪是一个陷阱，温水煮青蛙，会让你失去创造和创新的欲望。我对草根老板的能力并不看低，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和想法，对市场很敏感，渴望产品和技术上的创新，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当别人以为他太过疯狂时，胡川却洒脱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走出“成功陷阱”的勇者。即使在英特尔，他还能有至少25万美元的年薪，而现在的他有时“连小孩的抚养费都要借信用卡来交”。那你还有什么？如果有人这样问，胡川一定会回答，“义务”！“我一直都受社会的优待，一路名校高薪，可对中国还没有直接地做过贡献。”从一个朝九晚五的技术控精英到一个创业者，胡川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曾一度全程参与到公司的技术研发、资源开拓、企业管理，乃至销售中，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他在公司里忙。“其实，我也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小孩也不在身边，一年只回去看他们两次。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是一个农民工。”胡川淡然道，“有辛苦，可是我想做一些改变人类的事情，现在的IC行业，只有在中国，才有机会实现。”

胡川的“抱负”，是要用显示面板的生产和IC贯穿起来。“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行业，我想把它们打通，机会就在于所谓的物联网芯片。”他有3个大的应用：第一是要做5G的芯片，第二是拓展到更宽的物联网，最后他希望在10～20年，能够生产生物计算接口。真正把碳文明的有机体和硅文明的无机体打通。他解释道，物联网芯片所传递的无非3个讯息——通过传感器收集物体的温度、湿度、压力等条件，将条件信号传递出去，与外界交流，构建功能性设备。恰巧，这3点都在胡川曾经的研究内容里。而之所以首先选择触摸屏行业，是因为这一行业纵然目前规模不及手机，却正处于增长期，每年增长率甚至达到30～50%。“我认为以后物联网芯片会有很大的起色，但像英特尔这种大公司要转型并不容易，不见得能活得下去。而小公司因其灵活性，反而转型很快。就像是几千万年以前，面对大自然的造化，恐龙灭绝了，小的动物反而活了下来。”

回国以后，他将“火力”集中在“触摸屏传感器功能片”上。该产品主要应用于3.5寸至10.1寸手机、家电和平板显示屏，还包括车载电子、智能家电、医疗设备。伦丰以“黄光蚀刻丝印”技术生产的塑料膜传感器（功能片）月产能达到80万片，已经突围进了行业内第20名。这时，他到伦丰也不过一年多。“但是再往前走，就会有很大瓶颈。”为了突破瓶颈，他开始导入新工艺，希望从触摸屏发展到可穿戴电子设备。按他现有的计划，世界上第一条全面量产的超大尺寸（85寸或者更大）纳米银线触摸屏。这个新工艺可以全面提升高端商务教学的大尺寸应用，远远超越现有的红外触摸机精度体验。他也会针对手提电脑市场大幅降低成本，整体完成从1寸到100寸的触摸屏制造。

“我希望能做超前的东西，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回国一年多，胡川小心地完全避开此前在英特尔的工作，以避免日后的知识产权纠纷，在他看来，既然当初做的工作就是领先英特尔本身的，那就继续领先好了，没必要盯着过去的成绩。“比如英特尔8年做的事情，我能不能4年做出来？这样就能全面领先行业内所有公司几年。”他下一步的打算是生物计算，“比如现在VR很热，那么可以把屏幕做在你的眼皮上，你一闭眼就是VR的世界，一睁眼就是现实世界。”

胡川在筹备的第二家公司修远电子科技主要以物联网的芯片封装为主。2001年起，他就是“扇出封装”最早的研究人员之一。与传统方法相比，该技术更小、更快（节能）、更便宜、更可靠，有更多功能集成。台积电这几年在跟入，今年7月三星把两条显示屏线改装成IC线也宣布进入。简单来说，这个工艺可以大量提高人工智能需要的GPU和DRAM之间计算的带宽，从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储存器、RF通讯（包括未来的5G）到物联网传感器上，都有广泛的应用。他给第二家IC封装公司起名修远电子，就是准备要为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事业上做长期艰辛的努力。

听起来很“科幻”，在英特尔素有“Idea推销员”之称的胡川，却很容易感染身边的人。他召集了曾经在一起共事过的国际专家来中国工作，并打算先期招聘20个博士生。“我在国内主要接触的就是北大的圈子，不太了解现在国内博士生的水平，所以近期一直在中国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北大、武大、复旦等学校演讲，一为宣讲行业发展，二为人才建设做准备。”他从不讳言人脉的重要性，对这位有“野心”的创业者而言，没有什么比一个“超豪华”的研究团队更重要的了。“以后真正把半导体物联网做起来的话，我们要做业内的NO.1。”

赤子胡川 铿锵前行

胡川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伦丰是他在国内事业的起点，也仅仅是起点。他希望伦丰具有小公司的灵活性，也能跳出“小”格局，进一步与国际规范化接轨。首当其冲的就是员工素质培养，“第一要会用脑，第二要会用眼，第三要会用手。用手是最低的层次，只有看到别人看不到，想到别人想不到才是复合型人才的发展方向。我正在将他们向这个方向推进。”

与伦丰不同，他想要打造的IC公司，则会从一开始就以“用脑”标准要求团队，在全世界寻找合适的人才。“我们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很大，科技实力也在增强，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创造环境吸引全球范围内愿意来中国工作的顶尖人才。要做最顶尖的东西，就要用最顶尖的人，我当然希望做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他欣赏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环境，认为如果大家都把公司当成自己创造的公司，把岗位当成自己创造的岗位，才能把创业这件事做到最好。引领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不是凭三五人之力可以完成的，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就像他自己创业也必须要找理念一致的人，“我是很拼命的，如果我每天工作16小时，可我的搭档只工作不到4小时，我会觉得很失望。”

出国近20年，胡川从未想过加入外籍。用他的话说，“我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的确在以自己的方式来热爱这个国家，对于其中存在的“足”和“不足”都是直言不讳。“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大环境，大家的公德意识。其余房子大一点小一点，车子好不好，路堵不堵都没关系。”胡川深情地说。

胡川也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胡川和他的团队将永远在创新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