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 刚

刘某承是个典型的“80后”，但进入生态科研领域已有10多年。一路走来，他踏实科研，从当年意气风发的理学学士、生态学博士，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副主任。

所有的动力都源自刘某承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办公室里总能看到他伏案疾书的身影，试验地里他一待就是10来天。他的生态学研究正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持，他在为我们未来的美好明天而努力。

结缘“生态补偿”

2001年，刘某承顺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成为环境学院建院的第一批本科生。大学4年的时光充实而又短暂。大三那年，“李先生”的出现，冥冥中为刘某承走上生态学研究之路指明了方向——他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李文华院士。那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刘某承凭借出色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作为助理帮助李院士联系院中的工作事宜。毕业之际，刘某承以仔细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硕博连读，师从李文华院士继续从事生态研究。

刘某承主要从事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生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不仅是当代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面向国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一。他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在李文华院士的指导下开展生态补偿的学习和研究。2004年，“生态补偿”这个词在国内还很少提及，开展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在导师的建议下，刘某承开始对国外生态补偿的案例、经验以及国内外的异同进行文献综述。就这样，刘某承开启了生态补偿的研究之路。

2005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组建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刘某承也作为课题组成员加入其中，围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框架进行研究。项目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原则、主体、客体、标准、方式等相关机制，就国家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及流域、森林、矿产和自然保护区等的生态补偿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10年后，“国家生态补偿方法与政策机制及其应用研究”获得2015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农业生态补偿的崎岖之路

伴随我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面向生态保育、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研究，探索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承载力—调控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和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博士毕业后刘某承留所工作，继续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2006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立，意在以生态农业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切入点开展研究，自此，刘某承走上了“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崎岖之路。

“农业生态系统功能”乃至“农业生态补偿”的概念从提出到为人接受，经历了一段十分曲折的过程。当时大家会有疑问“农业不是面源污染的制造者吗？”“农业生态系统有生态功能吗？”“农业还需要生态补偿吗？”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会产生环境污染，不但不应该给予补偿，反而应该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索取费用，甚至是罚款。

从生态补偿政策和实践来看，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都取得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但农业的生态补偿研究及其实践却落后很多。

通过研究，刘某承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估，试图解释“为什么农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没有发挥，反而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一关键问题。最终，问题有了答案——因为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干扰或利用超出了其本身的承载能力，所以抑制了农业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发挥，继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现在，随着自然植被的日益减少和人们生态意识的逐渐提高，大家才逐渐接受‘农业生态系统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这个理念，只有先将农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认清，后续再进行生态补偿的研究，就会顺利许多。”

聚焦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补偿

我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历史，加上不同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差异，创造了种类繁多、特色明显、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具有明显的生态合理性，在维持生态平衡、改善农田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传统的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产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还具有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保护脆弱生态系统、促进就业以维护民族团结以及传承文化等众多功能。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倡议，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的国家之一。自2005年以来，在遗产申报与保护、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成果传播与经验分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2012年，中国开始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的国家。迄今农业部已批准3批共62个项目。

2016年1月27日，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而生态补偿机制恰恰是助力于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有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不仅可以激励农民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以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也可以补偿农民因生产方式而增加的成本和减少的产量，使农民外部性贡献得以内部化。

但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及用经济学方法评估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限性等方面的因素，农业文化遗产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其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还存在许多有待研究的地方。尤其是农户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农业生产行为的主体，其是否愿意传承农业文化遗产、是否愿意传承传统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因而农户的受偿意愿成为补偿标准确定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文化遗产多处于传统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如何获得农户真实的、能够反映自主提供优质生态系统服务成本的受偿意愿，还是一个很难突破的问题。

科研者的反思

由刘某承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态环境恢复目标导向的稻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已于2015年结题；他也获得环保部“2015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去年恰逢农业文化遗产10周年，他也被授予科研工作者贡献奖……

作为青年科学家，刘某承的成绩是值得肯定。且过而立之年，他的发隙中就冒出了些许白发，这是来自科研领域的激烈竞争，来自科研考核之下的巨大压力。沉浸行业数载，刘某承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反思。建言发声，是为了我国的科研事业朝着越发健康的方向发展。

年轻学者容易对学科融合、方法交叉产生一些新观点，但又不好直接表达尖锐的观点、新奇的研究方法，因为新的东西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刘某承希望能确立一种科学、理性、公平的机制，鼓励和支持创新，“哪怕是不对的，大家可以进行批评。这样科学才能发展，前提要允许犯错。”

在国家科研管理体制问题上，刘某承认为，应适当对本土科研工作者加大支持力度，尤其对于生态学专业，让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谈这个地方的生态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反而是本土研究者，能更深刻地理解问题所在，分析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任何一种体制都是经过时间的磨合才走上正轨，但我们不可否认问题的存在，更不能因问题而停滞不前。身为青年科学家，刘某承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承担科研任务、管理项目、为体制完善建言献策。老一辈渐渐退居幕后，“80后”慢慢成长为中流砥柱，现在的他们注定是最辛苦的一批人。可是，年轻就是要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