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杰出导师奖的提名表上，陈洪渊院士的得意弟子徐静娟这么描述恩师的工作状态。到如今，“完美主义者”陈洪渊已经培养了120多名博士和硕士，指导了10余位博士后。其中，有8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1人成为国际电化学学会会士，3人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50多个春秋过去，陈洪渊院士如愿将学生们培养成了“骏马”，他也在《自然》杰出导师奖的评选中被授予“(南方)杰出导师终身成就奖”。然而，即使桃李满天下，陈洪渊院士依然渴望在分析化学这片草原上千里驰骋，正如他在80大寿之际写下的诗句：“如今八十不服老，犹望有益留人间”。

“向科学进军”

1956年，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陈洪渊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纪年。

这一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我国人民应该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目标，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次会议之后，一股“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在举国上下弥漫开来。

这一年，因高考化学成绩离满分只差2分，陈洪渊与核物理专业擦身而过，被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从此与南京大学终生结缘。

这一年，他还不满20岁，与化学的渊源却由来已久。

1949年秋，陈洪渊考入三门初级中学。在那里，少年陈洪渊第一次接触到了化学。偶然地，他发现很多化学元素乃至化学反应都是以外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如“钔”是为了纪念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锘”是为了纪念瑞典科学家诺贝尔等。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呢？”陈洪渊拿自己的发现去问班主任兼化学老师沈慎文。“童言无忌”的发问令沈老师沉思良久，才作出回答：“国外的近代化学的确发展很快，但是中国近代也出过著名的化学家，比如学制革出身的侯德榜曾自行设计出侯氏制碱法，惊动了当时整个化学界。”

沈老师不会想到，这一句话，加上此前所讲授的化学历史掌故，在少年陈洪渊心里播下了一颗名叫“化学”的种子。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等到陈洪渊在台州中学读完高中，选择的第一志愿竟然是核物理。“当时国际时局比较紧张，国家急需核武器研究人才，我偏爱化学，但更希望成为国家最急需的人才。”陈洪渊朴实的言语中充满时代的责任感。如果不是太过出色的化学成绩引起了南京大学化学系的注意，或者现在的陈洪渊会是另一种人生状态。可生活没有“如果”，而不管兜了多大的圈子，他始终都在直面“国家最急需”这几个字。

1958年夏天，南京大学成立了放射化学专业，陈洪渊再次被选中，分到了这个新成立的专业学习。“新”到何种程度呢？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们只能将期刊文献和苏联提供的一些资料编译成讲义。因是保密专业，学生们都不得不与其他专业的学生“隔离”，单独上课，单独做实验，根据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早早开展起科研工作。

陈洪渊还牢牢地记得，当时放射化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很多很重，无章可依。放射化学、放射性测量等自然被放在专业主课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也都是主课，他们还必须学习核物理和应用电子学、脉冲技术等相关课程。不过，对兴趣极广的陈洪渊来说，这种跨界式的学习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压力，甚至早在调配专业之前，他就已经对电学、数学、无线电学等有所涉猎。他动手能力极强，曾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试制成高频滴定仪和电导分析仪等实验装置，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还当上了由学生组织起来的电子仪器厂“厂长”。

曾有过研制安装教学仪器的经验，再接到进行放射性测量和试制低本底γ放射性测量仪器的任务时，陈洪渊激动不已。那时，除了从苏联得到的电路图，他基本上别无他法可循，只能“按图索骥”，摸索学习如何安装放射测量仪、定标器等，以及确定允许剂量标准等。路不好走，他却以一腔无畏之心走得有滋有味。而看在学校眼中，陈洪渊绝对是一支“潜力股”。那时急需扩大教师队伍，就在1960年4月，即陈洪渊按规定毕业的前一年，学校决定将他留校并调到分析化学教研室当预备教师，参加教学活动并担任教研室教师团支部书记。“高鸿教授（1980年当选院士）当时是我们分析化学教研室副主任，他认为分析化学专业的教师应该有更多的数学和电子学知识。”陈洪渊此前的学习经历，让他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这一高瞻远瞩的思路下产生的第一批重点培养对象，正式坐到物理系的课堂上，成了半个电子学专业的学生，不仅学习了数理方程和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的各门课程，还直接加盟物理系举办的“无线电师资培训班”，脱产进修。面对不断跨界，陈洪渊每一次都义无反顾地接受挑战，他给自己的定位十分明确——“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教师”！

“那时候，以高鸿教授为首的研究室在国内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这意味着学术思想活跃起来了，打破了‘基础理论研究是国外学者专利’的框框，我们也可以问津学术上的疑难。”受到了鼓舞，陈洪渊也开始尝试给科学上的疑难杂症把脉。1963年，陈洪渊推导出关于耦联化学反应的交流极谱催化电流的方程式，并写出了他科研生涯中的处女作论文“交流极谱催化电流理论”。手稿投到《南京大学学报》后，就赶上了暑假，就在陈洪渊为了稿件能否刊发忐忑时，美国Analytical Chemistry上的一篇醒目的最新论文，恰巧与陈洪渊那篇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处理方法不同而结果相似。当时的系主任戴安邦教授(1980年当选院士)获悉后，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向学校推荐，不仅将他的文章破格录用抢先插入正在发排的南大学报上，还要求付给他最高稿酬120元。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当时陈洪渊的助教工资每个月也只有53.4元。这一下，陈洪渊的名字在南京大学火了起来。

开眼看世界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10年文革，我们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我也急切地希望到国外学点东西，力争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陈洪渊说。

其实，在“文革”10年中，陈洪渊既没有参加“派斗”也没有“逍遥”，除了必需参加的活动，仍然坚信“读书有用”，十分爱惜时间，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早在1964年，“反修”运动开始后，涉及电极过程动力学的基础研究，就被扣上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舆论上认为，分析化学不搞分析仪器而去研究电化学电极过程的基础研究，追求学术论文，是典型的“白专道路”，是往修正主义的边上靠，年轻教师那是万万要不得的。陈洪渊也默默收起了几篇手稿，转向结合实际需要的电化学仪器研制工作。没有助手，他就自己设计，再拿到学校仪器厂，与工人师傅一起安装。一年后，他完成的线性扫描示波极谱仪和双向整流型检测相位可调(即闸门开关位置和宽度可调)的振动子方波极谱仪，作为南京大学的优秀成果之一，被送到教育部主办的“直属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展览会”(北京)上展出。直到1966年6月“文革”开始，这个展览会被贴上17年资产阶级学者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黑线统治产物的标签，他研制的仪器才告别了展出而被送往北京全国展览馆。

知识就是力量！即使到此时，陈洪渊的信仰也没有动摇。在经历了不平常的1966～1968年后，闲不下来的他看到全国兴办半导体工业的大走向，深入到一线，帮助半导体锗生产厂建立起半导体锗多数和少数载流子寿命的检测方法。半年多之后，他又与江苏电分析仪器厂联合试制检验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的阳极溶出分析仪，以及离子选择性电极等。

没过多久，随着1969秋冬季的一个号令，陈洪渊顺应“洪流”下到溧阳农村搞“斗、批、改”，翌年7月又调回学校“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则是跟着“大搞电子工业”的浪潮搞起校办工厂。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伙伴们办起了在乙醇—液氨体系（－60℃）下，以产生硅烷来制备半导体材料多晶硅（Si）的方法。为此，他经常日夜连续乘火车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从上海酒精厂运回干冰，立即就投入南京的工作。后来，经实践检验，该方法完全可以生产出电阻率较高的产品。他的辛苦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1972年，南京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陈洪渊“转身”又当起了班主任，积极投入到“新身份”里。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高鸿教授领衔的“近代极谱电流理论研究”被授予科学大会奖，陈洪渊作为第二完成人赫然其中，人们才发现，陈洪渊早期的成果为这个项目的圆满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在陈洪渊看来，得到肯定固然可喜，追赶时光才是他的人生大事。国门之外的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

1979年年底，闯过数重考核之后，陈洪渊得到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就在他积极练习英语口语的时候，平地生波。“这一批26名公派名额中有3个赴联邦德国的指标”，陈洪渊回忆道，当时学德语的人并不多，要临时更改语种也不容易，学过德语的他就成了不二之选。“1963年匡亚明校长来南大时曾搞过一次外语水平过关测试，我英语过关之后，闹着玩似的去读了一段时间的德语夜修班，可16年过去早就忘光了。”话虽如此，他依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又去上海外国语学院“折腾”了一年的德语。到1981年10月，才前往德国MAINZ大学。

幸运的是，陈洪渊遇到了国际著名的电分析化学家R.Neeb教授。得知陈洪渊有电化学理论基础，Neeb教授就要他开展此前十多年来一直想而未究的题目——“电化学伏安电流温度效应”的基础性研究。

陈洪渊十分珍惜这个机遇，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对各种极谱电极动力过程，即可逆、准可逆、不可逆、动力催化以及吸附过程等几大类型在直流、交流一次和二次谐波、脉冲极谱（示差与常规）等诸方法中所包含的29个体系进行了精细的测试，并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以期从中寻找出电流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就在他还在忙于分析实验数据的时候，Neeb教授与其助手已归纳出一个电流与温度关系的普适公式，表达式为：

从这个经验公式，的确可以得出：在0℃～50℃（i.e.273K～323K）的温度范围内，实测电流与拟合公式得出的结果的相对误差均在±5％以内。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Neeb教授也非常高兴，对陈洪渊说:“陈先生，这个方程式就是我们的结论!”

陈洪渊看了后很为之开心，但他马上醒悟到，尽管公式在这段可测的温度范围内符合得很好，却经不起推论。因为，当温度在绝对零度时，电流不为零而为常数；而当温度趋向无穷大时，电极反应产生的电流不趋向极限值竟为无穷大，显然是谬误。出于礼貌，陈洪渊当时只是说，还有点问题要回去好好想想。回去后，经过仔细地思考，他在合理简化假定的基础上，根据Arrhenius方程导出新的方程式为：

此式将不符合热力学原理的两个极端情况下的谬误都纠正了。这样一来，实验数据与公式拟合结果的误差均在±1％以内，而且，除了可测电流及其温度系数，还能测定反应活化能和推算不同温度下的电流。经验证后，Neeb教授完全明白了，十分感慨地说：“不是陈先生，我们两位德国教授和博士差点就要闹出大笑话来！”对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学者，Neeb教授给予高度评价道。他一直称这个公式为：“Chen’s equation”（陈氏方程）。直到现在，“陈氏方程”依然被广泛引用。“陈洪渊”的名字也第一次进入国际化学界的舞台，为实现他少年时“化学荣国”的梦想迈出了“一小步”。

经这一次“交锋”和后续的科研成果，陈洪渊和Neeb教授之间更融洽了。在Neeb教授的支持下，他获得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10万马克的资助。用这笔钱，他在1984年1月回国时，带回了一台国内难求的电化学分析仪，复印了大量的资料，外加若干图书和两箱仪器记录纸。“这项资助对我后续研究工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打响“时间争夺战”

“上世纪80年代，不像现在一回国立即能得到一笔可观的启动经费。”从德国回来之初，陈洪渊一筹莫展。尽管他已经根据国际前沿动态，决定以生物物质为对象，转而开展微（超微）电极新方法新技术的基础与应用以及生物电化学方面的研究，可终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转机发生在1985年。他先是获得了高鸿院士的支持，与其共同申请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的最后一批科学基金，又在次年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后第一批面上基金。令陈洪渊振奋的是，两项的支持额度在当时都是最高，前者高达5万元/3年，后者也有3万元/3年。

有钱有仪器有想法，陈洪渊一下子变身为“三有新人”，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时间争夺战”中。“我出国的时候已经44岁了，可以说年近5旬我才走上真正意义的科研之路。”言谈之中，他总是有一股紧迫感，甚至将自己比作“小本经营”的“小摊贩”，一路“步履艰难”，方有今日之积累。

当时，开展微（超微）电极的基础研究和生物物质在修饰界面上的电子传递研究，正是研究的热点，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破解，如有关阵列微电极的传质速率、扩散场的屏蔽效应，偶联各种化学反应的复杂体系电流方程求解困难等，后来这些都被他解决了。随着工作的深入，陈洪渊面临的最大窘境是，即使有了第一批的启动金，依然消费不起昂贵的生化试剂。那就找具有代表性的“廉价品”！陈洪渊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项工作进展下去。在他的精打细算之下，前期，他们选择用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及300多种脱氢酶的辅酶NADH等“物美价廉”的试剂做铺垫性的工作；到后期，再用重要的生化试剂及抗体来研究。

以一种略显“寒酸”的方式开头，陈洪渊在微电极理论和应用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其中，关于超微电极阵列扩散层屏蔽效应的理论被写入以IUPAC电化学委员会为名义总结的技术报告中。这类报告是对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官方”总结。自1975年到2000年，涉及微电极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的论文逾万篇，该报告只引31篇文献为代表作，陈洪渊的论文就在被引之中。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陈洪渊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共同发表了用“稳态反应—扩散层”概念，简化了偶联多级化学反应复杂电极过程方程的求解方法。在该方法中，他们克服了无法用数理方程求解的复杂体系，或虽能求解但过程极为繁琐的缺陷，将求解过程大为简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被国际公认的经典电化学教科书“Allen J.Bard & Larry R. Faulkner,ELECTROCHEMICAL METHODS: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所引用。该教科书风行国际，也是我国相关专业师生必读之作。迄今为止，这本书已经发行了3版，但我国从事电化学与电分析化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被引进其中的，仍然仅此一例。

伴随着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纳米科技的异军突起，陈洪渊的研究也步入与时俱进的状态。他所建立的仿生电催化界面和高灵敏生物传感测定方法，和研制成的数十种生物电化学传感器，在生物物质的检测和药物开发与医疗诊断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他开创了在场效应管绝缘栅界面的纳米组装，将纳米粒子引入离子敏场效应管（ISFET）的栅极，研制成国际上第一支纳米粒子修饰的性能优良的场效应管生物传感器。

“从纳米工程的观点上看，更吸引人的，但也是更加困难的是包含生物催化酶分子和导电纳米粒子空间的有序组装，而不是它们的无序复合物。（陈等）通过多层分步组装……这样的一种逐步处理过程提供了体系的某种空间结构……（有利于生物催化）。”国际著名生物分子电子学专家、以色列巴列维大学I.Wilner教授等人，对他的研究高度评价道。

在芯片实验室领域，他率领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芯片毛细管电泳电化学检测法，它在同一系统中，既可对电活性物质进行检测，同时又能定量检测非电活性物质，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惑微通道中分离高压对电化学测定系统耦合干扰的难题。这一方法拓宽了电化学方法在芯片实验室中的应用范围，国际同行预测“将来芯片上的电化学检测会受益于电泳电场”，而“这为建立简单、一次性使用的芯片实验室器件打开了大门”。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陈洪渊是南京大学分析化学教研室任职时间最长的室主任，从1985年1月开始到1997年年底卸任，在这个岗位上，他站了整整12年。

学科要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事实上，从1991年起，陈洪渊就开始面对学科发展道路上的人才危机。随着一批老教授的退休和高鸿院士的调任，分析化学教研室一度只剩他和另一位年轻教授和几位副教授。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成了陈洪渊彼时面临的最尴尬的局面。

怎么办？如果说培养是条“长线”，“引进”就是最直接的填补人才空缺的方法。为了留住人才，陈洪渊将自己的科研项目经费拿出来支持刚引进的年轻教授，让出自己的学生来充实他们的研究力量，在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时，也对这些新晋人才大开方便之门，优先满足他们的需要。不仅如此，他还“现身说法”，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并将一批年轻人推向国家科技部“973”“863”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或课题负责人的位置，使年轻人得以尽快成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陈洪渊的人格魅力感染着这些“新人”，令他们相信南京大学会是他们事业发展的沃土。而陈洪渊也更加悉心地栽培分析化学学科这株“梧桐树”，将其培育得枝繁叶茂。

经多方奔走，陈洪渊争取到学校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分别创建了南京大学分析科学研究所、生命分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他出任研究所所长、部重实验室主任与国重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陈洪渊认为，挑战是一柄双刃剑，他也可以利用这次人才危机，先破后立，谋求南京大学分析化学学科跨越式的发展。为此，对引进人才，他特意从学科背景、年龄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大力调整，加强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以分析化学为基础，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医药等相互交叉渗透，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教授为主体，锐意创新、团结协作的研究群体。2008年，在教育部化学类重点实验室评估中，生命分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被评为“优秀”实验室，并被推荐参加2009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类）的评估，获得良好成绩，最后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

30多年的时光中，陈洪渊长期连续担任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研室主任、分析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南京大学分析化学学科当之无愧的掌舵人。众所周知，陈洪渊更擅长生命分析化学与电分析化学等领域，但他从没有将视野局限在自己这盘棋上。为了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他经常在晚上或周末与“队友们”一起讨论学科发展动态，使南京大学的分析化学研究长期处于学科发展前沿。在他的努力下，该学科至今已经从国外著名高校引进4名教授和3名副教授。学科里更是先后涌现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5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6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名，“国家千人计划”1名，青年千人4名。他们与陈洪渊院士一起，将分析化学学科从原本的电分析化学、环境分析和生化分析3个主要研究领域，扎扎实实地拓展到生物分子界面行为研究、生物分子识别、微纳尺度生物分析、疾病标志物甄定、检测与仪器装置4个前沿研究方向。而陈先生本人，也在广大师生中赢得了“战略家”的称号。

“埋头苦干”，提及多年来学科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陈洪渊表示，这4个字是最大的秘诀。“总算是挺过了大难关，保住了我们的重点学科，建成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他自谦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即使已经跨越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新台阶上，他还是希望分析化学学科能够保持足够的冷静，朝着新的目标，更上一层楼。

南京大学之于陈洪渊，不仅是母校，还是家园。他关心仙林校区建设，关心学校“985”规划，更关心化学化工学院的发展和生命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的升级与建设。他总是很忙，忙着项目进展，忙着提升实验室国际影响力，也忙着人才队伍建设。“厚德载物、励学敦行、志存高远、锐意创新”，当年他一笔一划书写下的实验室理念，至今犹在，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团队和学科未来的寄望。

“令公桃李满天下”

南京大学鞠熀先教授是陈洪渊的第一个博士弟子，但从本科毕业设计开始，就已经在其指导下开展起科研生涯中的第一个科研项目金属离子的伏安分析方法研究了。

“当年，陈老师因留学期间的成就获得德国资助，带回一套进口电分析仪器。在他手把手地指导下，我利用该仪器在本科毕业设计中提出了铼元素的高效检测方法与大量Ni（II）离子存在时CO（III）还原的电极过程。在我先后成为他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后，陈老师又鼓励我克服研究设备缺乏的困境，瞄准国际前沿领域，开展超微电极伏安法研究，并在电极制备、微电极基础理论与分析应用研究方面提出具体指导性建议。他深厚的理论功底、灵活的指导方法、敏锐的创新意识和忘我的敬业精神使我的科研工作取得开拓性进展。这些成果使我获得南京大学理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并被选留在本校工作。”鞠熀先回忆说。现今，他已经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徐静娟第一次见到恩师陈洪渊是在1994年。在那之前，她在工业界已经工作4年，但谈起科研，基本还是一张白纸。“选择做科研，对当时的我来说，既是全新的、富有挑战的，也是困难重重的。”徐静娟说。

看到学生的不自信，陈洪渊耐心启发她的思路，倾听她的想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导师的指导与鼓励下，徐静娟逐渐形成了勇于探索、勤于思考、乐于实践的优秀品质，迅速成长起来，逐渐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做科研的方法，很快成为一名独立的科研人。如今的徐静娟仍在陈洪渊麾下工作，但已经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中国女青年科学家称号。2007年，徐静娟与恩师陈洪渊共同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龙亿涛，身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东方学者”特聘教授等荣誉，现今已经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主持人。在他读博士期间，国内大多数电化学课题组都专注于传统电化学的基础研究以寻找更加灵敏的分析方法，很少关注电化学仪器改进方面。“陈先生当时教导我说，分析化学想要更好的发展必定首先要发展好仪器。因此，在陈先生的指导下，我学习搭建了多种电化学联用技术，并在陈先生的建议下前往国外继续进行电化学方面的深造。”

更令龙亿涛感动的是，2007年回国之初，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他无所适从。“设备如何购买、科研如何开展，都是极大的难题。幸好有陈先生的帮助，实验室才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从硕士到博士，在陈洪渊身边多年，龙亿涛清楚地看到，恩师将每一名学生都当作一个有主见的思维主体。“他把他自己和学生分别比作影视剧‘导演’和‘演员’。他认为指导学生做一篇论文或是做一个项目，就像是在演一部戏。‘导演’把握好整部作品的风格和方向，给‘演员们’说戏，指引‘演员们’该做些什么；而‘演员们’的任务则是在‘导演’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特点把戏演好、演精；最后再由‘导演’总体审核，去粗取精。”

在学生们眼中，恩师的故事可以说上几天几夜。可陈洪渊却认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一个原则——“有为而无为，天下为之用”。他相信学生们都是“有为”的“骏马”，乐于以“无为”的形式去指引他们。在课堂上，他倡导启发式的教学理念，将看起来玄奥的概念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至今，学生们还对他抑扬顿挫的语调、条理清楚的逻辑以及一手好板书念念不忘。“不是‘老师教，学生学’，而是‘老师教学生学’。”在这一原则下，陈洪渊习惯因人施教。学生底子好的，他放手让他们自由发展，不做过多干预；学生基础弱的，他就连如何写好论文都一步步指点，让他们渐入佳境；哪怕学生后期不选择继续科研，他也给予理解和支持，给他们中肯的职业建议。

“陈先生对于学生，有一颗‘父心’。”徐静娟由衷地说。正是这种“父心”，令陈洪渊能够坦荡地面对学生，真诚地期待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而不是按照他的规划去驰骋。

庄乾坤，教授、博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分析化学学科主任；胡校亚，扬州大学副校长；张书圣，临沂大学副校长；王雪梅，又一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侯士峰，国家千人计划海外特聘专家??

每一个名字，都蕴含着陈洪渊的心血。他是严格的，也是体贴的，更是他们的后盾和担当。而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已经是一匹“骏马”，也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培养更年轻的“骏马”，将他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聪明睿智在勤奋，治学解惑须严谨；事业成就靠恒心，人生价值是奉献。”几乎每一届的学生，都会听到陈洪渊的这几句嘱咐。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刘禹锡有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对于即将步入“80后”的陈洪渊来说，他的对科教事业的热诚和执着足以散做满天云霞，为天地再添缤纷五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