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分钟”，他以传统手术一半的时间，成功实施了亚洲第一例全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
　　“60例”，他创下了世界范围内一年实施机器人心脏手术案例最多的纪录。
　　有人说：“他创造的是奇迹。”他却说：“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我只不过是在努力呵护这个奇迹。”他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领军人、亚洲机器人外科学会首任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高长青。
　　2017年秋天，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高长青院士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身着白大褂，脚穿半旧白帆布运动鞋，身材高大的高长青院士随和地招呼记者落座。环顾这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装满书籍的四个老式书柜、一套旧沙发、一个简易茶几、一个衣帽架、一张简单的办公桌是它的全部家当。桌上摆放的一尊毛主席铜像和一部红色老式电话机为朴素的空间增添了几分活力，张贴在墙上的各类获奖证书彰显了办公室主人的成就和学术造诣。空间虽朴素，却有一种简单随意的舒适感。
　　“喝点水吧！”说话间高长青院士把水递过来。稀疏的头发、镜框后略显疲惫的眼睛，工作为他带来的压力或许并不小。在心外科工作20余年，他做过的手术已有5000余例，其中不乏高危、高风险、高年龄、高职位的“四高患者”，但却无一失手。无数的经验积累和沉淀过后，他早已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超强的心理承受力及自信心。
　　交谈中，他对记者说：“只要病人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做外科医生时刻要面临风险，但要揽瓷器活，就得有金刚钻。”话匣子一开，他直爽的性格展露无遗。
　　
为了梦想的等待与探寻
　　
　　2007年1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一例不开胸全机器人心脏手术顺利开展并取得圆满成功！这一天，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首开中国微创不开胸全机器人心脏手术的先河！这一天，中国心血管外科领域屹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也正是在这一天，高长青团队的辛苦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作为一项尖端技术，不开胸全机器人心脏手术的开展只集中在世界范围内的寥寥几家心脏外科中心，从引进、掌握到应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长青和他的团队拥有着怎样的超常规理念？历经了怎样的艰辛磨砺，才成为这项前沿技术的引领者？这要从2000年他参加的一次心血管外科年会说起。
　　由美国主办的心血管外科年会，是一个汇聚世界顶尖心血管专家的世界顶级年会。它不仅为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而且也为世界最新的医疗技术、产品提供了展示的机会。2000年，年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如期举行，就是在这一年，用机器人做心外科手术的梦想在高长青心里生根发芽。
　　在多伦多，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机器人手术，尽管当时手术仅限于实验室环境。“能否将机器人用在心外科手术中？”这个想法在高长青脑中划过。机器人能够突破人手的局限，在胸腔不打开的情况下完成心脏手术，术后疤痕小、后遗症少，这是所有心外科专家梦寐以求的技术，在当时看来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高长青有预感，他觉得，离梦想的实现似乎并非那么遥远。从多伦多回国，他开始密切关注相关研究的进展，并收集了许多资料和信息。
　　2004年，美国在临床上开始使用机器人做腹部手术，使高长青看到了希望。但用机器人做心脏手术在那时还无人敢尝试，因为一旦出血，胸腔来不及打开，病人就会立刻失去生命，风险太大。
　　2005年，获悉美国开始尝试用机器人做心脏手术的消息后，高长青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把机器人手术在国内做起来。”他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
　　做手术先要有设备，但购买设备的高昂费用加之并不成熟的技术，风险是否太高？医院领导是否支持？高长青心里七上八下，他决定先去美国进行考察再做决定。
　　同年，从美国考察回国，他便迫不及待地将相关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秦银河院长做了汇报。出乎他的预料，秦院长对他的想法很支持，并告诉他：“只要对看病有用，301就可以引进。”院领导的信任，让高长青激动之余，更感到了极大的责任和压力。
　　为买到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高长青开启了密集的寻找之旅。他专程飞赴美国考察，从芝加哥到加利福尼亚，从纽约到亚特兰大，到德克萨斯忙碌地奔波于美国各地。听工程师讲解，观摩机器人手术，有时为了观摩一台手术要飞越大半个美国，等到的却是手术改期的通知。高长青并未因此而打退堂鼓，他早已将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对新技术的渴求和探寻中去了。
　　密集考察过后的2006年上半年，高长青开始着手选购机器人，但他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当时只有3只手臂的机器人，他担心购买后由于技术的进步很快升级到4只手臂，于是他提出了让厂家负责将设备进行升级的要求，再安装1只手臂，但由于费用太高，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高长青并未停下继续寻找货源的脚步，直至2006年下半年，他终于在一家生产机器人的工厂里看到了4臂机器人，在美国市场并未销售的情况下，高长青抓住了时机，将精心挑选的“达芬奇S”4臂机器人带回了中国。
　　梦寐以求的机器人终于得到了，但等待高长青的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开亚洲先河的手术奇迹
　　
　　据高长青回忆，2005年香港已购置了同类设备。随后，台湾、新加坡、日本也相继拥有了此类设备，但都只限于做部分学科的手术，没人敢将它用来做心脏手术。而对于高长青来说，机器买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心脏手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操控机器人完成心脏手术极具挑战性，风险极大。因为这是国内引进的第一套设备，在全世界能够采用机器人完成心脏手术的仅有几个发达国家的心脏外科中心，目前还没有操作规范可以借鉴。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由高长青领衔，汇集心脏外科医生、麻醉医生、体外循环灌注师和手术室护士组成的中国第一支机器人心脏手术精英团队诞生了。团队远赴美国最先进的“达芬奇S”机器人心脏外科中心进行考察培训。虚心求学、潜心钻研、勇克难关，他们很快熟悉和掌握了系统的结构性能和操作规程，并顺利获得了操作机器人的资格证书。
　　经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实战演练，他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技术越来越娴熟，看着机器人在自己的操控下神奇而又优雅地飞针走线，曾经的艰辛和失败带来的阴霾一扫而空，大家都热切地期盼着在第一例手术中大显身手。
　　但耗材、寻找病源等一大堆问题扑面而来。回国后，整个团队想要将学会的技术尽早应用到实战中的愿望被暂时搁置，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
　　手术需要的许多小耗材国内根本没有，进出口公司没有代理，卖机器的厂家不提供，没有细针、缝线，手术根本无法启动。高长青亲自与代理商谈，但因为量小、利润少，对方根本不愿意代理，这让他焦头烂额。
　　虽然心外科的病房里等待高长青做手术的患者排着长队，但谈起用机器人做手术，病人还是顾虑重重，没有人有足够的胆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机器人手术是否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让人望而却步。
　　“那段日子真是累得一塌糊涂。”高长青告诉记者，“每天不分昼夜地连轴转，不断地讨论，想办法解决面临的困难。”他一方面说服合作公司从国外购买需要的小耗材，近乎乞求的口吻终于得到了对方的回应，一件件耗材从国外被带了回来。另一方面，他又不停地给全国各地医院认识的科主任打电话，寻找病源。
　　等待是个痛苦的过程。正值2007年元旦，人们都在为过节忙碌着，满脑子都被机器人手术占据的高长青丝毫没感觉到节日带给他的欢愉。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一位来自河北的女患者表达了她愿意接受机器人心脏手术的意愿。患者的信任鼓舞了整个团队的士气，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认真地做好了术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并反反复复做了多次实战演练。“病人对我们如此信任，我们必须保证她的绝对安全。”这是整个团队的想法。2007年1月15日，高长青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中国第一台全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由此添补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空白。
　　国内的各类媒体，包括《健康报》《中国国防报》《解放军报》《新华每日电讯报》《科技日报》等纸媒，及人民网、新浪网、求是新闻网、央视网等网络媒体，纷纷对手术的成功做了详细报道。
　　高长青及其团队并未沉浸在这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赞誉中，他们更在意的是技术是否已日臻完善。自2007年1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解放军总医院在一年内完成了60例全机器人心脏手术并全部获得成功。“60例”，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在世界机器人心脏手术史上却已是开先河的奇迹。
　　各类心脏手术的成功开展，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美国著名机器人心脏手术中心Sacred Heart Medical Center、美国Alliance Hospital医院、美国Detroit医学中心，纷纷邀请高长青团队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并就手术技术、麻醉、体外循环、术中配合等全方面地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世界上的许多科研院所更是专门派人到301医院学习经验。巴西圣保罗大学机器人心脏手术团队慕名来到中国，在301医院接受了培训，学习期满后，学员在留言薄中写到：“在解放军总医院，我们看到了国际一流的医院，国际一流的心脏外科，国际一流的心脏外科培训中心！衷心感谢高长青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对我们的悉心指导，真诚邀请高长青教授及其团队到巴西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开展机器人心脏手术。”来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心脏手术团队结束培训后，留言说：“高长青教授带领的团队医术超群，实为华人争光，今日于此交流，团队惠我良多。”
　　对于同行的肯定，高长青总是谦虚以待。他清楚，科研是条无止境的路，必须在一次次实践中，检验、提升、完善自己的技术与认知。
　　之后，高长青又带领团队向高风险、高年龄的手术发起了挑战。2009年1月12日，团队为76岁高龄的患者成功实施了机器人微创冠脉搭桥手术。术后患者激动地说：“手术成功，我感慨万千。作为一名老战士，我很欣慰地看到，解放军总医院拥有以高长青教授率领的高水平团队，他们为我国心血管外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心脏病患者的福音。”
　　2012年3月，301医院与中华慈善总会签约，成为“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爱心医院。5月28日，高长青团队成功为一名14岁的西藏先心病患儿实施了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截至2017年，高长青团队已完成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800余例。
　　看到一例例手术获得成功，一个个患者康复出院，高长青由衷地感到欣慰，但更多的是感激。他觉得，心血管外科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手术的成功，无不凝聚着各级首长的心血和关怀以及许多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价值数千万的设备面前，医院首长的果断决策为中国引进了第一台机器人手术系统，为抢占世界医学制高点奠定了基础。之后，他们时刻关注着学科建设和机器人手术的最新进展，并及时地解决了团队面临的各种困难。这种信任和支持让整个团队刻骨铭心，更让团队干劲十足。一例例手术的成功，正是对他们最好的感恩和回报。
　　
身处异国的执着与坚持
　　
　　从零开始到交出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是整个团队的辛苦付出。作为团队的领头雁，高长青更是将全身心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鬓角的白发正是他付出的见证。“首例”“唯一”“最多”如此众多代表荣耀的词语，在他看来只不过是量词的叠加，而那些为理想走过的每一步，却成为他最珍视的记忆。
　　出生在内蒙古的高长青，不是蒙古族人，性格却有如蒙古烈酒一般，直接、爽快。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他笑着说：“一直都在努力，不努力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收获。”
　　高长青出生在普通家庭，但父母对他的教育格外用心。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3年，高长青参加了考试，想成为一名教师的高长青，最终遵从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医学专业，进入包头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进入包头市第七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工作。由于在学生时代练就的扎实英语功底，高长青在教育部组织的EPT考试（出国进修人员英语水平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名，并获得了进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正处于僵化状态，能到世界心脏研究的发源地墨西哥求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墨西哥，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这对高长青是一个挑战。他用学来的一点西班牙语混合着英语，努力地与当地的老师和同事进行着交流，慢慢地过了语言的难关。
　　墨西哥的饮食与中国的大不同，生的、辣的食物多，这令初到墨西哥的高长青很难习惯，但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他告诉记者：“生活中的不习惯都是小事，文化上的差异更让人难以适应。当时的管理我接受不了，一天中，要规定你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你不能随意改变。刚开始我以为是歧视，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是文化上的不同。”
　　在墨西哥，高长青抓住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用他的话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一台台心脏手术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同去的一些同胞并不理解，认为他是冲着钱才这样拼命的。
　　这些闲言碎语高长青并不理会，凭着自己对学术和技术的执着追求，他终于在墨西哥拿到了获取难度极大的外国行医执照。忆起这段往事，高长青感慨万千：“得到执照的几率特别小，有的学十几年也不一定能拿到它。如果没有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拥有高超手术技艺和响当当行医执照的高长青完全能够在国外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没有。
　　1996年冬天，寒风凛凛的北京，高长青携妻带子走下飞机，结束了他在墨西哥的留学生活。怀揣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高长青进入301医院郑重表达了自己的入伍志愿，从此开启了他在心胸微创领域向着医学科学制高点攀登的艰难征程。
　　
挑战常规的一次次创新
　　
　　作为心血管外科专家，他始终坚守着对病人的那份责任；作为学科领军人，他带领团队不断超越自我，追求着卓越。
　　20年间，高长青先后赴美国华盛顿心脏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克利夫兰心脏中心，澳大利亚阿尔弗莱德皇家医院，德国心脏中心开展了交流和研究工作。不同环境、不同地域的不同方法和技术，丰富了他的知识和经验，扩宽了他的视野。他说：“五花八门的知识，让我获益匪浅。”
　　美国心脏病研究先驱（巴克·波格尔Buckberg GD）在一部著作中提到一个观点：“心脏的交叉角度大概是60°”。在巴克·波格尔的启迪下，对于心脏的交叉角度高长青有了自己的假设。为了论证这个假设，他从心肌带角度做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用心脏张力曲线，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心脏的交叉角度是90°。并由此为基础，阐述了心肌带的解剖学新概念，进而改进了冠心病室壁瘤术式，降低了心脏手术的风险和死亡率。
　　如果说一次创新是一种胆识，那么不断创新，并不断创造奇迹，则是一种气魄。
　　1996年，在老年病人心脏组织脆弱、不易缝合、不易成型、感染多的复杂情况下，高长青成功开了中国首例高龄高职干部非体外循环在心脏跳动下进行手术的先河，改写了医院保健史上不能为高职首长实施心脏手术的历史。
　　国外医学界权威曾断言“多数东方人的乳内动脉血管不适合搭桥”。面对这个结论，高长青没有选择盲从于权威，而是向权威发起了挑战。经过潜心研究和大胆探索，在1997年4月1日，高长青主刀回国后的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并获得了成功，向世界庄严亮剑——中国人同样可以常规使用乳内动脉行冠脉搭桥。
　　之后的2001年，他首开中国konno手术先河，演绎了与死神较量的惊人壮举。患者是一个多重症状集于一身的9岁儿童，先天性主动脉瓣下狭窄、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动脉导管未闭，情况十分危急。高长青大胆提出了技术要求高、难度大、死亡率高、在世界上完成不过200例、在国内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konno手术。最终，他的勇气和对专业技能的精准把握，为一台高风险手术划上了完美的句号，高长青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回国至今，高长青已主刀完成5000余例心脏外科手术，其中机器人手术800余例，创下了我国微创心脏不停跳冠脉搭桥手术无手术死亡的记录，也创下了世界范围内一年实施全机器人不开胸心脏手术60例的最高记录。
　　因贡献突出，他先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科技新星”“科技银星”，荣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一次，先后获得“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英才”“中国十大创新英才”，2013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奖；2014年获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2015年获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的同时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称号。
　　提起这些荣誉，高长青这样认为：“荣誉只能证明过去。”当被问到他为何在国际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时，他回答：“可能是我运气好吧！”不喜欢润色，实实在在是高长青的个性。
　　“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有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甚至裹足不前，这样的想法一萌生就离栽跟头不远了。”他说，“况且在心脏病的研究和治疗上，全世界的进展并不乐观，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困难期。对于基础性慢病、结构性心脏病、冠心病开展的手术只是暂时缓解了病人的痛苦，并不是永久性的治疗。心脏移植是一种永久性的治疗方法，但排异反应却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研究者仍任重道远。”
　　直面困境，高长青选择了继续前行。对于未来，他并不乐于刻意规划，把握当下、做好眼前事，在他看来已足够。眼下，他正在室壁瘤模型建立和机器人搭桥技术的突破上下功夫。他告诉记者，在室壁瘤模型建立方面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机器人搭桥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有信心渡过难关。他期待着室壁瘤模型建立后的下一步——心脏移植技术的突破
　　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每一代人应该有每一代人的担当，只要工作一天，就要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