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玉芹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
　　—— 宋慈《洗冤录》
　　
　　　　　　
　　
　　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外科医生，却意外走进了神秘的法医行业。斗转星移、春去秋来，一转眼30余年便过去了。回首来时路，他不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医学人才，更是将法医病理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从大学延伸到复杂的死亡现场。无论是疑难、复杂案件的求助，还是全国瞩目的重案要案的会商，近万个形形色色的命案，无数个寻找正义的瞬间，他总是沉着、冷静，用智慧的目光、敏锐的嗅觉，透过形态各异的尸体变化、穿过显微的世界，抽丝剥茧、缜密搜寻，与逝者“对话”、让事实“开言”，虽然不曾亲手抓捕过犯罪分子，却堪称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
　　以“法”之名，以“医”之术。伸世间正义，让逝者安息。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法医病理学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院教授王振原。
　　

法医学证据的价值
　　“死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

　　前两年，一部反映法医工作和生活的偶像剧《法医秦明》风靡全国。在剧中，俊秀儒雅的年轻高冷法医能力强大，往往在案件山穷水尽的时候从死者身上易被忽视的线索入手，为侦破命案提供柳暗花明的重要线索。
　　这部网剧一经热播，使一向少人问津的法医行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好奇。为此，当记者把大众对于法医的关心热点抛给王振原并询问他的日常工作是否也像剧中描写的那样充满悬念和浪漫色彩时，他笑着摆手说道：“穿西装打领带出现场是影视作品中的艺术加工需要，真实的法医学工作可没有影视剧那么潇洒。法医的工作充满挑战，尤其是一线参与案件侦破的法医学工作者，要承受没有规律的生活状态及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半夜三更发了命案，一个电话你就得从被窝里出来，可能脸都顾不上洗，一忙起来就是‘白加黑’连轴转，有时吃顿热饭都成了奢望。他们还要面对侦查员急迫从法医技术人员那里获取重要信息的渴望，稍有大意，指错了方向，就将使案件陷入泥沼。你想想，这个过程如何浪漫？简直‘压力山大’！不过呢——”王振原顿了一下，话锋一转，“如果能够通过他们的细心工作，从现场勘验、尸体检验及病理学分析中发现重要的事实真相，就会为案件准确定性，为侦查指明方向，当犯罪嫌疑人最终被绳之以法时，法医人也会有一种满足和成就感，这大概就是这项工作的乐趣之一吧！”
　　“法医就是与尸体打交道的人”——这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头脑中对于法医工作者的印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死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王振原先开了个玩笑，接着就向记者科普起法医学科的几大主要分支：“以死亡案件中尸体检验为研究目标的专业分支称为法医病理学；以活体为鉴定对象，也就是人受伤或致残程度的评定，这个分支属于临床法医学；第三个主要分支是人体相关样本的生物学检测，比如血液、血痕、毛发、精斑、唾液等，我们称为法医生物学，过去也被称为法医物证学；第四个分支就是关于中毒案件的相关检验鉴定，被称为法医毒物学；第五个分支是涉及被疑为‘精神病’的相关鉴定，既有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受害者，对这些人做出精神、智力、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评估和鉴定，称为法医精神病学或司法精神病学。除此之外，伴随学科的不断细化，还衍生出了一些更为细微的分支，如法医人类学、法医齿科学、法医昆虫学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工作都围绕司法实践中的两大技术主题——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为案件审理提供证据。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医学属于一门严谨的证据科学。”　　
　　    王振原所从事的法医病理学专业正是法医学科中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领域，对体能、智力、逻辑分析能力要求极高。工作中既要参与现场的勘查，还要对尸体进行检验及病理组织学诊断等工作。通过分析死者的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和作案工具等，为刑事侦查人员划定侦查范围，协助分析案件过程，刻画犯罪嫌疑人特征，法医书写的鉴定报告也会成为日后案件审理的重要证据。
　　“我个人做法医，最初是因为偶然，后来却成为必然，从最初的一个职业渐渐变成献身一生的事业了。这么多年做下来，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份工作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建设还是案件当事人，都有重大的实际需求，作为一门严谨客观的自然科学，法医学鉴定人应具有良好的职业训练过程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王振原接着不忘又调侃了自己一句，“我当初从医学专业毕业之后没有去从事临床工作，从此，中国少了个好大夫，却多了个好法医”。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医并不容易，因为身上所担负的责任重大。王振原的老师胡炳蔚教授曾反复对他提及：“在案件调查、鉴定工作中，只要深入下去，定会有所发现！”一个在外界看起来很普通的死亡案件，其背后却可能隐藏着令人咋舌的秘密，而法医学工作者——正是那个挖掘背后真相的人之一。
　　王振原对记者讲述了最近发生在西北某县的一个案例。当地一个28岁的青年男子景某开着轿车载着他怀孕的妻子在国道上行驶，在一转弯处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车辆侧翻至路边的排水沟里。当地警方到达现场发现事故车辆部分受损，驾车者还在持续“抽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妻已经死亡。出现场警员分析，死者头部可能撞击在副驾驶位置的侧门玻璃上，致玻璃破碎，其头面部还可看见清晰的损伤。初看，这个案子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当地相关部门的法医对死者进行了尸体剖检，发现死者有颅脑损伤表现，认为本案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但案子在进一步调查中存在诸多疑点：根据现场及车辆损伤分析，车辆行驶速度并不快，为什么在视线良好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驾驶者身体并无明显外伤，为什么会抽搐不止，难道驾车者是癫痫发作造成事故？临床医生也无法给出答案。另据女方家属反映，该夫妻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此前景某在死者娘家居住时曾有“厨房煤气管无原因脱开”的“意外”，由此女方家属强烈质疑男方是故意杀人，伪造车祸。
　　对景某的怀疑随即由肇事改为可疑的凶杀案件侦查，但景某第二天从医院“清醒”后极力否认杀人。死者的死亡原因等问题持续困扰着警方，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两者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干系重大。为此，当地警方特意请来了王振原紧急进行再次鉴定。王振原带领的团队专业功底雄厚、办案经验丰富，经过数小时的二次尸检，他们有了新的发现！死者确实有车辆撞击造成的颅脑损伤，但损伤程度并不足以致命。对初次尸检未进行的脊髓腔也进行了剖开检验，没有发现颈髓损伤。尸检在死者的口唇粘膜面发现了挫伤，并且鼻唇沟外缘还有一处不易被察觉的表皮剥脱，结合第一次尸检的照片分析，死者的眼结膜及心、肺表面都有出血点，而这些改变是交通事故损伤不能解释的。
　　此时的王振原已经成竹在胸，连夜召集了所有参与侦破案件的民警，逐步对获取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解读，现场回答了警方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后给出死者的死因结论：造成该妊娠女子死亡的原因是堵捂口鼻造成的机械性窒息！颅脑损伤是死者死后不久因头部遭受撞击所致，因而也有部分生活反应存在。显然这是一起精心伪装成交通事故的凶杀案。警方连夜突审嫌疑人，第二天清晨，警方兴奋地告知已到达另一案件现场的王振原：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正是死者的丈夫，其交代的杀人过程与王振原分析的情况完全一致。原来，由于景某虽然已婚，却不喜欢妻子并有了外遇，离婚不成便起了杀人的念头，在其岳父家制造“燃气杀妻”失败之后便构思伪造车祸杀人的思路，在警方到达现场时使自己处于“抽搐”状态迷惑侦查人员与临床医生。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景某的“精妙布局”最终被识破，真相大白于天下。群众给当地公安机关送去了锦旗，案件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报，在媒体报道的描述中，王振原被称为“西安交通大学资深法医学专家”，对此他淡然一笑：“分内工作而已，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幕后英雄。”
　　

瞄准案发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医的工作成败，决定着案件的侦破走向。”

　　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出现，法医学科的技术手段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但国内外法医学工作者仍面临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其中确定命案发生的准确时间最为困难。
　　在暴力性死亡案件中，受害人通常经历受伤、伤后存活、死亡、死后经历时间直到尸体被发现等不同时间段。如果知道了死者的死亡时间，也就基本锁定了命案发生的时间。围绕命案的发生时间展开调查，可以有效缩小侦查的范围，锁定或排除犯罪嫌疑人到底有没有作案时间，显著提高办案效率，也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一个重要证据。
　　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一个学生曾经给王振原描述过一个真实案件，某地一个火车站的站长涉嫌杀妻，已确认此人准确的离家时间是早上8点钟，如果警方能够确定案件发生时间是在早上8点之前，那么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这位站长。如果确定案发时间在8点之后，就能够从嫌疑人名单中将这位站长排除掉。但是很遗憾，警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去确定命案的发生时间，却只能估算在7点到9点之间，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侦查的工作量和破案难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医的工作成败，决定着一个案件的侦破走向。这件事对于王振原的内心触动很大，也正是从那一刻起，让他下定了决心，向科技要警力，把推断死亡时间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然而，科研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推断死亡时间是数百年来一直摆在法医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难题，解决起来又谈何容易！
　　王振原介绍，在既往长期的法医学实践工作中，国内外同行通过对尸体现象的观察，如尸斑、尸冷、尸僵等死后变化规律推断死亡时间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与资料，但因方法粗糙，多停留在经验性判断，主观性因素较多；而对于晚期死亡时间的推断，则更加受限。多年以来，围绕死亡时间的推断，国内外法医学者们从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昆虫学、化学分析等方面做出了大量探索性的研究工作，但研究的指标相对单一且分散，其所反映出的时序性变化也主要局限于某个理想的环境条件或模型中，无法应用于复杂环境的命案现场。王振原举例说，在一个稳定环境下的尸体变化，推断死亡时间难度其实并不大，但在非稳态环境下，比如温度变化、湿度变化、风速变化、日照、雨淋、死者的穿着以及不同的死亡原因等，或是在水里的尸体，或是睡在电热毯上的尸体，或是在冰天雪地里的尸体，差异性太大了，所以，体内外环境因素的变化对推断死亡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即使到了21世纪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精确推断死亡时间仍然缺乏有效的实用方法，成为长期困扰法医学界的重大疑难课题。
　　在王振原看来，对命案发生时间进行准确推断的方法手段仍需不断扩张、更新和优化。综合利用现代生物医学及新的多学科分析手段、大数据分析等综合因素推断死亡时间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介绍说：“人体死亡以后，尸体的各个组织处于一个不断降解的过程，物质会产生不断地变化，那么检测物质的变化水平就可以来间接地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我的课题组目前采用了光谱与质谱检测及死亡微生物组学技术，借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已经收获了大量数据，并在国际主流法医学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是由我们中国的法医学者引领该方向的研究进展，我们任重而道远。”
　　

择已所长 为世所需
　　“如果你所做的工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才是好学生！”

　　在当代中国，法医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积极地汲取着来自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的知识，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于大成，正朝着一条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道路迈进。
　　王振原认为，中国的法医学事业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人才培养正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基础。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非常看重学生的分析、思维与创新能力，这在法医学的科研与实践工作中非常重要。他有一句培养研究生的名言，也是他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如果只是达到了我的预期，那只是个合格学生；如果所做的工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才是好学生！如今，王振原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们，包括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分布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地公安厅局以及设有法医学专业的部分高等院校，他们都已经成为该行业的骨干人才，如他的第一个博士生黄平便获得了2017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随着法制建设大环境的不断完善，国家对法医技术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王振原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够尽快地到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领域里去展示他们的才华，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同时也为中国法医专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振原对于学生们的关怀同样是出了名的。“我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朋友，从他们的职业生涯设计入手，按照他们性格、爱好、特长进行职业规划。首先在生活上尽量去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把主要时间和更多精力都投入在学习和研究中，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导师对研究生的基础支持。”
　　“每个学生的科研能力不同，但我希望在我的团队培养支持下，他们每个人都能有较大地提高，比如在独立思考、合作精神、与人交流以及发表学术论文等诸多方面。”王振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视野和见识，会提供很多参加各种会议交流和做报告的机会，让他们接受锻炼，还会动用自己的人脉积极联系去国外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勇敢地走出去。“去国外交流对于开拓眼界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国外的科研氛围，会让你的思维更加活跃。”多年前，王振原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正是在国外的那段时间，让他认识到了我国和先进国家在科研上的差距，也为自己的研究思路奠定了基础。
　　王振原经常告诫学生们，作为高水平法医学专业人才，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学科研究。多年来，他带领着团队以挖掘死亡背后的真相为目标，在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道路上越来越深入。2017年，他主持申报的死亡时间推断的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对此，王振原表示，正因为艰难，正因为挑战，做科研的人才更应该迎难而上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代人赶上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不负人民的期望，不负国家的重托，为法医学发展、为国家法制建设做出法医人应有的贡献。
　　
　　
专家简介：
　　
　　王振原，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医学博士。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4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以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42篇。主编、副主编、参编专著及教材25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5项。担任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