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 朋
　　

　　　　
　　与刘永坦交谈是很轻松的事。作为极少数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院士，他学识渊博、见识广阔，与人交流时，不管是科学研究、教书育人，还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都有说不完的话。而当话题转向毕生追逐的新体制雷达时，这位82岁的睿智老人更是仿若谈起最熟悉的老朋友，眼角眉梢都掩不住喜爱之情，话语中透露的坚定信念尤为令人心折。
　　

与新体制雷达“死磕到底”

　　刘永坦一辈子都在和新体制雷达“死磕”。
　　20世纪80年代，新体制雷达作为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成为世界各国的研发重点。我国在7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却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因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1981年的金秋，当刘永坦从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后回国，并萌发出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的宏愿时，周围人都劝他放弃，因为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
　　但任凭外界如何惋惜质疑，刘永坦仍不改初衷。只因他清楚，雷达从诞生起就显示出巨大的军事价值，与导弹、原子弹一起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新武器，而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要对新体制雷达提出了需求，我国必须“跟上潮流”，及时投入研究。
　　1982年初春，哈尔滨的积雪尚未融化，刘永坦已经坐上去北京的绿皮火车。路上，他反复思索如何详实地介绍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从而说服相关部门组织科技力量攻关。至于自己未卜的前途，他却无暇分心去想了。
　　幸运的是，经过多次争取，1983年夏，他做的长达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被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评审通过，进而开始了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
　　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团队掌握了新体制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甚至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在1986年7月的成果鉴定会上，50多位专家经审查、决议之后一致认为：“由于主要关键技术已经突破，证明原定方案是可行的，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证明了自己关于新体制雷达理论的可行性，但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再一次出发，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
　　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建成。
　　1990年4月，雷达站首次完成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
　　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雷达强军的“自我修养”

　　但刘永坦觉得还远远不够。他认为，如果这些成果不能真正应用，就像是一把宝剑没有开刃，好看却不中用，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为了国家的需要，刘永坦决定勇往直前，继续深入研究。他知道，这一次可能不止8年。
　　而令他“意外”的是，在得知他的决定之后，团队成员竟然没有一个人投出反对票。任何一支团队都有着自己的精神。这支团队从最早期只有6个人发展至今，一直深受刘永坦的影响，纵然面临困难，也能全力以赴、毫不退缩，就这样在祖国北疆凝聚了一支雷达强军。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还是首次。经过10余年的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于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专注才能专业。刘永坦一生都扑在了新体制雷达上，使我国在该领域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到领先的蜕变，演绎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新体制雷达发展史。作为我国著名的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奠基人、对海远程预警技术跨越发展的引领者，他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又荣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可以说将我国科技界的无上荣誉都收入囊中。
　　但这些光环下的刘永坦，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才做成了点儿事，且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也是绝对无法做到的”。对他来说，新体制雷达是一辈子的梦想，能够将梦想转化为现实，就已经是给他的最大奖励。即便看不到滚滚硝烟，听不到震天锣鼓，他对雷达事业也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今时今日，他仍工作在教学、科研的一线，孜孜不倦地为我国对海探测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谋划布局，继续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