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群（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640)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扩张加快，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受到重视。在海外直接投资谈判过程中，控制权是对目标企业投资时，组织架构以及以后公司治理最为关键部分。以往的研究把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然而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对目标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并不一致，而海外直接投资等行动关键在于控制权。因此本文集中以交易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资源基础观的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梳理并综述, 并指出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理论框架。
　　关键词：控制权获取 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 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 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 ，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 &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 ,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 &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omes-Cassere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 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 Teng (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 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i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 & Gray,1994；Pfeffer & 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 &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 &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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