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　王德通

　　
　　
　　人类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演化的？我们的祖先是怎样一路高歌猛进，创造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的？这些问题玄妙深广，而我们所熟知的农业时代至今只有1万余年。在这之前的几百万年，则是占据人类历史99%以上的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充满令人臆想的神秘色彩，有混沌初开的蛮荒，有人性乍现的智慧，还有一种来自大自然底层匮乏却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是这些塑造着人类的历史。比起研究后世历史，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过程的专家并不多，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高星研究员是其中之一，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高星至今仍为他喜爱的考古学奋斗着，每每聊起考古时，他的脸上都会不由得泛起笑容，说话的兴致也一下高涨了起来。高星说：“尽管旧石器时代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但是借助科学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器中挖掘出大量的信息，当我们把这些信息归纳汇总之后，一个百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向着远方决然挺进的壮丽画面便会映入眼帘。”
　　
“阴差阳错”入考古
一波三折定方向
　　高星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文学家，当年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的高考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农村生活的高星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要为社会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然而阴差阳错，造化弄人，高星确实考进了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但却不是中文系，而是考古专业。原来由于当时考古属于冷门专业，而国家有政策要照顾这些学科，因此，已达到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是在志愿书栏目里选择了服从分配的高星就被分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与中文系失之交臂的高星回想起当时说：“那时的年轻人，都有一股子热血，想着有番作为、做番大事，要改造世界，造福人类，都是往前走；而考古却是向后看，学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年少的他并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
　　虽然考古是被动之选，但从小就是乖孩子、好学生的高星要求自己任何课程都要学好，争取好的名次，所以到大学也是带着这种习惯，很用功地学习考古知识，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即使不是很喜欢，但也要认真学”，这就是高星的学习态度。好成绩和老师的喜爱，慢慢让高星开始喜欢上了考古学，但是他也没有放弃文学梦，课余时间都会旁听中文系的课程，阅读很多文学书籍，并且决心要在考研时，考入中文系，继续自己的文学梦。不过高星终究与中文系无缘，因为大三时，考古系野外实习，一年里到有半年不在学校，中文系的课程根本无法坚持，高星明白，自己在中文系亏欠的课程太多，无法与其他考生竞争中文系研究生，于是，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
　　在考古领域的诸多专业方向中，高星更喜欢旧石器研究，在他看来，旧石器考古涉及人类起源演化的最早阶段，里面有很多未解之谜，高星喜欢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专业，可以满足自己天马行空的探索和创作，而且旧石器研究的手段、探索的方法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高星的重心开始向旧石器考古倾斜。经过紧张复习备考，高星终因成绩优异，挤进了这扇大门。
　　
步入研究识趣味
出国留学见天地
　　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开始接触到更广阔的领域，接触到有关人类起源的问题，旧石器考古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们研究所有很强的研究背景，研究人类发源地、探索人类演化、发掘周口店遗址等与古人类学有关的研究都是这个研究所主持的。这是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和国家队”，高星骄傲地说。这时候的他对旧石器考古越来越喜欢了。那时候的他经常跟着导师到野外工作，去发掘、寻找化石、石器标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资料在他的眼前和脑海中呈现，想解开这些谜团的欲望也越来越大。
　　1989年，我国古人类学界迎来了一次国际会议，刚刚取得硕士学位不久的高星，在这次会议上眼界大开。“那次会议来了很多国际大腕，通过他们的报告和私下里接触，我才发现，当时国内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差别很大，感觉不在一个平面上，甚至无法找到对话交流的语言。”高星说。当时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只着重发现遗址，并对发现物品进行形态描述与分类，只为研究而研究；而西方则着重深入研究遗存中反映的人类行为、自然环境，真正去探索人类起源演化的深层次细节，甚至探索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和现代社会是有联接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研究视野。
　　“我想我之后的研究应该更多在‘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变得直立行走’‘为什么我们这支人类走到现在而不是其他人类’，而不是局限于遗址出土了什么标本，这些标本的形态、类型、大小、数量。”在那次国际会议交流之后，高星暗下决心一定要去西方学习，向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习，取长补短。1990年—1992年期间，高星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工作一年半，因此获得美国科学院资助的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于是1992年秋天，他背起行囊，告别妻儿，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先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1993年秋成绩优异的他转入留学生身份，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年底，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夙愿，也开始书写他学术生涯新的华彩篇章。当时恰逢中国科学院为延揽滞留海外的优秀人才回国工作，启动“引进海外杰出人才计划”（即百人计划），他经过申报、答辩，如愿入选。  
　　
不忘初心回祖国
引领研究探起源
　　2000年5月，高星学成归国。那时的他有很多的想法，迫切地希望把西方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的相关研究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一个团队来提高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田野技术和研究水平。心怀壮志的高星带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野外调查、发掘与发掘。
　　2000年—2004年期间，高星主持重庆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与研究，并参与相关遗产保护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发掘出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文化遗存，最终完成了重庆库区多处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材料整理任务，获得项目委托单位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也为研究所争取到大笔项目资金，保持乃至扩大了研究所在考古界的声誉和影响力。
　　但高星并不满足这样的工作，他需要更理想的遗址和材料来实现自己深化研究、培育队伍、实现与西方学术接轨、树立新时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标杆的目标。2003年—2007年期间，高星带领初具雏形的团队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联合包括诸多高校和文博考古研究机构的青年才俊组成水洞沟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遗址第2、7、8、9、12地点开展了连续、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1923年就被发现的水洞沟遗址非常重要。这里发现了中国本土很少见但在西方常见的石器技术与组合，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这些材料是本土起源还是从西方来的，如果是西方来的，到底是哪里来的？当时现代人起源的争论开始热起来，如果这个地方的材料是外来的，那么是不是走出非洲的人就是这批人，他们取代了本土人类？基于以上问题高星带领团队开始了精细的发掘，把不同层位、不同年代的信息提取出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组合和发展变化。高星和团队对石制品进行了热处理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得到了当时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大量信息，包括目前国内最早的对石器原料做热处理、用石器加工植物食材的证据。另外，他们在第12地点发现了距今1.1万年左右的细石器，还有少量的磨制石器和精美的骨器，增加了水洞沟文化序列的一个新的环节，还发现了一些石块属于“石煮法”的遗存，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
　　2009年高星及时抓住周口店遗址落实保护规划、制订重点部位加固保护方案的契机，带领课题组开展了对这处重要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取得重要收获。考古队在石器功能研究方面，发现北京猿人制作形态有分化、功能有专攻的工具，证明了北京人是远比我们想象得更聪明的直立人的一个群体；通过铝、铍宇宙射线能力衰变测量方法，确认北京猿人在周口店乃至华北的生存时间；对山顶洞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引入DNA分析团队与技术，开展对田园洞人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遗址中挖掘出的人骨携带着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该项研究从分子生物学角度辨识出了现代亚洲人群直接祖先群体中的一个成员，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研究突破。
　　学无止境。2011年，高星组织团队开始对西藏地区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科考。队员们八上高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尼阿底遗址”并取得广受关注的研究成果。尼阿底遗址是西藏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生存证据。“这次的考察成果来之不易。”高星告诉记者。高寒缺氧，资源稀缺，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夏天工作都要穿着羽绒服，到晚上更是因为寒冷和缺氧难以入睡。先后有三位队员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无奈中途撤离。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团队都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高星知道这次的科考意义非凡，涉及人类最早是何时扩散到高原腹地的，早期人群来自哪里，他们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等重大问题。如果能把这些谜团破解，将会弥补人类史的一大块空白，并对现代人类如何适应极端环境提供启示。
　　在技术层面上，这项研究的最大挑战是年代测定，由于没有发现动物化石和木炭等便于测年的样品，课题组在埋藏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砂开展光释光测年，经过三年的多次取样、现场信号检测测量、多个实验室对比测试和分析校对获得三组相互支持、可信的年代数据，最终将古人类生存的年代测定为4万～3万年前。该项研究还结合了古环境信息和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指出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期处于末次冰期的间冰阶，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为人类的迁徙和生存提供了环境和生态基础。项目最终于2018年11月30日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上以论文（《青藏高原人类最早的生存证据》）的形式向世人公布，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肯定和媒体的争相报道。
　　关于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高星以旧石器考古学视角提供了新的观点和活力。他系统归纳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演变过程与特点，认为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文化及其反映的古人群生存演化是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虽然有手斧、勒瓦娄哇技术、石叶等“西方元素”间或出现在不同地区，但都逐渐消失或被融入本地传统文化中，这为东亚人群“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高星还指出，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光释光技术的发展，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古人类化石地点被测定在距今10万—5万年之间，说明分子生物学家提出的本地区人类演化的这个空白时段并不存在；古环境分析也不支持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假设。
　　
团建教学两不误
弥补未知诚可期
　　作为学科带头人，高星一直把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团队视为己任。目前，该团队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一是石器技术分析，二是工具功能分析，三是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了发展这些分支领域，推动旧石器考古学科发展，高星于10多年前在中科院古脊椎所推动筹建了人类演化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成为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星的主持下，该研究所还引进了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和古DNA分析团队，使已有的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队的角色。他还推动成立了亚洲旧石器时代考古联合会和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使中国乃至亚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界有了更好的交流互动的平台。
　　作为老师，高星对学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硕士期间，他要求学生抓问题、抓遗址、抓材料，从基本的发掘、整理材料做起，直到写出报告、形成自己一定的认识。这是基本功的培育。在博士期间，他则要求做专题，做新颖、深入、前沿、有理论含量的研究。在学生刚进来时，他都会细心地询问学生对于考古的哪个分支更感兴趣，帮助他们找到方向。高星认为作为老师一定要有责任感，并且教学相长很重要。高星说：“现在这个年代跟我们当时不一样了，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可以更快、更多地接收到各种需要的资讯。年轻的学生们在这个时代成长，有很多新的思想和手段，我们老一辈反而应该多与他们交流、互动。”
　　今后高星希望在团队和学生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当下有为，未来可期，关于人类的谜题正等着高星和他的更多同行者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