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大夫是自己，最好的疗法是自愈，最好的药物是走路，最好的补品是坚韧。”这4个“最好”是赵鹏大总结了几十年的心得。也因为这样，不论坐着还是站着，他总习惯将腰背挺直，走起路来更是比年轻人还要端正，大步快行、昂首挺胸，半点儿不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特别是80岁生日过后，他开始称呼自己为“80后”，玩微博、聊微信，分享的内容从新闻赛事、科技创新成果到工作足迹、生活心得，赶着潮流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尝鲜者。
　　在微博的简介中，他以“探矿人、教书匠”自居，6个字不多但胜在去繁存简，不提国际数学地质最高奖——克伦宾奖章亚洲第一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响当当的名头，从本质上来讲，探矿、教书的确是赵鹏大琢磨了大半辈子并且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要做平凡人，但把事做得不平凡
　　“成就感”在赵鹏大的人生字典里，出现的频率很高。在他看来，这种情感不在于人必须做大事时才能获得，而是要身为平凡人把事情做得出彩。他说，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感主要源于一个决定，那就是坚定地选择了地质工作方向。
　　赵鹏大一出生便开始跟随着家人流亡。他生在1931年的沈阳，取名鹏大，寓意鲲鹏展翅、自由翱翔，然而几个月后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我们举家逃难入关，到河南开封才算安定下来，家庭生计靠父亲代写文书维持。1937年，我在开封市双龙巷街小学上一年级，有一次日机来袭，我们跟着老师匆忙跑到沙坑里躲避，同学们都受到了惊吓。”那是赵鹏大第一次直面战争的威胁，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为了躲避战火，他们全家再次流亡，从湖北武汉到四川自贡，赵鹏大读过的小学也在一所一所增加，缪沟井小学、宝善小学、蜀光小学、东新寺小学……但所幸学业一直没有耽误。回忆起来，他感谢父母在动荡的岁月里依然让他坚持读书，也感谢那位第一次带他参观煤矿的启蒙老师，让他对地质学有了懵懂的好奇。“在四川威远县的时候，父亲找到了新工作，我就到县里的铺子湾小学上学，也是在那里读完了小学。记得当时，有老师组织我们下煤矿参观，讲解这种‘地下宝藏’的形成，我还很奇怪地下能有如此多的煤炭。”
　　首次近距离接触地下煤矿为赵鹏大成长为地质学家埋下伏笔，之后真正吸引他关注地质矿藏、选择地质勘探还是中学时期的进一步了解。“听老师说地质学家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发现地下哪里有矿，用什么方法算出矿量来？”赵鹏大回忆说，他那时在东北中山中学、锦州中学、天津河东中学辗转，除了在课堂上充实了自己的知识以外，最宝贵的是收获到了让他受益终身的良好习惯。譬如，在东北中山中学，因为半军事化的生活，赵鹏大和几十个人合住一间大寝室，每天都要将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听指令吃饭、上课，这让他养成了整齐有序、严格守时、行动敏捷等习惯。即使如今近90岁，很多事他还是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别人。此外，因为当时给他们授课的很多老师都是从北方逃难过来的大学教授，所以在赵鹏大看来，他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培养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对他而言，这些不管是以后做科研还是当校长，都格外有意义。
　　1948年高中毕业时，赵鹏大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学习地质。那一年高考，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系只录取了8个人，其中就有赵鹏大。比起考学的难度，赵鹏大说，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说服家人的过程。“那时候搞地质研究的人还不多，外行人一听不知道是要干嘛。祖父听后，直接说了‘那是风水先生干的事，没前途’。”为了不让赵鹏大成为“风水先生”，家里人挨个儿劝，但最终都没敌过他报考的决心。之后，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了4年，夯实了地质科学的知识基础，适应了野外的艰苦生活环境，同时还见证了新、旧中国的交替。
　　2017年，赵鹏大在“院士回母校”活动中，面对年轻的北大学子十分动容，他说自己4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圆了他的“地质梦”，还让他有了很多其他收获。在天安门前，他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时刻；在学校科学、进步、民主等思想的熏陶下，他奠定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进步的道路上，他和同学热衷科普，把读书、写作变成了一种终生习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写了很多小科普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电台上，也因为写得多了、读得多了，读写能力也就提高了。加上要写东西，需要知识储备，所以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三年级、四年级的地质课程都学完了……”除了读书，他还在名师云集的北大接受了良好科学思维与方法的训练，而正是这些，使赵鹏大终身受益。
　　
向数学要矿，地质人一定要到“野外”去
　　“机会”很快就来了。1952年赵鹏大毕业了，正赶上国家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成立了很多个专业性强的单科高等院校，而他服从组织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在院校内待了不到两年，为了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做到更好地沟通、学习，他又被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上午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学习语法，下午练习听说读写，老师组织一对一对话。这样学了大概半年左右，就让我回北京参加留苏考试，通过后就公派到苏联去留学。”
　　赵鹏大记得，1954年，他被安排去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矿产普查与探勘教研室做研究生，有机会用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待国内矿产研究发展，也了解到地质科学的“冷门”处境。彼时，即使是专业的地质勘探人员，找矿也大都凭经验，这让国内地质科学被外界称为“最不科学的科学”。出于对学科发展的考虑，赵鹏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定量地质学”的研究方向，师从著名地质学家雅克仁教授，尝试将数学方法引入地质勘探，以定量化标准让学科科学、客观起来。也是在留苏期间，他第一次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确定了样品分析外检数据系统误差，为数学方法在地质领域的应用小试牛刀。
　　除了忙着汲取知识、深化研究，赵鹏大在留学那段时间还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当时的苏联地质部部长安特罗波夫亲自会见他，表达了对中国地质发展看好的同时，还委托他翻译一本李四光先生的最新著作。庞大的翻译量让赵鹏大有些许顾虑，答应势必意味着要耽误学业、延期毕业，于是他决定先向大使馆请示再做决定。
　　“不管延期与否，务必要把李四光学说介绍给苏联读者”，得到大使馆的首肯后，赵鹏大与同学钱祥麟一道利用课余时间将李四光15万字的《旋卷构造及其与中国西北大地构造复合问题》专著翻译成俄语，并在苏联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当听说国家公派一个留学生出国一年的费用相当于800个农民辛勤劳动的贡献后，他倍感责任重大，每每挑灯夜战，学习到凌晨3点才休息。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量，成效自然是立竿见影，赵鹏大最终没有延长他的学习期限，在3年内按时完成学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8年，赵鹏大学成归国，回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两年后，28岁的赵鹏大晋升为副教授，并在中国首次招收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研究生；1963年—1966年，赵鹏大利用他在苏联学习到的数学地质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矿床勘探过程数学模拟，用二项分布模拟个旧锡矿卡房矿区复杂条状矿体勘探过程及钻孔见矿率……他那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膑骨软化症，这种慢性病症一旦发作让人疼痛难忍。但赵鹏大早已把留苏期间导师雅克仁教授的一句话牢牢地印在心里，那就是“作为一个好的矿床地质工作者，至少要跑500个矿床”。让他安心养病，不跑野外，他作为一个地质人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搞地质工作就是要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夏季是野外实践教学的黄金时期，赵鹏大自然不能错过，他忍着病痛，领着研究生奔赴素有“亚洲锡都”之称的云南个旧锡矿区进行考察实习。他给学生们讲解矿床的特性和矿体变化特征，还经常换上工作服、带好安全帽，带领学生下井，对于勘探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仔细分析，事后还鼓励学生们提问、讨论，积极模拟复杂矿体的勘探过程等，为数学方法在我国地质勘探领域的应用开了先例。
　　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赵鹏大的研究步入一个更深入的阶段，与此相伴而生的还有我国地质学发展的突飞猛进。在1974年的安徽马鞍山，以赵鹏大为首的专业团队利用数理统计中的方差分析，帮助勘探队科学合理地确定了最低可取的钻孔岩芯采取率，避免了大量的钻孔浪费，为国内地质勘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为地质学的成熟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次年在安徽宁芜矿区，他们又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开展了成矿预测的实践研究，第一次在我国把数学模型、方法用来进行矿产资源定量预测，减少了找矿的盲目性，大大加强了矿业开发的精准性。
　　出于对数学方法、地质勘探紧密结合和长远发展的考量，20世纪80年代，赵鹏大总结实践经验开始在地质学体系的完善、丰富上下工夫。他提出了“地质异常”“非传统矿产资源”等概念，一改传统的区域构造成矿带划分方法，从定量求异的角度总结了我国主要成矿带的分布规律，并于1978年首次给学生开设“数学地质”“地质勘探中的统计分析”“矿床统计预测”等课程。此外，赵鹏大还在“矿床统计预测”的理论准则和方法体系基础上，进行教材和专著的编写，由他执笔的《宁芜地区铁矿床统计预测》《矿床统计预测》作为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原地矿部优秀教材奖。后来，他在《试论地质体数学特征》一文中，首次论述了“地质体数学特征”的内容和方法，也因此受邀出席了1982年在意大利卢卡市依尔恰科召开的国际数学地质学术会，成为当年参会并进行会议报告的唯一中国代表。
　　那段时间，作为“数学地质”学术带头人，赵鹏大主持完成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攻关项目，于1986年、1990年获原地矿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等殊荣。他提出的集“理论找矿、综合找矿、立体找矿、定量找矿”为一体的找矿新思路，更是在矿产勘查难度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利用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为地质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于是，“赵鹏大”这个中国地质工作者的名字渐渐响亮起来，从国内到国外……
　　1992年8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数学地质协会经过广泛提名和评审投票,决定将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授予一位中国地质学家，那就是赵鹏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该奖项自1968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亚洲人。当时，协会主席McCommon博士在颁奖词中讲到：“由于在数学地质领域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带头人的长期经历，对数学地质的杰出贡献，他荣获克伦宾奖当之无愧。”
　　
规矩是一个圈，他没在圈内，也没在圈外
　　研究者、带头人、教育者，在赵鹏大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他不拘泥于已有的一些学术束缚。学识渊博、基础厚实，善于融合形成自己的新思维。”地质大学教授任建新这样评价赵鹏大。
　　做科研，赵鹏大敢想敢做，用实打实的成果赢得了国家“七五”攻关重大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引导国内数学地质学科发展，在国际上还担任过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等，促进了我国与相关国家、机构建立起学术上的广泛联系。
　　身为教育者，他是别人口中的老校长，从1983年担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现中国地质大学），到2005年卸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22年来尽心尽力、精益求精。“22年差不多是我们这所学校三分之一的历史了。我可以说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一直勤勤恳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地质教育尽了应尽的努力。能把我的身心奉献给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大的发展，这也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之首。”
　　“要有成就感，是说凡事做到只有少于5%的人可以做到的程度，也就是说，把事情做到前5%的优度，不论大事、要事、稀事、小事”。在任职校长的几十年里，面对高强度的工作量，赵鹏大是少有的将教学科研与行政管理“双肩挑”的人，白天工作，晚上“开夜车”读写文章，每逢寒暑假期还要带学生去野外考察。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曾劝他“忙不过来就别带研究生了”，赵鹏大则表示“不让我招研究生，我就不当校长了”。在他看来，自己必须在科研教学第一线才能亲身体会到老师想什么、学生想什么、需要什么、该怎么发展。
　　早在成为学校“一把手”的第二天，赵鹏大就召开了全校大会，当着所有师生的面言明了3条“不怕”。“第一，我不怕告状，你认为我哪里做得不好、不对可以提，甚至往上告、去哪告都可以；第二，我不怕以势压人，不能办、不该办的事，多少人签名申请都没用，非办不可的事，一个人都不签名，我照样办；第三，我不怕丢‘乌纱帽’，校长可以随时不干，但干一天就做好一天的事。”
　　耿直的个性、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让赵鹏大遇到的麻烦不少，但同样，不谋私、不滥用权力、不搞小圈子也让这位校长的办事效率及在师生间的信任度迅速提升。
　　他倡导地质教育因改革而发展，因创新而提高，因基深而普适，因前沿而先进，因急需而重要。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期间，考虑到学科发展的延展性，赵鹏大较早地建立了计算机、经济管理、应用化学、外语等非地学或地学延伸专业，为多学科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因此，在1987年全国单科性学院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大潮流中，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挂牌，采取北京、武汉两地办学模式，将建设“现代型、开放型、国际型”大学作为发展目标。“‘一流大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的认识是：‘五项全能’的大学包括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传承文化、引领时尚；要具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理念，以开发和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知识、转化知识的自主精神和动手能力为首要任务；具有国际视野，在某一两个重点专业学科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或先进地位，学术成果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赵鹏大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建设强势学科、培养复合型和拔尖人才是赵鹏大一直以来极为重视的，他为此争取世界银行贷款，积极引进现代化实验设备，建立了有多种先进性仪器设备的岩矿测试中心，增强了学校的硬件办学实力。1988年，以赵鹏大为学科带头人的中国地质大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这也为他进一步加大优势学科建设，创新教育思想、方法和教学内容提供了保障。
　　之后，赵鹏大带领中国地质大学不断迈上新台阶，不仅率先在全国成立研究生院，为日后博硕士点建设和学科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还使学校成为湖北省第1所、全国第5所“211工程”院校，帮助学校整体发展抢占先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创办多种地学学术期刊，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以各种形式强化学术成果的交流，扩大院校的学术影响力；在地质工作处于低迷时期时，他坚持学校不改名、不合并，坚持以地学为主各学科协调发展，为保持地质大学的学科优势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最早与美国艾达荷大学、澳大利亚马奎尔大学、韩国忠南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国立地质勘探大学、圣彼得堡矿业大学等校建立合作联系和学术交流，特别是与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本科生的合作机制并长期坚持实施，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初衷；研学产结合被视作综合性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为此，赵鹏大领导学校管理层努力推进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并使研究成果产业化，建立了科技服务公司和各种地质新产品公司及特色石材开发等外联窗口，促进了学校向社会化、开放型发展……
　　眼看着学校发展得越来越好，赵鹏大自觉任职校长多年，萌生了几分“退位让贤”的想法。自1994年起担任大学总校校长至2005年卸任的11年间，他几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得到的答复均是“找不到一个对武汉、北京两边都熟悉、又能被两边接受的人接替你”。于是赵鹏大服从上级安排，安心抓学科、学风建设，抓教学、人才培养，还总结了从事地质教育和担任校长的经验、认识和体会，编写和出版了《高等地质教育理论与实践》《高等地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两本专著，相关教育研究成果“地学类创新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获得了2005年度国家级教育学成果奖二等奖。
　　也是在2005年，赵鹏大正式卸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次年，IET基金会北大方正经评选，为他颁发了“大学校长奖”。他感慨说：“这一民间奖项，为我22年的校长生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纵然岁月不居，但总有人正年轻
　　虽然不做校长了，但赵鹏大的科研、教学工作不会停下来。2011年12月28日，他在个人微博中写道：“盘点2011年，总计出差外地21次共99天，与往年大体相似。”
　　分享工作和生活，在新媒体刚刚兴起的那段时间成了赵鹏大的常态，而微博是他与师生互动的最直接平台。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校长，有什么学术上的疑惑、在校生活的问题也总会找这位“校长网友”交流一番，诸如专业方向的报考、新校区建设、学籍档案之类。作为“80”后的赵鹏大也十分乐意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关注人才成长，为国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就在2011年的5月25日，赵鹏大八十华诞暨从事地质工作六十周年庆祝大会在中国地质大学举行。在答谢词中，他激动地表示：“千言万语归结为两个字：‘感谢’。感谢祖国，感谢我们的党和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老师和同事，我的成绩与他们以及科研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感谢家人和亲人，他们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在困难时期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感谢中国地质大学，虽然我为学校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但更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了我……”在他看来，自己多年的成就与外界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更要将这种“帮扶”传承下去，宣布设立“赵鹏大奖学金”，并当场为3位学子每人颁发5000元。该奖学金由赵鹏大携弟子共同出资110万元，是国内以院士命名的奖学金中数额最大的，用于资助该校地质勘探、数学地质、资源产业经济等学科的博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
　　除了对学生的关心，赵鹏大也没有忘记奋战在一线的学生工作干部。2017年，他又捐资50万元设立“永芳基金”，用于奖励学校优秀学生工作干部。这一举动包含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也是他对已故妻子赵永芳老师的怀念。“这个基金的诞生为缅怀永芳，和她毕生为之尽心尽力的学生工作及贡献，是对她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纪念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的不平凡的事……”在“永芳基金”的捐赠仪式上，赵鹏大饱含深情地讲述着，并对学生干部潜心育人、扎实工作寄予希望。
　　一直以来，他注重育人理念、方式的创新，关注人才的成长和毕业生的就业走向等，执教50余年指导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直系”学生达200余人。“我之所以能培养如此多的博士，客观上有4个原因：一是我招博士生较早，从1984年获得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科的博士授予权，1986年获数学地质学科授予权算起；二是我一开始就获准在两个专业招收博士生，在20世纪80年代，可以招收两个专业博士生的导师还比较少；三是我的学校在京、汉两地办学，我也在两地招生，而且两边的科研团队都可以协助我的培养工作；四是因为我们自主设置了‘资源产业经济’专业招生，扩大了博士生生源。”多重优势让赵鹏大为培养高水平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他获得“成就感”的一大源泉。
　　在教育的方法创新层面，他任校长期间就较早地按“因材施教”理念开创地球科学实验班，培养优秀拔尖人才，还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双学位制，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出培养“五强”人才，保障了教学质量的同时满足了社会需求，让数以万计的不同专业学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为祖国做贡献。他提出研究生培养“五部曲”，即择料、定向、选题、助长、成材，倡导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立足研究的前沿性、实用性、可行性，扬其特长，培养凝炼聚焦能力，鼓励、支持、协助“去木”，由“材”变“才”。“几十年来本科生毕业了数十万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走到哪里他们都认得我，说毕业证上盖有我的印，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赵鹏大把大半生奉献给科研、教育事业，远跖穷发之北，发现矿藏之美，书写下中国地质春秋的璀璨华篇。也正是这段不平凡的历程，让他直面人世浮沉，深有领悟：“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人生的乐趣在于发现，人生的阅历在于实践，人生的品味在于磨练。”科
　　
专家简介：　　
　　赵鹏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会长、矿产勘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作为中国数学地质、矿产普查与勘探的学科带头人，他开辟了“矿床统计预测”新的学科方向，建立了中国的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理论及方法体系，提出了“地质异常”“地质体数学特征”“三联式”定量成矿预测、非传统矿产资源研究的新概念、新内容及研究方法，并在这些学科的发展前沿上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他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长达22年，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率先开设“数学地质”和“矿床统计预测”等课程，并凭借卓越的学科与教育等方面的贡献，成为获得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的亚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