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密，不负山青水绿。
　　——中药生态农业宣言
　　

　　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双喜临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要求中医药人“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同年，屠呦呦研究员因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进一步提升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习总书记让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了只要真正能对人类有贡献，就会获得社会的认可，这都是对我们这些‘科技农民’最大的鼓舞。”说到这里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主任、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负责人郭兰萍研究员笑了，“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让中国90%以上的中药材实现生态种植，让中药生态农业成为全世界的生态农业典范。”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药材是中医药的物质基础，中药材质量是保障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在过去，中药材大多依靠野外采集。1996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为234亿元，那时野生的药材基本可以满足需要。但是，现在中药工业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左右，完全靠野生已是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中药栽培，可以缓解中药材可持续供应的压力，更是对野生药材资源的最好保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中药材栽培面积不断增长，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2019年的7000万亩以上，中药农业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取得了超越数千年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栽培经验，中药农业模仿作物农业，盲目追求产量，在生产中大肥大水、大量使用农药，甚至盲目使用膨大剂等生长调节剂，不但药材质量和安全无法保障，也为产地生态环境及土壤可持续利用带来极大的挑战。
　　草木有本心，生态出良药。当年，导师黄璐琦研究员（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敏感地意识到生态学在中药资源领域的巨大需求，他不但给当时还在读博士的郭兰萍指明了中药资源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亲自领着她去中国林业科学院拜生态学前辈蒋有绪院士为师，还亲自与郭兰萍一起撰文，在业内首次提出了“中药资源生态学”的概念，并指导郭兰萍开始了中药资源生态学研究及中药生态农业的探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随后的近20年，围绕着栽培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问题，郭兰萍在黄璐琦的指导和支持下，带领着更年轻的团队，把“3S”技术引入到现代中药材的种植栽培过程中，在国内最早实现了基于质量的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区划，探索开展了中药材精细农业栽培、菌根栽培等研究，提出了道地药材形成的“逆境效应”，并在国内最早倡导与开展了中药生态种植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她以自己的导师为榜样，在实验室内埋首科研的同时，长期摸爬滚打在山间林下、田间地头。期间，中药资源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中药生态农业逐步成为中药资源生态学的重要内容，中药生态农业已然成为全球生态农业中最富有活力和前景的新领域。
　　在2018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中药资源大会上，郭兰萍提出了“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密，不负山青水绿”的中药生态农业宣言。该宣言不但用言简意赅的句子描述了生态农业的核心特征及目标，还指明了未来中药生态农业的前进路径和愿景。
　　同年，由郭兰萍研究员牵头的团队获批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这是继2012年黄璐琦获得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创新团队”后，我国中药资源领域的第二个创新团队。
　　
宣言指导实践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走上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的化学农业之路。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中药农业，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以化学农业为特征的现代作物农业的生产模式。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中药农业面临着作物农业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中药材生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且多为多年生的宿根植物，同一药用植物重茬连作，会导致中药材发病率剧增，品质下降。而目前已实现人工栽培的药用植物，95%以上具有连作障碍，为克服连作障碍造成土壤养分失衡及病虫害频发。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农残及重金属的积累，进而使得中药材的农残和重金属含量超标，不仅关系到用药安全，还造成了中药材栽培立地条件及土壤的破坏与污染。
　　在长期对中药材栽培立地条件及土壤的研究中，郭兰萍清楚地认识到，化学农业的模式在中药农业中行不通。中药农业具有完全不同于常规作物农业的特点，在生态种植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她提出“中药生态农业”这一概念，即应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以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为指标，结合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因地制宜地设计、布局、生产和管理中药农业生产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从发展趋势看，生态农业是中药农业的必由之路。
　　从目前我国中药材种植领域的现状来看，理论和技术相对落后，生态学和系统学意识不强，经营管理较为粗放，重产量而轻质量。一些药农为了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生长调节剂的现象较普遍，不仅破坏了中药农业系统，而且造成中药材质量和安全下降，影响中药质量和临床疗效的同时，也有损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声誉。
　　例如中医里常用来泻下的大黄，野生生长需5～10年甚至更长，而人工种植过程中，将在高海拔山坡草甸生长的大黄种植到大田中，并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大黄虽然生长迅速，个头大、产量高，不到年限在产量上就能满足采收，但药效却大大降低；润肺止咳的麦冬，原生境为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坡阴湿处、林下或溪旁，现在人工种植于大田，大量施用多效唑、膨大素等生长调节剂后，亩产（干重）可以从70公斤增加到200多公斤，但有效成分却普遍降低。
　　显而易见，套用常规作物农业生产模式，把本该生长在自然生境中的中药资源硬性搬到大田去种植，是造成中药材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郭兰萍和她的团队成员看在眼中，急在心里。这些年来，他们潜心钻研，四处奔走疾呼“中药生态农业对于中医药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迫切的必要性！”“由于多数中药材栽培历史较短，缺少相关种植理论和模式，中药材生产本能地模仿作物农业和化学农业栽培模式。”郭兰萍介绍说，“老百姓完全没有种药材的经验，所有的人都是用种粮食、种蔬菜、种瓜果的方式种中药，过分追求产量，造成高产低质。”
　　如同郭兰萍所说，很多药农像种粮食那样将中药材种在田里，为了追求产量，就会增加种植密度，像笼子里养鸡一样，挤得密密匝匝，结果密度一大，药用植物更容易出现自毒，就好像笼子里的鸡一样很容易发病。为了防病除病，药农就会使用农药，生产中大肥大水、大量使用农药，造成土壤恶化、病虫害失控、连作障碍严重。如此这般，恶性循环。
　　其实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捕食、寄生等关系构成食物链和食物网，从而实现能量的传递。郭兰萍说：“人类习惯了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自己的可见利益将世上的东西分为有用和无用、害虫和益虫等。实际上，从生态系统整体性角度来看，每个生物都有它独特的生态位，没有绝对的益虫和害虫。瓢虫吃蚜虫时人们都说它是益虫，但如果没有蚜虫时，它就会吃枣花等，此时它是害虫还是益虫？又如，人们一心想着杂草抢了土壤的养分，却不知杂草可以保温保墒，为中药材的幼苗生长提供小环境，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活化了土壤的矿质元素。”
　　所以，郭兰萍团队提出“不向农田抢地，不与草虫为敌”，“你看成活在野外的药材，自然状态下，生长多少年也不会出现以上那些问题，这就是因为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会拥有极大的生物多样性。”
　　为进一步解释中药农业与传统作物农业的不同，郭兰萍撰文指出，中药材具有独特的品质特征和生长特性，中药材讲究的是自然性、原生态，与主要追求产量的传统农业作物不同，相对于产量，人们更重视中药材的品质。而决定中药材品质的通常是中药材中所含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同时，次生代谢产物积累在药用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如何调控中药材次生代谢产物成为郭兰萍团队关注的热点，“逆境效应”和“拟境栽培”两个概念被团队相继提出。
　　“道地药材是中医自古公认的优质药材，我们惊奇地发现，很多道地药材都生长在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当地或山高林密、阴暗潮湿；或荒坡野地、土壤贫瘠；或气候极端，不是常年干旱暴晒就是风吹雨打。总之越是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中药材的品质常常越好。”郭兰萍介绍说，这叫作道地药材的“逆境效应”。所谓“逆境效应”，就像人一样，往往生活条件越好，越容易耽于安逸，不思进取，反而是生活相对困苦，条件相对艰难的人，常常更能激发出奋斗的力量，不断拼搏。植物也是一样，郭兰萍认为，“所谓适者生存，要扛住环境带来的不利，植物体内就一定要有一个对抗各种环境胁迫的缓冲体系，次生代谢产物就是这个缓冲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环境预胁迫，会增加植物对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从而提高植物对逆境的适应性”。为此，郭兰萍紧接着提出“不惧山高林密”。
　　在出现人工栽培中药材之前，草药都是自然生长在林中山间的。古诗中“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正是这样一段真实写照。自然条件下，中药材有其特定的生长环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长规律。由此，郭兰萍和她的团队提出了中药材“拟境栽培”。拟境栽培就是模拟中药材自然生境的栽培方式，即一种药材野生在哪种生境中长得好，就模拟出那种生境让它生长，遵循自然的本来面貌，不采用化肥农药，不刻意除虫除草，讲究“人种天养”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实现“天地人药合一”的仿生栽培模式。拟境栽培的中药材不受农药和环境污染，植株本身的免疫力和抵御环境胁迫的能力大为提升，不仅更好地实现了药材健康生长，而且提高了有效成分含量。
　　“天地人药合一”体现了古人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在这个层次上看，“中药生态农业”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领
　　郭兰萍（左二）和黄璐琦院士（左一）一起考察三叶青生态种植域。当前需要在传承传统科学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科学理论和新技术新方法，从而实现传统科学与现代科技的集成创新。郭兰萍和她的团队对此充满了信心。“首先，我们要让大家都有生态农业的意识，一想到中药材种植首先就要想到生态种植；然后，我们要及时地给农民提供成熟可靠的中药生态种植模式和配套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药生态农业不占用田地、投入小、对环境无破坏、综合收益高的优势会一点点展现出来。”
　　“我国有的是荒坡地，有的是林下资源，中药生态农业在得到高品质中药材的同时，也保护了‘绿水青山’，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让中国90%以上的中药材实现生态种植，让中药生态农业成为全世界的生态农业典范。”郭兰萍再一次强调。
　　
推广造福农民
　　尽管对“中药生态农业”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但是郭兰萍也深深明白，生态农业的研究成果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才能产生价值。如何最大限度地将生态农业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进行推广应用，全面发挥中药生态农业低风险、低投入、高产出、无污染、综合效益显著优于化学农业的优势？在贫困地区大力倡导和开展中药材生态种植，既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产业脱贫，更可以保证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还可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她和团队这些年来一直思考和践行这项工作。
　　郭兰萍回忆，多年前，她曾主持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有效恢复中药材生产立地条件与土壤微生态环境修复技术”，该课题针对中药材栽培中普遍存在的土壤退化、连作障碍严重、土壤农残重金属超标的现象，选择栽培生产立地条件要求高、适宜用地紧张、土壤退化严重、连作障碍突出的10多种中药材，开展中药材土壤退化的病原微生物修复技术、自毒作用克服技术、农残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技术、土壤理化性质改良及土壤综合修复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该课题是国家首次支持中药材栽培过程中立地条件与土壤微生态环境修复相关的研究，开创了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先河。
　　全国有19家单位参与了这个土壤修复的课题，因为之前中药材栽培地土壤修复从未有人系统研究过，在这块科研的空白地上，课题取得的成果非常显著，也攻克了很多土壤难题。“课题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土壤退化能不能解决？能。连作障碍能不能解决？能。土壤重金属等污染能不能解决？能。”但是郭兰萍话锋一转，“然而，当我们把这些成果推荐给药农们时，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愿意用。为什么呢？因为修复土壤的时间太长、成本太高了，农民不愿在土壤上做长期投资，他们更看重当下的利益。”
　　这个过程让郭兰萍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任何增加农民成本的操作，就是在理论上再完美，在实验室里做的效果再显著，农民不用，一切都归于零。这也让郭兰萍换了一种思考角度，中医讲的是治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不生病，不能等土壤坏了再去修复，药材出问题了再去解决，要保证土壤永远不坏，这才是对的。只有在不增加成本，甚至消减成本的情况下，它才能在种植户中有推广的价值，整个中药生态农业才能够生机勃勃地运转起来。
　　目前，我国的中药材栽培主体是以农户或合作社为单位，科学素养不高，新技术、新方法推广相对困难。为此，多年来，郭兰萍及其团队成员深入到各地药民当中，手把手教授种植技术，为农民在种植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用实际行动帮助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说服农民最好的办法是生产示范，刚开始时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找不到大面积的示范基地，要一点一点去说服农民其实很难。”这个过程是艰苦而繁琐的，如何把实验室中得出的数据和科学结论转换成最浅显直白的道理讲给农户，让他们真正理解中药生态农业，明白中药生态种植综合效益会远远高于化学农业，如何让农户懂得在不使用农药情况下有效控制病虫害的方式，如何让农户理解杂草与中药资源的竞争与协同作用，团队成员不仅要会解释生物多样性、食物链、“逆境效应”、“拟境栽培”等理论，更要会用形象的比喻等方式让农户有所感悟。比如多数农户担心不除草，草会抢走药材的养分，团队成员就要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光合作用的能力是从太阳来的，不是从地下来的，杂草带来根际微生物多样性会活化土壤的养分，把矿质元素释放出来，而且植物很聪明，如果它边上长了其他的植物，它就会使劲往地下长，与其他杂草去抢养分，它的地下根与根茎可能会长得更好，对于大量的以根或根茎等地下部分入药的中药材而言，杂草的竞争可能会造成中药材的品质和产量的双双提高。
　　要改变农民传统的种植习惯并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农民对于郭兰萍和她团队的讲述将信将疑，但是随着他们发现“拟境栽培”的药材，果然比种在田里的品质高，没有除草的药材真的比除过草的药材个儿大，而没有施过化肥和农药的高品质中药材果然卖出更好价钱，得到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后，农民们便欣然接受了中药生态农业。
　　这几年，在郭兰萍和团队成员的推动下，中药生态农业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很多地方开始铺开大面积，甚至千亩、万亩的生态种植。很多偏远贫困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但是生态环境好，中药生态农业成为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现在感觉到明显不同了，我再去给农民讲中药生态农业，他们觉得可开心了，抓着你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讨教经验。”郭兰萍面对此情此景，内心充满喜悦。
　　
标准引领行业
　　近年来，中医药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的推进，中药材重金属、农药、二氧化硫等残留超标时有报道，一些中药材因各种残留物超标被退货，由此导致中药材安全性受到极大质疑，也对中药产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针对这种情况，郭兰萍和团队成员在大力推广中药生态农业，确保中药材优质和安全生产的同时，对我国中药材重金属、农药、二氧化硫残留情况进行了文献和实地调查，对比了各国植物药、膳食补充剂及食品添加剂的污染物残留标准，发现中药材中重金属、农药、二氧化硫残留数值被过分限量，超标情况被严重失实报道。例如，干果和干蔬菜的二氧化硫的最高限量分别为1000ppm和500ppm，而各国对中药材的二氧化硫的限量为150ppm、50ppm，甚至30ppm。又如，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74%的中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而郭兰萍的团队依据被广泛接受且在全球很多国家应用的《欧洲药典》，对7089个中药材农残含量数据分析发现，170种中药材平均超标率仅为1.72%。而以绿色食品标准为依据，中药材中重金属仅Cu一项，平均超标率就达到20%左右，但事实上，Cu是植物生长和人体发育的必需元素，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草药标准对Cu都没有限量要求。
　　郭兰萍认识到中医药标准成为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焦点。作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庇护所，各种标准和技术规范成为调节当今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而以保护环境及生命健康等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部分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高级形式。
　　为此，针对各国对传统药物重金属限量标准存在着巨大差异，而由于缺少全球统一标准造成众多国际贸易争端的情况，郭兰萍和她的学生通过调查和实验发现，大量中药材对重金属有富集作用。药用植物在千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对作为土壤背景元素的重金属形成独特的适应，小剂量重金属刺激下，中药材会呈现出产量增加，尤其是出现次生代谢产物积累增多的现象，由此提出了小剂量重金属刺激中药材存在Hormesis效应。
　　另外中药材在煎煮方法、服用时间、服用剂量与蔬菜和粮食有很大区别，其毒性作用的评价方法不应该与蔬菜和粮食一样，因此，中药材重金属限量不应与绿色行业标准的限量一致，过分严格的中药材重金属标准并不合理。
　　郭兰萍根据美国环保部和WHO提供的重金属安全限量，综合考虑药用植物生物学差异及药材在使用过程中的特殊性，以及服用周期、频次、服用剂量、煎煮方法、煎出度的基础上，首次利用靶标系数THQ（Target hazard quotients）建立了更加科学和实用的中药材重金属ISO限量标准，该标准使中药材重金属超标率平均降低13.26%。
　　这是世界植物类传统药材发布的首个重金属ISO标准，不但填补了植物类传统药材重金属ISO国际标准研制的空白，还可成为全球传统药物国际贸易的检验和仲裁的依据。经过一次次的辩论，国际同行们最终被大量的科学数据和风险评估的证据所说服，这不仅消除了中药材国际贸易中的重金属技术壁垒，为中药材国际贸易挽回了巨大的损失，更能从思想上扭转人们对中药材重金属超标的认识，对维护中医药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以郭兰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也得到他们的尊敬，这为她后来主持中药材农药残留、中药材二氧化硫两项ISO国际标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这两个标准均已顺利通过国家主体投票，进入颁布前最后的文字修订阶段，分别有望成为全球首个传统药材的农药残留ISO国际标准及二氧化硫ISO国际标准。
　　在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郭兰萍认真地研究了ISO等国际标准体系，随着我国标准体系与世界标准体系的接轨，她敏感地意识到，作为鼓励优质产品的团体标准必将对提升中药材品质，鼓励道地药材的生态种植，创建中药材品牌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她跟着导师黄璐琦院士积极地投身于团体标准的研制中。他们利用中药资源中心及团队在全行业的影响力，组织和引领中药资源领域的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各类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有组织地系统开展中药资源领域的优质团体标准的研制。到目前，团队已形成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团体标准、道地药材团体标准、中药材的生态种植模式和技术规范等各类团体标准600余项，成为中医药领域研制团体标准最多的团队，一些成熟的标准已在全国不同地区推行，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及生态效益，为中药材市场流通及产业扶贫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创品牌，一流企业定标准。作为中药资源领域的国家队，郭兰萍和团队成员牢牢掌握了中药标准的主动权，努力促进着中药行业良性发展，维护了每个热爱中药事业且真正想做好中药产品的从业者的利益。
　　
传承铸造团队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郭兰萍牢牢记着导师黄璐琦院士常说的话，也更珍惜团队的力量，懂得梯队建设的重要性，在导师黄璐琦院士的带领下，从团队创建之初白手起家，到如今已形成来自五湖四海、由多学科力量组成的人才队伍，并成长为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一个成功团队的发展史，必然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奋斗史。这支“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汇聚中药资源学、中药栽培学、生态学、农学、林学、分析化学等多学科背景的成员，通过构建大平台、组建大团队，围绕着生态农业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形成独特的研究优势。正是这种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的团队工作模式，使每一位成员都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与专长，又能够最及时地分享相关领域的信息与数据，促进这个优秀的团队得以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上任何顶尖水平的团队或机构，都离不了优秀的领军人物。谈到团队的成功，郭兰萍首先将原因归功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在她眼中，黄院士不仅仅是科学院的领导，更是师长，不仅仅是她事业上的引路人，更始终是她最坚强的后盾。决定做中药生态农业之初，很多朋友都劝郭兰萍这件事不可为，农业研究发不了高影响因子的文章，且不论在理论还是技术上，创新难度都太大，会耽误前途。但是郭兰萍坚持要做，“一个人一生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她认定了中药生态农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而这正是她该做的事。黄璐琦院士了解自己的学生，她单纯、果敢、热爱自然、追求真理。他如同一个家长，不仅始终保持着学术的敏感性，在方向上给予郭兰萍指导和支持，更身体力行，以他带领的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引领全国，亲自践行生态农业。他不仅到处宣传推广生态农业，更在自己的学生迷茫低谷时鼓励她，在得意开心时“敲打”她，用无条件的信任在精神上给予郭兰萍最大的支持。
　　身教甚于言传，郭兰萍也像自己的导师一样，对于团队年轻人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她欣赏和信任自己的学生，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快速成长。时至今日，团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站在了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比如张燕，作为主力参与了10多个中药材规范化生态种植基地的现场技术服务与推广，推广面积达10万余亩；张小波，将空间科学的技术方法，推广应用于中药资源研究中，编研出版了《中国中药区划》，目前已成长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王升，作为团队最年轻的博士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课题，现已担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副主任。而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的王晓，昆明理工大学的崔秀明、中国中药有限公司的王继永、皖西学院的韩邦兴、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刘大会、贵阳中医药大学的周涛等团队成员，他们不仅个个都是本单位的科技骨干，且都因在中药生态农业相关领域的研究等方面获得过国家奖及省部级奖，成为中药生态农业的主力军。
　　一个好汉三个帮，除了团队的核心成员，还有很多老师前仆后继为中药生态农业的发展付出努力。如中药资源领域的前辈肖培根院士，不仅一直支持团队的发展，还在很多场合强调中药生态农业具有巨大的前景和丰富的内涵；一直关心中药资源的王永炎院士，则多次强调“资源运作大于优于先于资本运作”。另外，福建农林大学的张重义教授、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谢晓亮研究员、甘肃中医药大学的王引权教授等，他们积极参与了郭兰萍主持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药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项目，并与郭兰萍一起带领全项目组的30余家单位共同为中药生态农业而奔波。
　　正是共同的理想，使得无论是名师大家，还是青年后生，各守其位，各尽其职，相互包容，团结协作，继往开来，奋发努力，从而造就出这样一支具有探索热情、创新锐气和国际眼界的团队。
　　草木有本心，就如同一个人有初心。郭兰萍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这颗初心，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中药生态农业的道路上扎扎实实、步步为营，他们不断完善中药材生态种植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不断扩大中药生态农业的影响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药资源生态学。10多年来的坚持，确立了郭兰萍团队在中药生态农业研究实践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军地位，现在，中药生态农业不但代表着中药现代农业的最新方向，也拓展了世界生态农业的研究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切实把源于自然、发展于自然的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这是习总书记的号召，也是黄璐琦院士、郭兰萍研究员和她的团队成员们的使命和梦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之上，正是他们这样的中医药人，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在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药扶正祛邪，护佑“健康中国”的道路上默默奋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