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登录科学中国人官方网站!!
新浪微博|网站地图|联系我们|旧版回顾
朱坦:拳拳赤子心 殷殷环保情
——记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坦

作者:刘玉杰    发布时间:2019-11-15

导读:  从对环境保护没有任何概念,到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作为推动环保事业向前发展的实践者,朱坦经历了这一路的变迁。作为南开大学环境学科的建设者,朱坦参与了南开大学环境学科从初创到变强的全过程。作为培养了100多名硕博研究生的师长,朱坦陪伴了众多年轻人的成长。

 

  朱坦是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他是我国较早从事环境科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科研工作者之一。入行40多年,在环境影响评价与管理、大气颗粒物源解析、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朱坦均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研究成果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更是推动了我国环境学科教学工作的发展以及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新专业的建立。如今,提起曾被学生评为南开大学“良师益友”的朱坦,熟悉他的人眼前立刻浮现出的总是他那时常洋溢在脸上,如冬日暖阳般的和煦笑容。
  
环保思潮兴起
  朱坦于1962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就读于当时的生物系动物与动物生理专业。在南开园学习生活了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延期1年毕业,于1968年毕业。离校后朱坦被分配到卫生部门,先后在天津市卫生院、天津市防疫站工作。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问题开始在全球蔓延,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各种环保思潮和社会运动不断兴起。
  在认识和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上,我国曾深受国际社会的影响。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时,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第一次了解了世界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会后,为加强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此后,针对工业盲目发展、城市布局混乱和局部地区环境状况急剧恶化等问题,国家开展了主要针对工业和城市环境的污染治理工作。
  20世纪70年代,天津市防疫站除开展防疫工作外,也承担了区域环境卫生和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1970年至1979年的9年间,针对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朱坦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就是“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他主持的我国最早的环境质量评价项目之一“天津市河东区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开创了我国大都市城区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先河,1981年该项目曾获天津市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1973年,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著名环境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戴树桂老先生就针对怎样搞环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搞好环保必须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当时戴树桂老先生研究的是环境化学,除此学科外,他觉得还需要环境地学和环境生态学与之相结合。当时南开大学正好有这三方面的人才,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从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抽调了教师和干部,在化学系创建了环境保护专业。“我的老师从生物系调了过去,他知道我做了多年的环保工作,就把我招了进去,我很荣幸地在1979年调回了南开大学。”
  1979年4月,朱坦重新回到了阔别12年的母校,在当时的化学系环境保护专业担任助教。从此,他开始了在南开大学治学育人的人生旅程。
  
德国德累斯顿留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环境保护工作也开始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国家颁布的新宪法首次规定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以此为依据,1979年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1980年,国家教委在充分调研我国环境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成为首批建立环境科学专业的高校,戴树桂先生担任国家教委高校首届环境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后,经过进一步发展,南开大学建立了我国综合性高等院校最早的环境科学系,为我国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的学科发展与本科教育开创了先河。
  在环保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社会背景下,回到母校不久的朱坦,便获得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当时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的选拔,他被录取为我国第一位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德国德累斯顿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生态系统管理研究生课程班的学员。联合国举办这次研究生课程班,是15个国家每个国家只选派1名学员组成的。亚洲国家只去了4人,朱坦是其中1个,对于这样的学习机会,他倍加珍惜,朱坦回忆当时情况说:“当时我国与苏联、东欧的关系比较紧张。驻东德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整个德累斯顿只有寥寥几位中国侨民,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中国派出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生活上还要学习德语。虽然也有很多困难,但是在当时我能获得这样一个到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很感谢也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几乎全封闭的外语环境学习下,我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这次学习对我今后从事环境保护专业及学术水平的提高影响很大。”
  当时我国刚开始有环境保护,对于环境管理方面的了解还很少,高等院校也还没有环境管理的课程。通过这次研究生课程班学习,朱坦了解到很多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内容,对于后来他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教材及南开大学开设环境管理专业及与国际多方面交流等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为朱坦从事环境管理专业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环评走向世界
  从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回国后,朱坦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凭借对环境科学的热爱与坚持不懈的钻研,他在环境影响评价与管理、大气颗粒物源解析、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均取得了极具影响力的成绩。他个人也从化学系的一名助教逐渐成长为环境科学系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及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他还作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委会主委、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副主席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积极地参政议政,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为国家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积极建言献策。
  环境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需要运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方法来研究环境系统,也需要用经济、管理、法律等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开大学在国内创建环境学科时,面临着没有相关人才、缺乏教材等很多难题。为适应学科的发展,学校不断壮大师资队伍,整合各位教师的专长,进行课程及教材建设,并派教师赴国外高校考察学习。
  继德累斯顿后,朱坦曾先后赴美国坦普尔大学、卓克少大学、费城大气质量管理中心、北卡大学做访问学者,到10多个城市考察了环境学科的建设情况。“我记得,当时我们南开环科系给研究生开设了环境质量评价课,这门课当时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在国外也没有。考察美国坦普尔大学后,我发现他们开设了一门叫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这门课我们没有。回国后我们就探索建设了与国家环境管理相结合的环境影响评价课程,这在当时国内环境管理课程方面是一个重大突破。”
  作为我国最早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一,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朱坦强烈感觉到环境影响评价未来将在中国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带头积极创立了南开大学环境规划与评价所,使南开大学成为最早经过原国家环保总局考核并拥有国家甲级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的高等院校之一,让南开大学的环境影响评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热潮,结合天津市开发区区域环评的实践经验,朱坦又带头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以区域开发的环境制约因素分析、区域环境总量控制、环境战略对策分析等为核心的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为全国开展区域环评和战略环评奠定了基础。
  当环境影响评价逐步取代环境质量评价并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时,一个新的想法又在朱坦脑中萌生。他感觉到,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作用,单从建设项目这个层面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很多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在决策层面上产生的失误。因此,搞好战略层面的环境影响评价,从顶层设计入手在战略高度分析潜在的环境影响非常重要。
  带着这个想法,2000年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坦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在我国开展重大社会经济政策战略环境评价的建议”的议案,在提案中朱坦详细阐述了当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并希望有关战略环境评价的立法尽快出台。这个议案很快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采纳并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计划。2001年7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到天津调研,委托由朱坦主持开展该委下达的“关于我国开展战略环境评价的管理程序和技术路线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课题研究,并积极开展战略环评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过1年努力,课题组终于提出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战略环境评价的程序和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出台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2002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坦再次提出“尽快出台环境影响评价法,推进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议案。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终于在2002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通过。该法将规划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这是我国环境立法最为重大的进展之一。
  朱坦说:“我国将‘一地三域十个专项规划’均纳入了规划环评的范畴,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的确如此,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主导的规划不多,而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编制的规划类型却丰富多样。为了推进我国规划环评的开展,当时环保总局曾出台了很多配套法规,如《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办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
  为促进我国战略环境评价的实践,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04年,朱坦领衔南开大学与原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联合成立南开大学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中心,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机构,也是国家环境影响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以及原国家环境保护部首批推荐的规划环境评价单位。中心除开展大量的战略环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外,更积极推动着国际与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2009年, 南开大学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的首届“中国战略环境评价论坛”在香港举行,之后该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结合战略环评发展的重要进展和前沿问题,为促进我国战略环评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一直以来,南开大学战略环评研究中心还借助国际影响评价协会(IAIA)等国际平台与国外的研究机构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积极承办IAIA年会的分论坛,拓宽了对外交流的渠道。2016年在日本召开的第36届IAIA年会上,南开大学战略环评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带一路”环评分会,更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环评思想带到了全世界。
  
国内首开颗粒物源解析研究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工业化相伴而生。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刚刚起步,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5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加剧之势,尤其是颗粒物污染愈演愈烈。
  颗粒物污染如此严重,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研究通常用的是源模型,由于颗粒物污染源排放的复杂性,基于气象条件的颗粒物源扩散模型已不能满足传统的气体扩散规律,这让研究者很头疼。“原来的大气扩散模型,可以计算气体污染物的浓度多大、温度多高,污染物从烟囱出来落到某个地方量会有多少,连最后超标了要怎么防治,根据这个模型都能找到答案。但颗粒物不适用这个模型,颗粒物不是气体,颗粒物扬尘污染是当时最大的难题,风一刮就有,不刮就没有,所以这时候用大气扩散模型就行不通。”朱坦介绍。
  为解决颗粒物源扩散模型的不足,当时南开大学凭借环境化学专业优势,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大气颗粒物受体模型。“当时,戴树桂老先生说他有办法,就是采集颗粒物,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看它的钙、镁等多种标识元素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受体模型可以从颗粒物成分里面分析各个排放源的贡献。这是我们从国外最早学来的,在国内我们是首创。”
  朱坦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六五”国家重点课题“京津地区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大气环境子课题的副组长,为了开题,他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整待了3天,查阅了国内外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的大量资料。当时他们还去北京大学、北京监测站等多处调研,期间大气环境化学领域学术带头人唐孝炎院士曾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在戴树桂的带领下,朱坦和一些同事、学生从零做起,克服了研究条件简单等困难,使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研究逐渐走向壮大。
  根据城市大气环境首要污染物——大气颗粒物污染综合防治的需要,为了定量搞清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来源的难题,他们开发了源解析技术并应用于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环境规划中。除“六五”期间设计并承担了我国城市综合污染防治中第一个颗粒物源解析研究项目外,“九五”期间,朱坦还作为副组长,主持了原国家“863”计划项目“大气污染源解析技术”,首次提出了二重源解析技术,建立了源解析结果不确定性的诊断技术;在传统受体源解析模型基础上还提出了二重源解析思想,并研发出相应的软件和监测采样仪器设备,有力配合了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的“一控双达标”任务的开展,对城市环境质量达标实行了总量控制,有力推动了大气颗粒物超标城市积极开展大气颗粒物源解析工作。
  “十五”期间针对大气颗粒物来源的特点,朱坦等人对一向让人感到头痛的“开放源”污染控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初步摸索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城市环境管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技术;科研成果2002年被国家科技部发展计划司批准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项目2003年被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推广项目。
  因所做工作意义重大,国家高度重视,2007年4月,在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中心的基础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建设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作为我国唯一以大气颗粒物命名的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实验室主持开展国家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大气污染多组分在线源解析集成技术”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研发了一系列自主创新的技术方法及模型软件,并已形成完整的模型软件体系。主持编制了多项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技术文件,其中包括《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城市扬尘排放源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大气颗粒物源解析工作报告编写大纲(试行)》《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报告编写大纲(试行)》,引领了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急需的源解析技术的发展方向。
  作为原环保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三部委大气污染源解析结果联合论证专家组组长单位之一,实验室还参与了我国所有重点城市的结果论证,负责起草的《关于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大气颗粒物来源研究情况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目前,实验室已承担了我国近40个环保重点城市大气颗粒物源解析及污染防治的研究工作,为国家环境管理以及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
  
助推循环经济立法
  “你知道国外没有,只有中国有的大学专业是什么吗?”朱坦提出一个问题,随即又给出了答案,“我们南开大学在2012年的时候响应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号召,成立了一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的新专业。国家要搞循环经济,这方面专业人才培养要跟上。”
  树死了,野羊死了,即使不死,粪便也是一大堆,为什么地球还这么干净,没有成为枯枝败叶、死亡动物和粪便堆积起来的垃圾山呢?这是因为地球物质闭合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发挥了作用,正是这个系统保持了地球的清洁干净。现在人类出现于地球,由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大量废物,按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闭合循环,这样才能保持地球干净、清洁,这就要发展循环经济。
  朱坦与循环经济的结缘,起于在日本的一次参会经历。2001年,朱坦去日本参加教育部中日合作项目洽谈。当时,日本正在建设循环型社会,2000年制定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到2001年时正好执行了1年,并公布了循环型社会执行情况白皮书。
  从白皮书中可以看到,日本是在废弃物排放量逐年增加、垃圾处理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发展的循环经济,所以他们提出的循环型社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资源的回收再利用,突出的是“3R原则”(Reduce、Reuse和Recycle),即尽量减少废物的产生,并争取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这本白皮书为朱坦带来了很大启发。当时,我国不仅面临着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如果能够发展循环经济,则可以实现环境和资源的双赢,不仅能解决环境与资源的问题,而且直接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日本回国时,正赶上全国人大九届五次全会的召开,2002年朱坦在会上提出了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并提出了“关于制定和完善我国资源回收利用法”的议案。之后,朱坦领衔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针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机制、政策法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等多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为加强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2004年,作为教育部启动的“985工程”的首批院校之一,南开大学环科院设立了“985工程”循环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是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的设置,在国内很少见。创新基地学术领导小组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有曲格平先生、李正名院士、王静康院士等。南开大学以创新基地为基础,还创立了很多平台,有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清洁生产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再生资源研究中心、中国(南开)轮胎资源循环利用研究中心。
  朱坦作为“985工程”循环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带领大家承担了多项国家和部级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项目,有2006—2010年主持开展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循环经济深入发展研究”,有2012—2013年主持的国家发改委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我国低碳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等,获得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家及政府部门的重视。
  此外,朱坦还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国家发改委、原国家环保总局等机关举办的重要论证会议上多次提出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2003年,朱坦在参加致公党中央组团赴辽宁的考察中,形成了“积极推进循环经济模式,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进程”的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所提建议受到高度重视。2005年、2007年,朱坦又两次与致公党中央组织考察我国废旧轮胎的综合利用情况,并与中国轮胎翻修与循环利用协会联合成立中国(南开)废旧轮胎资源综合利用研究中心,加强了学科平台建设。2006年,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朱坦提出了“尽快出台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和“尽快制定废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道路技术标准”的提案,建设部和交通部非常重视,并表示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此项工作。2007年7月,朱坦代表致公党中央列席全国政协十届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作了“走循环经济之路,发展我国橡胶资源产业”的发言,积极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令人振奋的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众多专家的合力推动下,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分组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朱坦十分激动,因为在我国,循环经济从一种理念转化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到立法,仅用了几年时间。而就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国完成了一项践行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务实并具体的经济实践。
  
知足常乐的“快乐哲学”
  从对环境保护没有任何概念,到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之路,作为推动环保事业向前发展的实践者,朱坦经历了这一路的变迁。作为南开大学环境学科的建设者,朱坦参与了南开大学环境学科从初创到变强的全过程。作为培养了100多名硕博研究生的师长,朱坦陪伴了众多年轻人的成长。
  虽然研究成果和社会职务很多,但是他心底最喜欢做的还是给学生们上课。他记得1990年自己带的第一个硕士生是周江平,1999年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是朱先磊。他培养的毕业生们现在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与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说,在他心里,所有的毕业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经常对学生说:在学术上,要求真务实,所谓“求真”就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寻找问题、识别问题;所谓“务实”,就是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以期圆满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对待自己的个人成就,要顺其自然,任何时候对自己都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当你尽到最大的努力后,对任何结果都能欣然接受,这样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在人生追求上,要追求快乐人生,要懂得换位思考,知足常乐,常怀感恩之心。
  回顾自己40多年的从业经历,朱坦感慨:“能做这些事情是我的幸运,一回到南开大学马上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后来教学科研工作中又有那么多的切入点,又安排这么好的社会工作,我真的没想过。我得到的东西太多了。”
  在中国的文化里,师生情谊是非常深厚的情感。毕业之后,学生们会常常回来看望他,也经常会跟他说:“老师,您的‘快乐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让我们受用一生。”看到他们都拼搏并快乐着,朱坦感到心里非常满足。
  碧水蓝天赤子心,亦师亦友桃李情。秉持求真务实、快乐哲学的朱坦,仍一如既往享受着桃李满天下的快乐生活。科
  
专家简介:  
  朱坦,1943年生,江苏靖江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环境规划与评价所所长、南开大学战略环评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中国再生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从事环境科学教学、科研与实践30多年,共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原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等70余项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近200余篇,曾获国家省部级奖10多项,主编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10卷)》、《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及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环境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实践》和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6部专著及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环境影响评价》。2011年获南开大学“良师益友”荣誉称号,2018年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大气环境分会颁发的大气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终身成就奖。
  

分享到:
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