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何松青教授

本刊记者　朱文丽

　　
　　清代名医叶天士说：“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意思是说：良医处世，不傲慢于自己的名声，这是“立德”；能挽救生命，妙手回春，这是“立功”；阐发深奥的医学理论，著书立说，这是“立言”。医生应该在掌握医学这门手艺的同时具备上述三种善德。
　　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工作都要兼顾，何松青的工作很忙碌。他说这3年时间至少付出有10年的代价。预支了生命，换回来的是患者对于肝脏的安全感。
　　医生是人，需要情感，但情感代替不了医术。“医生是病人在生命垂危时唯一的支柱”。自此何松青不断地想这个问题：你用什么支撑起病人的希望。
　　
不可回避的责任
　　
　　1994年，何松青本科毕业于桂林医学院，作为自治区优秀毕业生选留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工作，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他的梦想、他的成就，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他的人生便和中国肝脏医学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003年，何松青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学位，师从于我国著名外科学专家陈孝平教授，毕业后留武汉同济医院肝脏外科工作。
　　不想囿于领域，他选择于2005年9月至2008年3月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从事博士后培训。在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他得到了国际著名免疫学专家Stephen Tomlinson教授的精心指导，科研能力大幅度提高。因成绩突出，他于2008年4月晋升为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研究助理教授。何松青常说，自己像一块海绵，出国学习是为了使自己尽可能地吸满水分。“一旦哪天把自己充满了，我就该回来浇灌这片日思夜想的土地了。”负笈海外，一朝回国，只为把所学带回祖国。2009年7月，婉言谢绝了Stephen Tomlinson教授的极力挽留，何松青回到祖国任武汉同济医院肝脏外科副教授，2010年6月，回到自己的母校桂林医学院，任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教授。
　　兜兜转转十几年间，何松青辗转于东、西方，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相遇，已经不再是形式的混体，而是精神层面的和平融合。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肝脏移植，各种肝脏肿瘤，门静脉高压症和复杂性肝内外胆管结石的诊断和外科手术治疗，为其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肝移植术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重要技术，然而由于供体紧缺、免疫排斥等问题使得大量的肝病患者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绕开供体肝移植， 肝脏再生的研究已经成了肝脏疾病领域的热点和难点。特别是肝脏外科领域肝脏切除、肝脏移植、严重创伤等。
　　如何有效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和改善肝再生一直是困扰肝脏外科专家的难点和重点问题。针对这些临床前沿问题，何松青课题组利用小鼠肝脏IRI、肝切除以及部分肝脏移植模型，探索减轻IRI的切入点，特别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率先将补体调控与肝脏IRI/肝再生研究结合起来，并成功找到了减轻肝脏IRI及促进再生的突破点。
　　传统研究认为：一方面，补体系统的激活是肝脏IRI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补体C3a和C5a为肝脏再生所必需，肝脏的再生需要加强补体的激活。而他们的研究表明：补体成分对肝脏的再生也有双刃性，尽管低水平的补体含量对肝修复有利，而高水平的补体含量是促进肝损伤的，抑制肝脏再生。补体的完全抑制或过度激活都不利于肝脏再生，平衡过度激活的补体有利于改善肝再生，减轻肝损伤。
　　他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并验证了“补体在肝脏再生中的双向作用与可控性” 理论。即：补体成分对肝修复的双向调节作用，补体的完全抑制或过度激活都不利于肝脏再生。可以通过拮抗或抑制补体激活的各环节调控补体的激活，达到改善肝再生的目的。基于绝大部分病人肝切除术后不存在补体系统缺陷而是补体过度激活，因此，临床促进肝脏再生的策略应是适度抑制补体活性而不是传统的促进补体激活。
　　该研究成果是对“补体为肝脏再生所必需”传统理论的重大补充与完善，为补体调控减轻IRI及改善肝脏再生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重要理论基础和靶向性调控的治疗策略，对减轻IRI对残肝或移植肝再生的影响，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及减少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有着重要应用前景。相关研究论文被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及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发表。
　　
生命奇迹的背后
　　
　　凭借扎实的基础研究功底，何松青很快便在业内声名鹊起。“医生是病人在生命垂危时唯一的支柱”。他从来没有忘记一名从医者的根本——治病救人。
　　有一年春节，到处是浓浓的年味儿，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更让人感觉窗外的寒冷。何松青坐到饭桌前，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挂断电话后，他便披上外套急匆匆地走了。原来，电话是医院打来的，医院刚刚接诊了一名危重患者。经过近6个小时的紧张抢救，患者终于转危为安。考虑到患者病情刚稳定，他不顾疲惫，仍坚守在办公室，直到天亮才离开。
　　何松青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65岁的患者因为中肝内长了一个十几公分的巨大肿瘤，希望请到何松青的导师全国著名的陈孝平教授做肿瘤切除术。在这之前，病人曾辗转区内几家大的医院，肝胆胰外科的医生都表示无法做手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肿瘤巨大，更是因为位置太特殊，手术十分凶险。患者肿瘤十分紧邻下腔静脉、肝中静脉和肝右静脉，不小心碰破哪里，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出血。
　　如果弄破血管，一是容易形成气体栓塞导致死亡，二是大出血也会导致死亡，所以风险很大。因为陈孝平教授当时有事无法来桂林，何松青看了片子之后，对病人说：“如果你相信我，我就帮你做。”患者最后决定由何松青来主刀，实施复杂性肝中叶切除术。
　　这种做法难度较大，而且一定会损伤部分血管，所以要求医生能掌握全局，血管一破，就必须立刻缝合止血。最后，整个手术出血量不足500毫升。术后，患者恢复得也非常顺利。
　　还有一位患者一直隐隐感觉上腹部疼痛不适，经过反复的检查，在肝脏尾状叶发现直径10cm的巨大血管瘤，肝尾状叶的处理非常棘手，来回往返于多家大医院不愿意接受他。最后，他慕名来到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经过周密检查，最后确诊他患的是“肝尾状叶巨大海绵状血管瘤”，需要手术治疗。肝尾状叶因其独特的解剖学位置，临床上很少有单独的尾状叶切除术的报告。更以其手术上的难度和对外科的挑战性，被我国肝胆外科的奠基人——黄志强院士称为肝外科的最后堡垒。
　　肝尾状叶位于肝后下腔静脉的前方,第一肝门的后方,三支肝静脉的下方，亦即夹于三个肝门结构之间，血液供应、静脉引流、胆道引流复杂，位置深在,显露困难，解剖异常多见，因而手术风险大，曾被认为是肝脏手术的禁区及肝叶切除的最后领域。
　　对于肝尾状叶肿瘤进行肝动脉栓塞及射频消融均因极高的危险性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并发症而不作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因此，手术成为肝尾状叶肿瘤最后的治疗。但是，肝尾状叶位于三个肝门之间，右侧与肝右后叶无明显界限，尾状叶血管与肝动脉、门静脉主干或分支、下腔静脉或(和)肝静脉相通联，尾状叶切除手术风险极大，稍微不慎可能导致致命性的大出血，另外胆管狭窄的后期治疗也非常棘手，因此，很多外科医生把肝尾状叶切除视为手术禁区。
　　以往，为切除这一部位的肿瘤，往往需连同左半或右半的肝脏一并切除，以求更好的显露，降低手术难度。何松青带领他的团队采取左右及前联合径路的切除方法，为毛先生成功施行了单独尾状叶巨大血管瘤全切除术（尾状叶巨大血管瘤切除术），手术过程有条不紊，没有输血，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并发症……??
　　因为肝脏再生有太多不可知因素，何松青才更感觉到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我们继续了，病人就有可能存活；我们停止了，病人就有可能离去。”锲而不舍这4个字已经超出一般字面的意义并且牢牢的注入到他的心里。因为，对他来说，“锲而不舍”的后面紧跟着的是“生命重来”。
　　与何松青交谈，他谈的最多的是责任。对学科进步的责任、对发展医院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振兴祖国医学事业的责任、对广大患者的责任……的确，追随何松青归国4年来的奋斗足迹，他始终都在为了最终的目标奉献自己。
　　为了在医院开展“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何松青带领他的团队多次到武汉同济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学习器官移植技术和相关的管理工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创性的开展了该院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工作。大部分的器官移植需要通宵达旦的紧张工作，他们无怨无悔。他们辛勤的付出成就了病人的喜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成功的开展了18例DCD器官移植手术：包括13例肝脏移植和26例肾脏移植，给患者带来了福音。通过团队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医院器官移植技术力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多次受到卫生厅及红十字会的褒奖，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
　　针对医院微创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何松青和他的同事大力开展了以腔镜技术为代表的“微创技术”。通过一年多的推动和学习，医院微创技术多点开花并迅速普及，整体水平进步神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大力发展微创技术为契机，医院新技术新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展起来，医院正在呈现跨越发展的新气象，医院内涵登上新台阶。在何松青的大力倡导下成立了桂林市普通外科学会，大力推动了行业发展，为桂林市普通外科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成立后多次成功主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沙龙，极大的活跃了桂林市学术气氛，繁荣了学术氛围。
　　医生心中的责任，应该是任何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们都难以相比的责任，因为他们创造的是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而且这份责任也是任何艺术家们美艳绝伦之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昂贵，因为他们雕琢和修复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生命材质。生命的价值是相互传递的，何松青正是从患者的笑靥里获得满足。
　　
特色鲜明的科研团队
　　
　　作为一个临床医生的同时，何松青非常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他的研究始终紧跟世界前沿，归国仅4年多的时间，他就先后获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他说：“优秀的临床医生一定要懂得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依赖于优秀的科研团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优秀团队的潜能是无穷的”。谈及他的团队，何松青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何松青与他的肝脏疾病研究创新团队不断攀登肝脏损伤与修复研究领域新高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团队先后获得桂林医学院创新团队和重点实验室；广西高校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人才小高地建设创新团队；广西医疗卫生重点学科——桂林医学院附院肝病防治研究所；桂林市人民政府首批漓江学者岗——“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漓江学者岗”；广西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肝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实验室。他们在肝脏损伤与修复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在《临床研究》（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免疫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肝脏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以及《移植》（Transplantation）等国际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研究成果被Nature Medicine, Hepatology等杂志正面引用300余次。获国际发明专利一项。主持完成的项目“肝缺血再灌注损伤与再生的机制及调控”获得2012年广西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近3年来该团队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7项，30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总经费超过2000万元。每一项成绩取得的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凝聚着团队成员的心血。他们的目标是：打造西部地区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研究创新团队；解决主要肝脏疾病损伤与修复的关键问题，取得标志性原创成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何松青与他的团队正踌躇满志的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进。
　　　　
专家简介：
　　何松青，1970年4月出生，桂林医学院肝胆外科教授，硕士生导师，普通外科学科带头人，肝胆外科带头人，广西高校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带头人，广西卫生第四批广西医疗卫生重点学科桂林医学院附院肝病防治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广西肝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桂林市首届漓江学者，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自治区优秀专家。桂林市普通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西分会普通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广西普通外科分会副会长；广西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