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腾波

　　
　　
　　远离疾病，保持健康，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俗话说：“人乃皮肉之躯，哪能不生病？”重要的是，在患病后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医治，许多人都为此而困惑。在我国医学领域，拥有两种不同理论与方法的医学体系：一个是有着悠久历史，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医学体系，也就是中医学，已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体系的主体；另一个是起源于西方世界并在工业革命中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也称作西医学，成为了世界主流医学体系的主导。近年来，中医学的独特科学意义和医疗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和认同，它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西医学逐渐暴露出各自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例如：西医常常太过注重“病”的局部改变，而难以兼顾到“病人”的整体，同时由于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等问题，使许多患者（尤其是慢性病）缺少理想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越来越多的患者不得不寻求中医药治疗。中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几千年来均没有离开“病人”的整体，但常常调理周期长、见效慢，在对疾病的微观认识方面远不如西医。鉴于此，二者需要相互学习、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进而在诊疗理论和方法等层面实行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
　　作为我国医学的一大创举，中西医结合不仅发挥了中西医学两方面的优势，取中西医理论和临床经验之长，提高了临床疗效，保护和增进了人民健康，而且带来了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正在成为贡献于人类健康的一门新兴医学学科。“除局部和整体互补之外，中西医学在微观与宏观、辨病与辨证等方面均可实现互补。”在澳门科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潘胡丹看来，寻找二者互补的医疗价值与科学内涵，将对临床医学的进步，以及未来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一直是指导中国医学界的至理名言，也是平常老百姓对于中西医结合医学最直观的认识。在潘胡丹的记忆中，小时候并不清楚中西医结合是什么，但她觉得“中西医结合”肯定很厉害。在上小学的一天，潘胡丹的妈妈突发疾病需要手术，看到她疼痛难忍、坐卧难安的样子，潘胡丹生平第一次感到无助与害怕：原来坚强如钢的母亲并不是无坚不摧的，她可能随时会被疾病打倒。随着年龄的增长，潘胡丹相继目睹了几位亲人因病离世的场景。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眼前消失，潘胡丹感到生命如此之脆弱，这让她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敬畏之情。于是，潘胡丹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让身边的人远离病痛。2007年高考填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七年制专业。
　　理想虽然美好，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潘胡丹坦言，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的日子里，她曾一度非常迷茫。“因为学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这就需要我同时掌握中医与西医两套完整的医学理论和诊疗体系。但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相距甚远，也并非是清楚了中医、明白了西医，就能够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到底要怎样结合？带着这个疑惑，潘胡丹萌发了进一步深造的想法。她想要通过知识的拓展，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与方法，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寻找一个突破口，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点。
　　幸运的是，在读硕期间，潘胡丹遇到了中西医结合领域非常知名的教授白彦萍。白老师告诉她，要想真正实现中西医结合，首先需要清楚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在其引导下，潘胡丹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对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她说：“白彦萍教授是我在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的启蒙人和领路人。”谈及恩师，她更是滔滔不绝：“白老师是中医皮肤病专家，她对中医抱有很大的信心，对于很多顽固性皮肤病，在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白老师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解除患者的痛苦，且副作用小，真正为患者解决了难题。”从白老师身上，潘胡丹深刻地感受到一些复杂的皮肤病需要“病-症-证”结合、“内治与外治”结合、“经典与经验”结合来治疗，实现承古创新，明确诊断，提升疗效，真正达到“病-人”同调的境界。
　　2014年，潘胡丹来到澳门科技大学攻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学位，师从刘良院士。刘院士是从事风湿病临床诊疗及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但受港澳地区法律的影响，他作为注册中医，只能采用纯中医方法治疗疾病。“在港澳地区，使用中医药是没有医疗保险报销的，病人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尽管如此，很多难治性或西医治疗没有效果的患者都坚持在刘院士这边寻求治疗，且经过纯中医治疗后病情显著改善，这也说明中医在治疗重大及难治性疾病是确有疗效的。”潘胡丹说，刘院士拥有多学科的学术背景，但他面对患者，满脑子还是中医的辨证论治等理论。“辨证论治”究竟是如何起效的？这是潘胡丹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她向刘院士请教最多的问题。在跟随刘院士学习的过程中，潘胡丹认识到，如果患者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产生了药效，那么这个疗效就一定会有产生治疗作用的疗效机理指标。在中药发挥治疗作用的过程中必定包含着多种机理，但这些机理该如何去阐明呢？这需要集成应用多元前沿组学技术，去阐释中药的药效活性成分以及成分对应的作用机理，从而解读中医药防病治疗的现代科学原理。在潘胡丹从事中医药科学研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并不顺利。虽然每天除了6小时的睡眠，剩下时间都待在实验室“坐冷板凳”，但潘胡丹的实验总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让她非常受挫。就在她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刘院士对于研究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她，“研究是一种愉悦，要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做研究，享受把问题一个个解决的过程”。就这样，潘胡丹慢慢调整了心态，不断排查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原因，将实验一步一步实现了优化。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感激这段岁月，虽然它充满了艰辛与苦楚，但也正是在这些看似浪费了的时间里，我成功实现了蜕变。”潘胡丹说，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都坚信自己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克服它。
　　
以大数据解读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科学原理
　　
　　2019年年底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行。作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受到了各界高度认可。去年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北武汉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以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为代表的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从而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潘胡丹说，但因中医药作用机制复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推广与应用。
　　为进一步明确中药抗新冠的科学机理，潘胡丹带领团队通过整理、统计全国级和省市级推荐诊疗方案，发现治疗新冠肺炎处方逾167个，以麻杏石甘汤为基本方者最多。项目组整合应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和高通量电子计算机模拟技术，发现了临床常用中药复方的配伍模式，以及中药复方多分子协同调节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靶点和分子机制。在此基础上，潘胡丹团队首次提出了中药复方靶向以IL-6为核心的疾病靶点发挥抗新冠病毒作用，这为中药复方抗新冠病毒提供了科学证据。
　　此研究相关成果被药理学国际知名期刊Pharmacological research发表。同时，潘胡丹还受邀撰写“中医药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学机理”综述，全面总结了中医药抗新冠的潜在机理及未来研究方向，为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抗新冠有效物质基础及复杂作用机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成果发表于Engineering。此外，针对新冠病毒的核心分子靶点，团队整合应用高通量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发现了抗新冠病毒的候选一类新药，申请中国专利1项。
　　
建立“病-证-方”结合诊疗风湿病的新模式
　　
　　病、证、方是中医诊断与治疗疾病过程的关键环节，正确认识疾病，分析证候，遣药组方是临床诊断正确与否、治疗效果好坏的关键所在。“病”代表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矛盾，是指在致病因素作用下，阴阳失调、脏腑机能失和、机体平衡失调的反映，它是基于疾病主要病理特征和发展结局的高度概括。“证”代表疾病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体在某一疾病状态下当前反应及表现的全面概括。病发的不同时期可产生不同的证；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病之中。“方”是通过辨病、辨证确定疾病的病性、病位、病势后，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用量，按照一定的配伍规律来遣药组方。因此，“病-证-方”结合是辨识疾病、精准辨证、正确组方用药的先决条件，故三者紧密结合是现代高质量中医临床诊疗的基本保障。
　　潘胡丹介绍道，中医痹症是以筋骨、关节等部位发生疼痛、重著、麻木、屈伸不利甚至关节肿大变形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多由风、寒、湿、热病邪留注肌肉、筋骨、关节，造成经络阻塞，气血运行不畅，肢体筋脉拘急、失养而发病。这类疾病发病率高，不同疾病间差异很大，有些甚为难治，传统的辨证论治模式往往未能完全反映疾病的病机本质及发病特点，有时只能暂缓症状，疗效有限。
　　类风湿关节炎（简称“类风关”）属于痹症的一种，病情迁延难愈，可导致关节畸形，属世界性顽疾。据统计，我国类风关患病人数达500万，粤港澳地区更是类风关高发地区，发病人数约50万，5年内致残率达50%以上。“类风关是因关节致残而丧失劳动力的主要疾病，有‘不死的癌症’之称，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潘胡丹说，目前西医临床常用治疗药物有风湿病缓解病情药（DMARDs）、激素（类固醇）和生物制剂，这些药物对多数患者的治疗效果有限，且常因副作用大而停药，在中国逾37.8%患者因药物疗效下降或不良反应而中断治疗。在辨病基础上，采用传统中药复方对患者进行因人、因时、因地的个体化治疗疗效显著，尤其对多种DMARDs耐受的难治性类风关患者有效，但因精准辨病及客观辨证的生物标志物缺乏，给标准化诊断和治疗类风关带来了挑战。“针对类风关的病因病机和证候特点，刘良院士结合自身经验对经典名方乌头汤进行化裁，组成了治疗类风关寒湿痹阻证的经验方关节康。前期研究表明关节康有显著抗关节炎作用及骨保护作用，但疗效机理不明。因此迫切需要应用现代技术来阐明‘病-证-方’结合诊疗类风关的原理。”
　　由此，潘胡丹开展了由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医‘病-证-方’结合诊治类风湿关节炎寒湿痹阻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围绕该课题，潘胡丹带领团队运用现代组学技术，通过发现类风关患者辨病诊断及辨证分型的生物标志物，促进建立“病证结合”诊断类风关新方案；进一步根据类风关寒湿痹阻证相关生物标志物，发现其生物学功能及潜在治疗靶点；同时，采用关节康治疗类风关寒湿痹阻证，发现了关节康通过针对病证新靶标发挥抗关节炎作用的分子机制，阐释了中医寒湿痹阻证及“病-证-方”结合抗关节炎的科学内涵，这对于中医诊疗类风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今，中西医结合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2019年10月25日，在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潮平岸阔风正劲，扬帆起航正逢时”。潘胡丹坦言，她将矢志以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为核心，集成多学科前沿技术尤其是以系统生物学驱动的多组学技术开展创新性研究，促进中医临床从经验实践向个体化循证治疗转变。“我想以此推动中医学基于证候表现的‘辨证治疗’模式，朝着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病-证结合治疗’方向转变，从而建立起现代‘病-证结合’中西医结合的临床诊疗科学体系。”潘胡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