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祝良

李 双

“水流湍急，两岸直壁矗立，铁杉、松树和槭树、椎树杂之。河面约25米阔度，水冲岩面，流浅岩底。林中本无路，过后仰观来径，有如天都峰之梯路远景，恰似一幅险境图画。山木纵横，古木成堆，尤显古意压境。”这句话摘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研究员臧穆的科考手记。

历时33年，访遍高山名川，这位享有国际盛誉的真菌学家用毕生心血为世人留下了一本兼具美学与科学价值的《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其本人更因此被业内盛赞为“会画画的徐霞客”，只可惜天妒英才，臧穆研究员在2011年因病逝世。作为臧穆研究员的亲传弟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杨祝良从导师手中接过了真菌研究的接力棒，从业30余年间，他始终坚持行走在崇山峻岭间，为一株株“小小的蘑菇”而奔波辗转，力求为我国人民选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菌株及品种，在扩充百姓食谱的同时，也为解决菌物食用安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一名恪守本心的“菇勇者”。

缘起，兴趣来源于生活

每年的6—8月，云南人只会被一个字打动：菌（云南读作“jier”）。山岭间，各类野生菌疯长，人们笑称：云南人不是在吃菌子的路上，就是在买菌子或是捡菌子的路上。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杨祝良的童年也被这样的记忆所填满，“不过不同的是，小时候我是捡着玩，家里人采菌物则是为了生活”。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赋予了杨祝良亲近土地、热爱生物的天性，这也是他报考厦门大学生物学专业的根本原因。1983年，本科毕业的他依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从事植物学研究，那时他还从未想过自己以后会与菌物深深结缘。

说来偶然，杨祝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与同行前辈交流起植物知识，闲谈之间，他无论请教何种树木花草，前辈几乎都对答如流，唯独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菌物“一问三不知”，这就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在工作之余便跑去问当地的老百姓，竟然也得不出答案。此时，他意识到，虽然云南有“真菌王国”的美称，但当时对于这类生物的研究还很匮乏，也正因如此，才使得误食毒菌的事故时有发生。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杨祝良深感责无旁贷。他深知，真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在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方面也不遑多让。于是，他下定决心考研，当在昆明植物所见到导师臧穆研究员之后，杨祝良深觉自己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与人生的目标。他说：“20世纪末期，科研设备与科研经费都相对紧张，很多科研相关事情要靠自己多思多做才能克服，现在回想起来挺艰苦的。但臧老师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好像对于天大的困难都能一笑了之，身在困境的很多时刻，都是他在鼓励我，为我指点迷津，才让我在年轻气盛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坚持下去。”

事实上，臧穆研究员对于杨祝良的栽培远不止于此。作为导师，臧穆研究员有着令学生钦佩的前瞻性视野，他建议杨祝良前往海外深造。导师的教诲加上自身的奋发努力，在1993年，杨祝良成功获得了“走出国门、接轨世界”的机遇——前往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不仅突破自我，开启了鹅膏科菌物的研究，更在实践中领略了“奋力追求卓越，勇于挑战权威”的科研精神。1997年11月，杨祝良终携“特优论文”的成绩，载誉归来，以所学报效祖国。

深爱，科研要从采蘑菇开始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如今杨祝良的科研主要在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操作，但去野外探寻新的野生菌，依然是他最大的期盼。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科研就是要从采蘑菇开始，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从事高等真菌多样性及资源利用研究工作30余年，杨祝良已取得累累硕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NSFC-云南省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30余项。截至目前，他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逾260篇，出版著作14部，获国家发明专利10项，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真菌志·鹅膏科》、《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牛肝菌研究》专辑、《中国西南地区常见食用菌和毒菌》、《云南野生菌》等。而这些一流的成果，无一例外滋生于祖国西南部的沃土之中。

以最具代表性的羊肚菌系列研究为例。中国是羊肚菌属物种的世界分布中心，在外行人以肉眼看来毫无分别的羊肚菌，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却能看出30多个不同物种。不仅如此，它还是世界四大食用菌之一，在过去资源匮乏时，1公斤干品的价格为1500～2000元人民币。正因此“天价”，当地人多会自行上山采集，这不仅导致许多遗传资源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且难免引发一些有毒品种的食物中毒现象。基于此种情况，一个念头逐渐开始在杨祝良脑海中萌发：“我们能不能自己栽种羊肚菌？这样既能够保护资源，又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一举数得。”但从众多物种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产稳产的品种或菌株，谈何容易？于是，在确立此目标后的十余年中，杨祝良团队致力于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在采集了9800多株菌株后，他们筛选出了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这令杨祝良一度欣喜不已，更惊喜的是，投放到市场的第一年便见到了可观的效益。

然而好景不长，转年再种时，菌株便开始出现明显的退化现象，“有的产量骤降，有的干脆不长”。这时，前半生磨炼出的坚韧精神得以体现，杨祝良从未犹疑，更没想过放弃，即刻带领团队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层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经过夜以继日的实验，其团队最终开发出了一种独特的培育技术，使得过去花费3～4个月才能够种出的羊肚菌，如今只须花费70～100天就可以完成一次收割，这样的效率在脱贫攻坚战中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中使用此栽培技术的羊肚菌在全国累计示范种植2万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达3.5亿元。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强的科研价值，又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杨祝良团队瞄准了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立志为其绘制“族谱”。“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里有十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员。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考虑产业发展的问题。”杨祝良说。在他进入昆明植物所工作之前，臧穆研究员曾建立了一个藏有5万余号标本的标本馆。近20年来，杨祝良从野外考察入手，并联合国际同行，带领研究团队新采标本7万余号，“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建成了中国第二大真菌标本室。此标本室收纳有全球真菌标本12万余号，成为我国高等真菌的重要研究中心。面对成绩，杨祝良却说：“能出这样的成果，不是因为我们多高明，而是得益于国家发展。”

科普，人称“蘑菇先生”

虽然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但杨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选择研究方向时，要结合大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将个人梦想与国家需求相结合。”他说。

在世界每年误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许多都是因误食剧毒的鹅膏菌所致。作为此类真菌的研究专家，杨祝良每年在固定的时节都会接到许多咨询与采访的邀请，“那我不如干脆自己做一些科普工作算了”。言出必行，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的科普工作虽然普及范围与传播速率已属上乘，但边远、贫困地区仍然不能被涵盖在内。为此，他积极开展讲座，为村民分发小册子、挂图等，致力让每个人都尽量具有更多初步分辨剧毒蘑菇的能力。

曾经在走访一座小学时，学校教师为快速拉近杨祝良与孩子们的距离，开玩笑地称他为“蘑菇先生”，但没想到杨祝良十分满意这个昵称。“我当时觉得这个称号很有意思，既童趣又直白，这就是我做科学普及工作应该追求的目标——通俗、有趣。未来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对菌物认知得更多。”他说。

（责编：关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