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特聘教授、肾内科主任庄守纲
本刊记者  李 冲 

　　 人喝的水为什么会变成尿液从人体排出？这个问题也许很多人小时候都曾问过，但却很少有人为了寻求答案而迈上理想的道路。然而，却有这样一个人，因童年懵懂的疑问而逐渐走上肾脏病研究的道路。
　　 这个人叫庄守纲，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从县医院到市医院再到国外知名高等学府，这一路他曾从临床到科研再回归临床，也曾从肾脏病学到分子生物学再回归肾脏病学。指引他回到肾脏病领域的，是那份求知欲以及他对肾脏病学的热爱。

追寻知识的脚步

　　 对于“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言，对知识的渴求已融入了他们的骨血中。庄守纲便是这代人中的一位。幸运地挤上高考的独木桥，带着儿时出现在脑海中的那些疑问，庄守纲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大学毕业后，庄守纲被分配到老家山东沂南县医院，在那里工作了5年。5年中，庄守纲印象最深的场景便是，尿毒症患者因没有血液净化设备而在短短半年中离世。这样一幕幕触动人心的惨剧不断上演着，庄守纲逐渐萌生了继续深造血液净化知识的想法。
　　 1986年，庄守纲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成为当时国内寥寥无几的血液净化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东北地区血液进化创始人李祖卿教授。3年后，庄守纲来到全国血液透析的发源地——北京友谊医院。在这里，庄守纲与我国血液净化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王质刚主任一起工作。此前，友谊医院仅有泌尿科透析中心，庄守纲来到医院后，与王质刚教授共同创建了肾内科和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而针对当时国内缺乏血液净化师资、更缺乏血液净化指导书的境况，庄守纲又与王质刚教授合作编写了中国血液净化的第一本红宝书——《血液净化学》。这本书对于中国血液净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血液净化专业医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
　　 然而科学如同海洋，一旦离岸便越见其无边与广阔。1992年，跟随“出国潮”，庄守纲也叩开了国门，来到日本留学。在无边的知识海洋里，他开始拓浪前行。

回归肾脏病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的人，都曾经历过国内外巨大差距带来的落差，也都曾为了糊口而度过些许艰难的岁月。庄守纲毫无例外地也是其中的一员。自费留学带给他的巨大压力，让他没日没夜地奔波于打工和上学。早上6点起床打工，8:30赶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又继续打工到晚上11点，每天睡觉时已是凌晨一点。这样的日程成为庄守纲出国之初的“标配”。
　　 1994年，庄守纲考入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生院,之后在横滨市立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校区在离住地很远的海边。每天，庄守纲要倒4次车才能到学校，单程就需要两个半小时。每天在路上消耗5小时，睡眠时间缩水到五六个小时。
　　 在这份艰苦中，庄守纲却领略到了其中的“日本人敬业精神”。日本人的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闻名世界。庄守纲在这里也遵循着日本的敬业精神。学术上不允许有丝毫的误差，他说唯有来到日本生活才能体验到这种素养的力量。而在日本，庄守纲从未给国人丢脸。在学校，他是教授口中“日本学生应当学习的榜样”，即便打工再累他没有耽误过一点学业。
　　 1997年，结束了日本的求学之旅，庄守纲再次选择驶向科学的深海。这一次，他来到了世界最高的医学殿堂之一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做博士后。在这里，他从事肿瘤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和治疗研究。与日本的“一丝不苟”截然不同，美国到处洋溢着自由的氛围：自由的交流，自由的选题，众多的学术活动……庄守纲说自己真的走进了知识的殿堂。
　　 庄守纲来到实验室时，没有人从事肿瘤光敏疗法的分子信号通路的研究，得到导师同意后，他便独立开展起这方面的工作。在他取得成功后，实验室也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将方向转移到这一领域。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来到美国的第三年，他便晋升为哈佛大学医学院讲师。
　　 2002年，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庄守纲，选择回归肾脏领域的研究。“我毕竟是搞肾脏病研究的，还是对肾脏病更感兴趣。”这次，他来到美国南卡大学医学院任助理教授，针对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展开深入研究。现就职于美国布朗大学附属罗德岛医院肾内科，任肾病实验室主任。2006年至2013为布朗大学副教授，2014年初晋升为布朗大学教授，是目前肾脏病领域在美工作的少数几位华人教授之一。
　　 重回肾脏病研究领域，庄守纲势如破竹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由他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利用动物模型观察到苏拉明(Suramin)——一种抗肿瘤的药物，通过阻断多种生长因子/细胞因子与其受体结合，抑制成纤维细胞活化，减少细胞外基质合成，改善肾功能，降低蛋白尿。同时，他们是最早开展研究肾脏纤维化表观遗传调节的小组之一。首先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具有抑制成纤维细胞活化增殖，降低基质沉积，以及减轻肾脏纤维化发生的作用。之后又进一步阐明了调节成纤维细胞活化的蛋白去乙酰化酶亚型。
　　 他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急性肾损伤后肾小管上皮细胞去分化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发现上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活化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另外，他的研究进一步阐明慢性肾损伤可导致上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持续激活。这与报道的急性肾损伤时的短暂EGFR活化不同。持续的EGFR激活可促进肾成纤维细胞活化及肾脏纤维化的发生。这一发现不仅明确了急慢性肾损伤时EGFR不同作用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也为治疗慢性肾损伤提供了一个新的干预靶点。同时，他们还发现了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肾间质纤维细胞之间的不良对话。
　　 以上成果一再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相关成果陆续发表在本领域国际顶端和权威专业杂志。虽扬名海外，庄守纲却从没停止过对祖国的关注。2011年，他被上海同济大学聘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附属上海东方医院肾内科主任。2012年被上海市委组织部聘为“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事业的轨迹也从海外回归到养育他的祖国。

搭建学科交流的桥梁

　　 回国后，庄守纲的目标很明确，重点开展急慢性肾损伤的转化医学研究。
　　 在急性肾损伤方面，他介绍，自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明透析机后，尿毒症患者的死亡率从90%下降到50%左右，然而此后的五六十年，这一数据再也没有被突破过。寻求突破是全世界肾脏病研究者面临的难题。 
　　 而在慢性肾脏病方面，根据国内统计，该种疾病的发病率已占正常人群的10.8%。发病率高、治疗率低使得这种疾病只能慢慢发展成终末期肾病或尿毒症，然后进行透析或肾移植。然而我国肾脏病患者目前能够接受透析的只占患病人群的20%，如果所有患者都接受透析的话将耗费全国卫生资源的50%。延缓肾脏病发病进程，减少透析时间成为庄守纲的研究目标和方向。
　　 专业方面有了目标，然而庄守纲却还面临着团队亟需建设、提升的现实。当时，上海东方医院肾内科在院里是一个力量相对薄弱的科室，从临床基础到学科建设都亟待加强。瞄准“医教研”，从人才培养到基础设施建设，庄守纲的加入为肾内科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在庄守纲的推动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东方医院肾内科的整体实力得到极大提高。2013年全院临床科室评比,肾内科的教学水平在全院名列第一，科研水平排在第二,临床医疗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升。他说，接下来他的主要任务便是进一步推动科室的临床建设。在东方医院领导的支持和他的努力下, 肾内科已在新建的南院区增加了一倍的病床数, 并建设了一个新的设备齐全的血液净化中心。除临床治疗空间的拓展和设备的更新外,在临床治疗方式上，他也有意将国外的身心一体化治疗引入科室临床。“透析病人往往要和我们在一起十几年、二十几年，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每周2～3次的血液净化治疗不仅带给病人身体上的痛苦，更有许多心理波动。要医人也要医心，在药物治疗同时辅以心理治疗，这是当前国际的主流临床治疗方式。”
　　 每一年，庄守纲都为科室制订目标计划，每一次制订计划时，他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争取在5年内筛选出1～2个可用于临床治疗急或慢性肾损伤的药物；组建一支同济大学医学院肾脏病转化医学研究团队，培养一批年轻、具有临床及基础研究能力的转化医学研究人才；开展和实施1～2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肾脏专业国际医学研究合作项目。如今，庄守纲已经在迈向目标的路上，科室近年的发展给了他更多信心。
　　 庄守纲也积极搭建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如今，担任华人肾脏病协会候任主席和旅美华人科技协会康州分会副会长的庄守纲，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海外积累起来的人脉关系网，积极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每年，肾内科都会有2人经他介绍到国外知名研究室或医院学习交流，而肾内科红红火火的学科交流影响日益扩大，其他科室甚至医院的人也开始请庄守纲介绍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 
　　 除了让更多的人走出去、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学科知识，庄守纲还肩负起推动国内学科研究发展的责任。刚刚回国那年，他便在上海召开了急性肾损伤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便是引起了国内同行对这一学科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带动下，全国各地的急性肾损伤研究也逐渐走上正轨。如今，这一会议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盛会，庄守纲每年都要邀请国外著名专家莅临演讲。这件劳心劳力的事对于庄守纲个人而言没有任何好处，然而他说，能够身体力行地推动国内学科的发展，这就是他收获的最大意义。　　
　　 现在，庄守纲分身在中国与美国两端，“在美国时还要处理中国的工作，在国内时也要处理美国的工作。”每天早上5点，他到达在美国的实验室，先电话部署国内工作的大事小情，然后忙碌于美国的科学研究，晚上11点，他才踏着月色回到自己的住处。工作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仅有的几个不加班的周末，他还要作为曾工作过的县医院的名誉院长回家乡查房、义诊。
　　 “今年美国下大雪，我当时在国内。美国都是男人上街铲雪，我家却是太太铲雪，邻居都看不过去来帮忙。”说起家庭，庄守纲有着数不尽的歉疚，家人给他的支持也成了他能够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强大后盾。而他也如家人对他的付出一样，全情地、无条件地为祖国肾脏医学的发展搭建着跨越海洋的桥梁，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