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转型时期的科技变革与发展

主持人：郎永淳

嘉  宾：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

        陈清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

        卓家同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吴天根  东莞天天向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栾大伟  博奥赛斯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

 左起：栾大伟、卓家同、吴天根、陈清泉、刘燕华

　　主持人：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个讨论比较热的话题，是李克强总理前不久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还按照传统的传统思路、传统管理的方式，可能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人去刷朋友圈，就不可能有今天微信的存在，微信其实是一个科技创新。科技体制的改革可能会体现在方方面面，可能在顶层设计上，可能在管理机制上，等等，都需要去适应科技创新。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去理解科技体制改革是点燃科技创新必不可少一个点火系或者是引擎。

    请刘燕华副部长最后再来总结发言，先请我们在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来说一说。你们在科技创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过一系列和现行体制有冲突的地方，或者说你们还希望呼吁什么？

　　陈清泉：应该是他（刘燕华副部长）最有发言权，他多年领导我们的科技，对我们的科技体制很有（发言权）。另外在上一次年度人物会上，他好像也讲了创新的事情。我只好讲一讲我的一些体会。

　　有一次，总理请我参会，我观察到从创新的投入到创新的产出过程里，有两个墙壁：一个是从科学变成技术；一个是从技术变成产品。怎么打破这个墙壁？

　　有了创新以后，你就要很好地评估，到底这个创新有没有市场？这个评估团队很重要，应该包括科技专家、企业家，资本市场有了很好的评估，就能了解市场在哪里。了解了市场在哪里以后，你才知道谁来投资，谁来规划，谁来运营，谁来管理。这样的话，可以打破那两个墙壁。

　　所以，一般从科学变成技术需要个孵化的过程；从技术变成产业也需要孵化。

　　我就举两个例子，一个芬兰，一个德国。大学实验室的创新不能马上产业化，一定要孵化成技术，技术再孵化成产品。而芬兰有两个机构：VTI和TALL（音译）。它们配合得很好，VTI作为孵化器来孵化技术，TALL就配合其开展产业集合。

　　在考察德国后，我发现德国的创新体制机制很明确，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政府的作用是按照技术方向（提供支持），但是不过多干预很技术路线，它只是一个总动员；第二个层次是半政府，比如在德国有一种半政府组织，它的作用是支持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第三个层次是行业学会，能够代表产业的利益，跟政府说话，跟其他行业说话，防止地基重复恶性循环；第四个层次才是大专院校。这四个层次分工很清楚。

　　我所看到的，其实中国在科研上的投入（我没有具体数据），应该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产出怎么样提高，还要进一步提高效率。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就是有时候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很多具体的东西，但是还要请你（刘燕华副部长）来讲讲，因为你关注科技那么多年，你最有发言权。

　　吴天根：我叫吴天根，来自于东莞天天向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我在美国也创过业，在中国也创过业。在美国，我是典型的车库文化出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企业在东莞主要做生物可吸收材料，把它做成一个生物血管支架，来用于冠心病的治疗。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其实想一想，应该在十多年前，我还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产生了创业的想法。当时我只有一个主意，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把这个主意写成了一个报告送到IH，IH给了我150万美元，我就这样从一个车库里开始创业了。可能中国现在还做不到凭着一个主意就给你1千万人民币启动一个项目，那么现在怎么支持草根创业，这是我的体会比较深的东西。刚才提到大众创业，怎么能让我们的基层大众创业做到像美国一样每一个人从车库里就可以开始？怎么从政策上突破？我们的风投怎么能够从早期介入，让我们真正有创新？

　　第二个感想，现在我到美国去，我们拿的手机已经远超美国，大家觉得华为P9很好，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们到中国来创业。现在科技发展太快，我对电子行业不是很了解，但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现在的法规、监管有时候落后于我们产品的创新。所以，怎么让国家政策和行业监管跟上时代的创新，也是我的体会。

　　卓家同：我叫卓家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两位老师讲的很好。我做的工作是公益，不存在创业，我是在创新。那我是怎么创新的，刚才主持人讲现在政府已经非常重视创业创新，“双创”。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炼，在文化层面，在社会认可层面，在应用层面，给了这些年轻人自信。

　　我到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之后才看到，他们非常自信，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回来以后，也同样看到现在大家不像我们原来比较忐忑，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

　　就像老师讲的，我们应用领域的这些氛围形成了以后，我们政府应该更加宽容，更加支持自己的这些自信，这些新主意。像一个疾病要把它控制下来，从全球来讲，它有个总的策略，美国比较先进，但是这个策略到我们国家以后，我们人口那么庞大，一定要敢担当，敢冒险，敢创新，才能够把中国的疾病搞下来，所以我们在广西，我就把麻疹搞下来，麻疹在广西解放初期一年几十万例，2010年才几十例，五千万人口。

　　第二个是艾滋病，现在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由原来的吸毒途径转到性途径，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有可能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因素。那我怎么来做？除了按照西方传过来的关爱策略以外，我们主要是对没得病的人，一定要跟他讲艾滋病怎么回事，不是跟他们单单说握手也不传染，拥抱也不传染，公用厕所也不传染，这些远远不够，一定要讲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危害健康，怎么危害家庭，怎么使人因病致贫。我作为一个二级教授，到农村一片一片地讲，带动县乡一起去讲，使广西很多有危险因素行为的这些人马上转变，使得艾滋病从2011年以后连续下降，在全国连续抬高的时候广西下降了。这是我谈的体会，政府已经创新，我们有自信，政府在本土创新层面上，在公益层面上，应该更接受我们创新的做法和成效。

　　主持人：具有国际化通行的规律，当然也结合本地化的一些特点来做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政府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一系列的支持的政策，我再听听大伟的。

　　栾大伟：我叫栾大伟，是科技人员创业中的一分子。既然郎老师提到说，我们在科研制度改革层面需要哪些建议，或者是意见，我想说第一个，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和我们科技发展是严格不相称的。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属于领先地位，但是我们科技的发展应该说不是那么很领先，需要有或者说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那这就带来了什么呢？像我们科技人员为了能让科技更好服务国家的经济发展，去下海创业。

　　这个时候就发现了第二点，我们的成果鉴定机制需要做一些变化，我们是一个科研成果大国，但我们不是一个科研成果转化强国。由科研成果鉴定机制又引出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学研用的协同还是有待改进。我们以前总在说产学研，即便是我们产学研联系起来了，但是在“用”上因为原有的一些机制体制等等，我们新的技术和产品在进入到市场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第四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缺乏对科研人员的人文关怀，特别是缺乏对科研人员去创业的科技型企业家的人文关怀。

    主持人：这个怎么讲？

　　栾大伟：讲讲自己的体会，我下海创业之后，地方领导们认为，你是一个搞科研的，穷搞科研的，你来下海创业，也不是搞房地产的，也不是搞什么的，对于当地GDP的快速增长可能短时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更喜欢能够快速带来经济总量增长的。在企业家圈子里边我们也不是主流。而回归到学术圈子，有很多我们的老师专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你没有静下心来潜心去做科研，你下海了，没有抵挡住经济的诱惑，我们又成为学术界的异类。

　　实际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去下海创业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科研成果更早、更快、更好地产业化。如果说我们能为更多的好的技术产业化做一个保驾护航的平台，这才是科技型企业家应该担当的责任和使命，呼吁大家对科技型企业家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人文关怀。

　　主持人：最后来听刘部长，虽然已经卸任了科技部副部长，但是您在政策把握上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更强。

　　刘燕华：要谈科技体制问题，先要明确两件事：第一，改革对象是谁，改谁？第二，改什么？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

　　我认为改的对象有3个，第一是政府要改，第二企业也要改，第三社会服务要改。

　　政府改怎么改呢？就是过去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给经费，给个牌子，给人员奖励，或者是后补助，这些个方法都使了，但是今后怎么办？我理解政府今后的改革就是从项目管理转到创新服务上，政府的功能是做好服务，而不是说是给点钱，给个牌子就完了。这是政府改。

　　第二个大家谈的是企业要改。企业过去是等着技术向他转化，现在企业要开始学着自己创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企业的创新投入是越来越高了，假如企业没有自己创新的动力，那么这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可能就没有竞争力。到目前为止，企业在全国的创新投入已经占到了60%～70%以上，这说明企业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了。

    第三个要改的是社会。就是社会为创新服务的这些体制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说法律服务、成本核算服务、技术转移服务，还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税务服务、风投服务、金融服务，这些都没跟上。所以我理解主持人刚才说的，科技体制改革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方面的改革，它是全社会都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来共同向前推进的。

    主持人：每一个人都要改革创新，都要从思想观念上行动上来做出创新。刚刚陈清泉院士讲到我们突破这个墙，我们知道创新永远是无止境，身边看到的服务也在不断创新，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我们的管理、服务、意识等等都赶不上科技创新的这个速度，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陈清泉：我认为这应该是个常态，为什么？因为刚才讲了，创新有3个理念，有人有新的理念就有创意，有创意就可以创新。而管理服务是一个为创新服务的，所以往往跟在后面，问题是不能够差太远，要尽量更好地去维护。我非常同意刘部长的话，就是说以服务为改变理念，政府从简单的给钱、给牌子转为服务，以色列、德国、芬兰这些创新率高的国家也在注重服务。我到以色列很感动，他们认为创新不是可有可无，创新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一定要创新。所以什么样的服务能够跟进创新很重要。

    主持人：我们还要请刘部长谈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用服务来跟上这个创新，要用思念来跟上这种创新，当然在政府层面可能有一些治理的措施，您怎么理解在改革当中还要加强我们的治理。

    刘燕华：我觉得创新服务工作是全社会的。首先政府要给引导，另外一个就是创新要有专业化。现在我们老说一件事情，就是讲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接着陈清泉院士说的，创新是一个过程，它是从创意到实现价值的全过程，它既有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后边还有产业化，一个产业由小试、中试到形成产业形成规模，每往前走一步，都需要很多创新。

　　产业创新之后，还有市场，市场有了产品就得有销售，销售就得有流通，流通又有售后服务，所以从科技创新、原始创新开始，一直到实现市场价值，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创新不是说一个人能够从头做到尾的，它是一个社会形成，是不同的人像接力赛跑一样，一半一半往前走，走到最后那一半时实现了价值。但是我们在衡量创新过程中，就每一个创新过程都应该由市场来给予回报，创新每一个过程的价值是在不断扩大。

　　基础研究很重要，但是基础研究的结果变不了经济，变不了人民的福祉。它有价值，需要后续开发，后续开发还有投入，不断投入价值就不断提高。所以我觉得在创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人来贡献，每个阶段都有人退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不是说最后一公里的事，就应该指的是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共同参与，每个人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就使我们的创新成果就提高了，所以创新服务它是一个社会体系，并不是说我办一个服务公司，弄一个服务中心，搞一个机构就解决了。

    主持人：刘部长说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分阶段看待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涉及到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价值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转化，并且这个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价值，可能与经济价值加上社会价值，甚至包括加上文化价值等等一个综合的多元的价值。两位企业家你们是怎么样去通过科技成果的转化来为自己的企业去创造价值的？怎么样适应这种转型的？

　　吴天根：其实刚才提到一点，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进入到一个个体定制，但是监管大批量生产，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法规就可能跟不上我们现在发展且阻碍到产品的创新，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是共同在创新。

　　至于怎么创造我们的价值，刚才刘部长提的很对，我们是从最早一个主意，几百万的主意，到现在一步一步过来，整个创新过程要坚持不断往前推，确实不容易。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投入几千万，但是我们不放弃，这可能是我们企业家，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功都必须要走的。所以我想不管从最早的原始车库，还是到现在政府支持，到VC，一直到市场，每一步都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我们都会坚持推下去，特别在我们科技领域，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

    主持人：您的体会是一直要坚持下去，再听一听大伟，老师说你不好好做基础研究，非想去挣钱；企业家说你们能挣什么钱，又不像房地产；领导说你不能快速拉动我的GDP。你在碰到这些障碍的时候，不能光求助于刘部长，也不能光等着政府去给你改变一系列的服务，也不可能等着身边的企业家、老师马上就改变这个观念，你是怎么能够坚持继续做下来，今天还能获奖呢？

    栾大伟：首先是自力更生，砥砺前行，自力更生为主。第二我觉得政府对我们，包括体制机制对我们有一个引导，有一个帮助，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引导影响体制机制的创新。怎么引导？按我的经历来说，比如说他们关注经济价值，那么我们创造更多的税收，创造更多的经济体量，我们也解决了一千多人的就业；比如当地产业化区域化结构要调整，那么我们把自己的产业做强做大，引进上下游更多的产业来配合，这是直接回答您的问题。

    刚才您也提到了科技型企业怎么发展，其实吴总是在美国的车库，当然我是在中国的车库，这个环境要更恶劣一些。我带领自己的研发团队，科研成果转化过程非常简单，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过程当中发现随着你的测试量，随着程序的增加，流程的增加会带来很多问题，怎么样去把握好每一步的质量控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进入到临床过程中去推广我们优质的国产品牌。现在很多国产的品牌，包括我们科技创新的这些产品，是通过低价来推进的，那么我们非常提倡有价值的体现，价值的体现不简简单单是以更好的品质，加以比较合适的价格，为用户带来价值。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主要做疾病诊断，目前我们的产品在全国一千家医院使用，在做疾病诊断服务。我们一从创新之初就要求，或者说就探索，怎样为检测疾病本身，或者为解决到百姓的关注本身去入手；不是直接从经济价值去考量，而是真正从他的需求端、痛处考量，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技术的进步、产业的进步、经济的进步，最终也会引导或者配合政府的科技体制改革倾向于向科技型企业去延伸。

    主持人：感谢各位的分享。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可能只有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当然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政府官员，每一个科学家，每一个社会工作者可能都会有自己对于转型的一种期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奉献出自己一系列的创新力量。我们也希望通过刚刚刘部长所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创新过程当中，都要做出我们的改变，都要做出我们的努力，都要做出我们的行动，我们每一人都能够与创新同行，来让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