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科学中国人 发布时间:2019-07-22
“与创新同行”圆桌论坛
时间:6月26日下午
地点:北京万寿宾馆
论坛嘉宾:
刘燕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
郑旭 华创互动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严月根 博瑞德(南京)净化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启星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张学记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王笑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趋势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十年前有一项专利,评估出来是1100万,企业家只愿意出800万。当时,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超过30万,上海交通大学就没有审批权,最终没有成交。而十年后,这个专利已经变成了废物。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创新在体制机制上可能还会有一系列要突破的瓶颈,你怎么看?
刘燕华:大环境建设是靠政府建造的。政府的职责不是说支持某一个项目,而是创造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这样一个环境。政府职责改变也是下一步体制机制改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中国现在提出来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驱动改革。
严月根:我们国家需要搭建一个创新平台,来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不保护的话,人家研究了十年、二十年,辛辛苦苦出来的成就,轻易就被模仿了去,会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创新。这个平台需要大家来搭建。
郑旭:好几位嘉宾谈到了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这肯定是一个趋势。现在的情况是你要等着国家把制度建好了,执行环节也执行得特别好,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竞争对手都会遵守这个规则,我不太清楚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天。
现在只要做软件的企业,其实也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它在3.0的系统没有开发成功之前,1.0是不推出来的,1.0推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3.0已经开发出来了。这个时候竞争对手看,1.0这个产品不错,我们过来模仿,等竞争对手花了半年时间模仿成功了,它马上把2.0拿出来,结果又有人把2.0模仿了,它马上又拿3.0。走了这三步基本上就把竞争对手甩在后边。这就是商业模式设计。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方法之一,可能我们做企业更讲究现实,现在怎么应对,我建议比较快一点还是需要有些商业模式的设计放在里面会好一点。
万众创新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
王笑京: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也会面临着失败,但是不创新肯定失败。之所以叫万众创新,就是因为有一定的成功率。如果只有10个人8个人创新,10%的成功率微不足道,但是要千千万万的人创新,10%或者20%的成功率,就很可观了。另外几位专家谈到,很多我们的学者和教授,可能和我们的企业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从事智能交通来看,现在真正的顶尖技术并不在我们这样的研究所,也不在学校,智能交通领域的顶尖技术在企业。在这个时代,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已经融为一体,而且转化非常快。所以现在如果说要能够创新,能够成功,能够形成产业,能够带动生产,我们的科学家和我们的技术人员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企业。而事实上在中国的智能交通领域,现在已经开始是企业唱主角,而不是政府唱主角。
我想说的观点,我们千万不要把创新变成是一个象牙塔,如果是我们的创新是变成象牙塔,就不是万众创新,而创新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形成产业支撑我们的经济发展,给老百姓创造美好生活。
郑旭: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状态。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提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短短半年多,大量的资本已经涌现出来了。王总谈得非常好,我们国家过去积累技术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比较多,我们的制造业能力也是非常强。但是把我们特别高新的技术应用到企业里面,恰恰产学研没能串起来。
原因是一方面我们高校和研究院机制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企业没有能力去应对这种应用化的过程中的风险。现在我们感觉势头在起来,因为整个的时代,呼唤我们需要大量的科技创业,科技创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我们过去象牙塔的技术放在企业之中,这个工作别人做不了,其实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才能够承担这个工作。
周启星:我们国家提倡产学研要结合,产学研的产就是企业,学就是学校,研就是研究研发机构。现在有两个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创新和科技进步。一个就是我们分工不是太明确,第二结合不紧密。所谓结合不紧密就是政府在连接过程当中,纽带作用体现不出来。就像学校包括科研机构要申请项目,首先要向政府去寻求,而不是政府先有这方面的导向。就像我们大量的学校人才,为什么流失到美国,首先就是引导不对。很多企业没有跟学校联系,如果联系,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我想好的人才也能留在中国,有利于提高创新。北大、清华包括南开,大部分好的学生都到美国了,给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如果在政府主导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还有企业方面的主动性加强一下,产学研结合的好一点,有利于开通这项工作。
给将才、帅才创造更好的环境
主持人:不仅仅说是给美国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有些人才经过美国的历练,像张教授这样又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
张学记: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出去了,回来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政府要想一想,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不回来。以前一个教授和研究员在美国的收入比国内高的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国家给予同等的待遇,还有一大批高等人才不回来,主要可能还是觉得国内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如果单纯做研究,说实在话,在西方国家和美国,他们总体来讲比较便利。
但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回来参与祖国的发展,总觉得遗憾。我出国以后一直说,我要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到祖国,给祖国添砖加瓦。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这批人,回来以后把国外先进的教育、先进的制度,优秀的东西起码能带回到中国,给国内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哪怕不能彻底改变,只要有一些正能量的影响,能改变一些环境,这就是我们回国的人更重要的作用。
刘燕华:说到人才问题,我想到中国一句俗话叫“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要实现中国的创新,可能还要靠一些精英和领军人物来带动千军万马。我们要把这些将才、帅才识别出来。怎么才能够使他们发挥作用?关键是给他们更好的环境。就跟一个好的种子一样,假如没有合适的土壤,没有合适的水分和肥料,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大。同样,只要创新环境好了,我们人才会不断地脱颖而出。
严月根:首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我很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环境系做了6年的老师,然后出国做职业经理人,后来回国内做企业。看上去跨度比较大,实际上有一点,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技术。我学了环境交通工程,现在做的还是化工石化行业的污水处理。通过之前的坚持,我发现我们太需要一个环境。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更希望拿我的知识和经验,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现在特别想招一些学历高,又愿意到基层,到企业,到生产一线与企业共同成长的人才。环保都是要定制的,没有标准的产品、标准的技术,比方一个做废水的企业,相应过程中的工业设计都不一样,要大规模推广非常非常困难,我们需要大批人到基层到生产一线去。现在很多博士、博士后都在学校,不愿意去企业,我们特希望有一个很高的平台,有学历、愿意在生产一线的、愿意解决实际问题的,可以到企业来,我们一定会提供一个跟大学研究院一样的研究平台。
张学记:我送几个学生到你那去。
文化自信是一颗火种
张学记:对人才,我们评判的标准有一些问题。人才,可能有创新人才,创业人才。在国外,在这个行业提这个人,我们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东西,叫人才。还有在国际大会上做大会报告,这些都是国外的评判标准。
国内在人才评判上很大的问题就是看有多少篇文章。我们的人才都是用文章标记的。博士生想做一些东西,但是博士毕业要求必须有多少文章。对,我们的医生也是有多少文章才能提副教授,才能提教授。事实上,对医生来说,看病看得好是他的主业。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说,能解决工程问题、能创造实在的价值才是他的评判标准。我们对人才应该分类评价,不同的人才用不同的标准。万众创新、万众创业,我们国家也是用不同的政策和导向去引导不同的人才。
郑旭:我特别同意张老师的观点。现在有些大学存在一个问题:选校长、选院长,你必须是海龟,土鳖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必须是国外一流大学毕业的博士,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一点申请机会没有。这背后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缺乏民族自信的一个表现。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不值钱,比如我们中医一定不如西医,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一定不如西方博士,这个认知一旦形成,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感觉这是西方人给我们下了一个套。中国在冲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随着财富逐渐增长,接下来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当我们达到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才,什么是中华民族需要的人才。
周启星:现在我们中国人走出去到美国留学,等到非洲、澳洲、欧洲,甚至美国的人都到中国来留学,那时候中国就强大了,中国才有创新的源泉。年轻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二三十岁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做实验写论文,现在50多岁了,已经干不动了。到60岁、70岁,是不是回来干这些事情,我觉得不太合适。就像郑老师说的,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套,要有一种自信心,要把大量的国外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向。
主持人:在未来,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的基础上一定还会再加一个文化自信。除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基础在哪,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即便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到发达国家去留学,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过程当中,我们还不是世界最先进的,我们需要通过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最后回过来我们再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中,去发挥我们的创新,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当然也需要像刘部长通过宏观的层面,去呼吁更多的政策面,在机制、体制方面有创新,来把我们的创新环境,创新的土壤培育好,让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当中,良好的空气、环境和土壤当中,让自己的梦想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