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元
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
电子工程系
香港中文大学

　　
　　王士元,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学院，并从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6-1995年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语言学教授。1973年创办《中国语言学报》并任主编至今。200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的电子工程系。目前担任新成立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中文大学），该中心的伙伴机构为北京大学及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对多数人而言，“中国”和“汉”几乎是同义词，因为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95%以上的中国人是汉人。“汉”这个字在我们脑海里可以引发诸多联想，虽然其确切的语源仍有待考证推敲2：“汉代”是一个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与罗马帝国并驾齐驱的朝代；“汉语”是中国人的官方语言；“汉化”是指非汉民族采纳汉族文化的过程；即使在普通名词中，也常用“好汉”来指称具备男子气概的人，并用“汉奸”来指称卖国贼，以上仅举几个例子。  
　　不过这样简单的等式，却掩盖了中国实际上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异质性，也忽略了几千年来交织出今日中华文明的多样源头。西方科学家有时不明白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Jared Diamond），在1996年为科普杂志《发现》（Discover）撰文时，就称中国是“一致的帝国”（the empire of uniformity）。他对中国的误解马上受到已故的加拿大卑诗大学历史语言学家蒲立本（E.G. Pulleyblank）的批评，蒲教授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探讨了中国人与印欧民族的关系。三年后他又在《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述中国复杂历史的文章，更详尽地叙述了共同造就出多民族中国的千丝万缕。
　　想要证实这种异质性，丰富的证据随手可见。只消翻翻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动态的实体，从新石器时代散居各地的许多孤立的文化实体，到大约六千年前这些文化开始互动，形成张光直所谓的“初始的中国”（Initial China），然后到北方已开始发展书面历史的先秦时期，再一路到后续的许多朝代，直到今天的中国。国界不断地更动、转变、缩小及扩张，舞台上的演员时而登场时而退场。这些演员的名字许多早在《诗经》和甲骨文的年代就出现了，如羌、戎、狄、氐、蠻、貊等。这些名字有的过去是以带贬义的部首书写，如犬、豸、虫，反映了当时不合宜的大汉中心主义及偏见。但若想知道在中国历史开端时的这些演员到底是谁，多学科的广泛研究是绝对必要的，而这样的研究却几乎尚未开始。 
　　已故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是这种重要的跨学科研究的早期先驱，他1989年的著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的灵感源泉。该文简洁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异质性，也强调应以这种视角来研究中华民族。阅读下列文字很难不感受到他的苦楚，他在这段文字里记述了1935年与新婚妻子到广西大瑶山从事田野调查的经过：
　　“当时的大瑶山布满了原始森林及浓密竹林，狭窄蜿蜒的小径上，丛生的野草和攀藤的植物使道路已经无可分辨。我们于11月18日进入瑶山，12月16日在从花蓝瑶到坳瑶区的途中，我们迷路了。我不慎误踩了猎人所设的陷阱，伤了腿部和背部；我已故的妻子下山去求援。天色已暗，路途艰险，她因溺水而与我天人永别…” 3   
　　初次阅读时，这段文字就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为我的思绪开启了新的天地。然而，一直要等到1997年，即费孝通田野调查的65年后，我才有机会拜访大瑶山，多亏了当时南开大学石锋教授的有效领导，以及他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的热心同行们所做的安排。令人讶异的是，费孝通的文章里所透露出的早年的原始条件在当时仍然没有改善很多。 
　　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的创立伊始，我在第一期的通讯上曾经说过，这个学会的一个核心任务在于： 
　　“…把一般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语言上。这当然包括许多非汉语的研究，如阿尔泰语、南岛语、藏缅语等，尤其是探索它们与汉语方言的互动。毕竟，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语言接触区，她的语言是几千年来由许多盘结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所交织在一起的。”4
　　怀着与此任务一致的信念，我们也像一般田野调查那样收集基本词汇，并把其中几个采集语料的片段录影下来。我当时希望多学些关于瑶语的资料，并将瑶语与分布在其他省份的苗语、畲语相比较，因为据推测这些语言都应该彼此密切相关。在那次广西行之前，我曾在墨西哥、吉尔吉斯的村落，以及世界上其他尚未工业化的地方做过田野调查，但是从未见识过像大瑶山里某些瑶族社区所居住的那样简陋的生活条件。然而，我心里始终萦绕着的一个念头是，这些瑶族人也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对比起来，中国大城市里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与挥霍浪费的生活形态，实在过于炫目俗丽，令人不安。
　　几年后，在2002年时，我有了另一个拜访更多少数民族的机会，这次活动是由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所发起，并由云南省政府正式邀约。保亚目前是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的队伍里还包括汪锋，他当时还是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正在撰写白语的博士论文，现在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了。云南大学的木霁弘教授负责整个参访活动繁琐的流程。那次旅程中，我最喜欢的相片之一是保亚所拍摄的，我在炫耀我的数码相机给一个惊讶的普米妇人看，她手上正抱着小孙子。她是头一回在相机的背面看到自己的影像，而且那张照片是我刚刚才拍的（下图）。
　　我们共开了一辆轿车和两辆面包车，像商队般一路旅行，参观了邻近四川、西藏的云南西北部许多交通不便的社区，那是中国一块狭长、崎岖的地方，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源头都流经那里。一路上，保亚、汪锋和我与当地人交谈，拜访学校并参与他们的庆典，脑子里尽可能地吸收了许多关于他们文化史的信息，品尝并珍惜着这个宝贵机会里的每个时刻。
　　我们问了许多关于他们语言的问题，也看了不少有趣的地方，并结识了许多不寻常的人。例如有个晚上，当走在狭窄的山路上时，我们的去路被几块大石头给挡住了，显然有人故意把石块放在那里以便抢劫途人。很幸运的，我们的旅行队里有足够的人力把石头搬开，此后没有再碰上什么麻烦。我们所遇见的不寻常人物包括：一个英俊且嗓音雄浑的普米男子，能以八种当地语言高唱民歌；一个刚从麦加朝圣归来的消瘦的学校教师；几十年前因传教士的到来而改信基督教的一个傈僳社群，现场为我们演唱了令人难忘的韩德尔的哈利路亚赞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    
　　这次云南之旅的精彩之处，都已保留在《士元讲课》的影碟上了，这都是与我们同行的优秀的多媒体技术人员的功劳。影片的内容可以从以下网址公开取得：http://tiny.cc/b28j5w。我在片尾也探讨了研究这些语言和文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在台湾的科普杂志里发表了一篇短文《语言是云南的文化宝藏》：王士元2002。关于我们参访过的地区及当地文化史和语言重要性的更详尽探讨，可以参阅陈保亚2010及汪锋2013。 
　　当时已是2002年，全球化的同质影响正在各地蔓延。我们已经见到足够多的预兆，暗示着许多这些语言可能存活不过一两代了；当语言消逝，它所支持的文化也会很快随之灭亡。这些语言与文化都是中国多样遗产的一部分，总的来说也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保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那些濒危的动植物。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知识，对于我们人类的均衡发展也一样重要。 
　　为了获得更多人类多样性的知识，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如我几十年来的两位挚友，夫妻档的曾志朗与洪兰。志朗是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校长，多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及内地的许多少数民族社区，时常捐赠书籍和其他物资给当地学校。洪兰也积极投身台湾南岛原住民族的教育与社会福利工作。  
　　近来，许多领域都越发意识到理解人类多样性有多重要。例如，斯福扎教授（L.L. Cavalli-Sforza）于2005年的《自然综述遗传学》（Nature Reviews Genetics）学报上所报道的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旨在提供更平衡的视角，以探索人类在基因上如何多样。同样地，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里，福科等人（E.B. Falk et al）问了个批判性的问题：“什么样的头脑才有代表性？”谈到神经科学研究时，他们留意到“这个快速进展的研究领域有一大限制，那就是多数的研究发现，是以少数的权宜样本为基础。”显然，我的基因和大脑，与前面照片里普米妇人的基因和大脑之间，一定存在重大的差异。
　　在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里，一群社会科学家曾深入讨论过这类差异。2010年的一期《自然》杂志上，亨利齐等人（J. Henrich et al）提醒我们“多数人并不‘怪’（WEIRD）”。这几位作者说： 
　　“…人类学家很久以来就暗示过，来自西方世界、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WEIRD)社会的人，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是地球上心理最不寻常的一群人。”
　　其实，在此文发表的几年前，斯登伯格（R.J. Sternberg）也曾用异曲同工的一段话，来推荐尼斯贝特（R.E. Nisbett）所写的书，当时他在书皮上的文字是这么说的：
　　“…尼斯贝特总结地显示，实验室里仅限于以美国大学生或西半球的人为对象的实验，实在无法让我们理解一般人是怎么想的。这本书揭示了，如果希望解决当今世上所遭遇的问题，理解东方文化里的人是怎么想的不只是件好事，还势在必行。忽略了书里的这些训示，必将置我们于险境。”
　　尼斯贝特的书名为《思想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Thought），出版于2003年。同年，由贝慈（E. Bates）领导的国际团队报道了一项重要研究，其中作者也包括曾志朗和洪兰。他们比较了说不同语言的受试者念出简单图片里的事物所需的时间。研究的语言有汉语、英语及其他五个欧洲语言。由尼斯贝特领军的另一个团队则超越了行为实验的数据（Chua et al 2005），进一步比较当眼前出现视觉画面时，受试者眼球的运动情形。参与实验的是就读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其中包括美国受试者和来自中国的受试者。
　　把我们对人类多样性完整面貌的知识，主要奠基在以西方大学本科生为对象的研究上，的确太过简单且不恰当，不仅对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是如此，对与行为有关的许多其他方面也都是。我们不应忘记瞎子摸象的教训，一味以偏概全。所幸近来，更多有意义的研究开始比较人类的不同层面，因此本文所要强调的一大关键就是，“中国”这个实体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绝非戴蒙所谓的“一致的帝国”。  
　　事实上，密歇根大学里的中国研究生，很可能和他们的美国同学有诸多共通点，而与穷乡僻壤的广西瑶族农夫反而没什么交集，当然这是指年龄和性别都相匹配的情况下。粗略的类别，如东方与西方，美国人与中国人等，虽可以提供初步的分类标准，却不够精确，无助于理解中国真实的多样性，更别说是理解我们人类的多样性了。   
　　为了能领会人类多样性，语言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理解外在世界并与他人互动的主要媒介。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在1929年时所写的一段话充分揭露了这一点：
　　“事实上,‘真实世界’或多或少会不知不觉地构筑于群体的语言习惯上。没有哪两种语言能够如此类似, 以至于可以认为它们代表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世界, 而非仅仅是贴上了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我们社群的语言习惯已为我们预先选定了特定的诠释法,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所见所闻乃至经历。” 
　　多年后，法国遗传学家雅各布（F. Jacob）5也用类似的话语，表达了对语言的重要性所持的相同意见：
　　“我们都用自己的词汇和语句来塑造‘现实’, 就如我们靠视觉和听觉来塑造它。”
　　现在我们知道，每个人早在胚胎时期的后期就开始塑造我们的现实了，通过子宫壁听见自己的母语并逐渐耳濡目染，这都拜我们的遗传天赋所赐。例如裴拉妮等人 (Perani et al 2011) 说明，初生婴儿的大脑里，已经有了与成人大脑里相似的与语言有关的神经网络，如上图所示。新生儿在能清楚地看东西前就会模仿面部表情了，甚至有证据指出，他们呱呱坠地后最早的哭声，也反映了母语的韵律6。  
　　当沉浸在语言世界时，我们一步步地逐字建构各自的语言7，并根据语言里不同层面所存在的类别，把早期的经验逐一编码—如词汇、语音、语法、语义等层面。物理现实的连续体，无论是通过视觉或听觉，都逐渐累积地被编码到语言社群中的离散类别里，这个过程很类似工程师所谓的模拟数字转换（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早在1877年时，傅尔聂（Fournié）就说过：“言语是生理学家得以窥探大脑生命的唯一窗口。”8根据萨丕尔、雅各布等人的真知灼见，语言也是人生经验得以被分类归档的门户，经由语言最终将通往无比复杂的数码图书馆，亦即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我提出的问题：“谁是中国人？”显然，中国境内目前住了上百个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的交流至少有六千年了，其中既有彼此和睦相处的时候，也不乏相互争战（Wang 2013）。我们是汉族，几千年来不断地同化我们的邻居，使汉族成了绝对多数；我们也是满族，曾统治过中国最后一个朝代，但目前已多半融入主流汉人里；我们也是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却有相当独特的文化；我们也是瑶族、普米族、傈僳族、白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等等，各自都由诸多不同的古老源头融合在一起。我们是费孝通所说多元一体的集大成的组合结果。 
　　我们都被赋予许多同样的基因和神经回路，我们也共享许多传统、忠诚、信念与行为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共有的文字，它让我们三千多年来始终紧紧相系。不过现在所做的这些观察，都不过是庞大冰山的一角而已，我们还有待加倍努力，才能更透彻地洞悉这座冰山。中国内陆仍有许多人群直到现在才开始被识别出来，他们的语言甚至还从未有人分析过。另一方面，许多小社群的文化和语言正快速濒临灭绝。知道 “不怪”（non-WEIRD）的中国人是哪些人，确实是更全面地理解人类的一大关键。 
　　为了让本文有个建设性的正面尾声，我想提及今年适逢香港中文大学50周年校庆，中大也刚成立了一个新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简称CLHC（请浏览http://clhc.cuhk.edu.hk，网页尚在建置中）。在沈祖尧校长的支持下，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的叶彩燕教授和彭刚教授大力促成了此中心的创立。这个联合计划的另外两个研究伙伴，是在两岸同时成立的对等中心，北京大学方面由陈保亚教授负责，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方面则由曾志朗教授负责。  
　　我们在CLHC的全名里特别用了“复杂”一词。这是为了表明近年来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发展所提供的多学科框架，将有助于引导我们思索并深究我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管是在“中国人”的层面，或是更广泛的“人类”层面。英国的霍金（Stephen Hawking）2000年曾说：“我相信21世纪是研究复杂系统的世纪”，这句话似乎说对了。就像许多其他的文化体系或物理系统，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由诸多彼此互动的子系统构筑而成，这些子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动态地彼此适应，并适应外界环境。语言很可能是最为繁复的复杂适应系统，详见王士元2006。
　　人与所有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所独有的语言，因为人类的文明绝大部分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其他动物的演化主要通过基因上代代相传的生物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进行，物竞天择，进展得非常慢。而人类老祖先三百多万年前直立起来，两百多万年前又发明了原始的语言，并发展出最早的石器文明。由于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通过语言在时空中传递，当然要比单靠生物演化的进展快得多、有效得多，请看前页示意图。同时语言本身也经历了非常重要的相变。从原始的手势加上韵律 (prosody)，再加上音段系统 (segmental phonology)，最近几千年又发明了文字。每一步的演化都大量增加了人类的复杂度。
　　谈及科学的哲学限制时，我们不得不想起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在1932年所说发人深省的一句话：
　　“科学无法解决大自然的终极秘密，这是因为，分析到最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试着揭开的谜底的一部分。”  
　　就语言的终极秘密而言，我们所处的困境也很类似。语言是我们探查语言的主要工具，而语言本身又是我们想要探究的目标，这势必会引发基本的制约。196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百年校庆上，杨振宁先生曾引用一个寓言来传达近似的意思：有个渔翁用网孔六英寸大的网来捕鱼，所以误以为海里所有的鱼都比六英寸大。同样地，如果因为研究语言的工具有所限制，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会像故事里的渔翁一样不够周全。为了在面临庞大挑战时得以突破万难，我们必须从各个可能的相关学科视野来看待语言。把苏东坡著名的两句诗改写9，或可生动地表达出这种困境：
　　不识语言真面目，
　　只缘人在言语中。
　　在我看来，CLHC的成立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一开始，联合研究中心的三个伙伴将覆盖大中华多数的重要区域。我们的研究框架肯定会是跨学科性质的，把人文的见识与科学的方法两相结合，尤其是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不朽的文学佳作和伟大的科学成果都同样出自我们了不起的大脑，因此在探索人类复杂系统的本质时，两者俱是提供智识的宝贵源泉。把不同学科分门别类的界线，不过是为了实用上行政管理的方便，我们不应让这些界线成为障碍把我们圈住10。就像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波新知识浪潮的到来，海滩上的线条很快就不复存在。  
　　我们的目标，是用实验室里控制精准的实验，来互补针对语言和文化等人类复杂系统的田野调查研究，运用行为实验的数据，并尽可能的采用近几十年来发展出的强大的脑成像技术。曾志朗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信息丰富的书里，曾经概略地介绍过这项科技，也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进台湾。另一个令人可喜的成就，是2013年台湾认知神经科学学会的成立，引领大中华地区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
　　一开始我们将着眼于调查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里比较独一无二的层面，如说话时的声调及书写所用的汉字。我们的调查也将拓展到其他更大范围的问题，如语言声调与音乐感知的关系，选择性语言受损的神经认知基础，这里所说的受损包括失读症、老化、语言消失等。我们希望，从这些探索所取得的新知，可以很快对社会有直接的助益。  
　　我们的目的是始终把研究工作与多语环境联系起来，正如香港所充分展示的两文三语情况，但其实整个中国都或多或少存在多语并行的情形，详见陈保亚1996。毕竟，广东话、台湾话、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并不亚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如果真如前文引用的雅各布所言，我们的“现实”是由词汇和语句所塑造的，那么当我们在不同系统的词汇和语句间转换时，这个“现实”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利用脑成像技术能够研究语言间的这种往来交流吗？
　　要想了解语言和人类复杂系统，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要深究这些基本问题，除了无尽的好奇心外，也必须具备开放性的多学科精神。要对中华民族多彩多姿的过往与现在有基本的认识，要深刻地理解语言在人类复杂系统中的重要性，还要能运用最先进的神经科学工具来从事这方面的实验；可惜这样的人才还很欠缺。我很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能投入这个领域，积极参与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本文提出的问题是“谁是中国人？”，但它其实是“人类究竟是谁？”这个更宏大问题的一部分，只不过我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罢了。现在，集合三个联合研究中心中的大量资源，包括田野调查的知识和实验室的专精技术，我们终于可以在大中华地区协同合作，用饶富创意的方式来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根本问题了。（蔡雅菁译）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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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注释

　　1.本文初稿为应黎志添教授之邀，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撰写的文章。初稿将载于该所的通讯上。感谢曾志朗、汪锋两位教授与我讨论本文中的一些议题。
　　2.关于“汉”这一名字的来源请见金钟的探讨：2012，页67-70。
　　3.Fei 1991，页18-19。
　　4.Wang 1993，页1。
　　5.1965年，雅各布因其对遗传信息载体核糖核酸（RNA）及调控性基因等的研究，而与他人同时获颁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6.参见Meltzoff and Moore 1977及Mampe et al 2009。
　　7.Tomasello 2003.
　　8.引自 Lashley 1951，页113。该书引用傅尔聂的书时，参考文献中的年代为1887年，但根据笔者搜寻若干法语网页的结果，正确的出版年代应为1877年。
　　9 原诗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0 最近曹广顺等人共同编辑的一本中国语言学的论文选集，就用了个巧妙的标题作为书名：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跨越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