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医院眼科主任戴虹
本刊记者  高慧娟    

　　 天边最美的，莫过于那引起人无限向往与遐思的七彩虹桥。但是，对于那些因眼睛患病而失去视力的人，那美丽的彩虹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北京医院的戴虹主任，就是想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为更多的眼病患者打开彩虹般的美丽世界。

做中国最好的眼科医生

　　 “你这种是黄斑变性，国内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根治方法，我建议你还是去北京医院找戴虹教授，他是治疗黄斑变性国内最前沿的专家。”一位医生正和病人交流。
　　 这位医生推荐的戴虹教授，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主人公。戴虹现任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视光学院名誉教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委，中国医师学会眼科学会常委，中华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委员，北京市眼科学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眼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医院院党委委员。他主要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专业，对黄斑病诊治和手术经验丰富,是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华医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等九种杂志编委。自1983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专业至今，他已在眼科专业的岗位上深耕了30余年，成为全国有名的眼科权威，开创了国内眼科手术治疗的多个第一。多次负责和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的眼病诊治和手术，曾获中央保健委员会优秀专家称号，是北京医院百年院庆评选的医院十名优秀医生之一。
　　 戴虹取得这样的技术成就，主要归功于他那追求卓越，永不停息的工作精神。他经常说，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就是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医药这个行业，永远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医生所追求的，就是寻找病人药费最少，效果最好，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治疗手段。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30年来，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引进国外新的治疗方法，又不断地推陈出新，寻找更加高效实用的治疗技术。多年来，他和他的眼科团队，一直站在中国眼科手术治疗的最前沿。
　　 眼球是人体最精密的结构之一，其中的玻璃体在眼球的后部。如果这部分出现病变，会对视力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严重的还会失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发明了针对玻璃体的手术技术，这是眼科当中近代革命性的突破之一。以前很多不能治疗的疾病，都可以通过玻璃体手术的方式来治疗。为了更好地掌握玻璃体手术的精湛技术，戴虹于1991年～1993年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学习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经过3年的努力，他成为国内早期开展玻璃体手术者之一。到现在，戴虹已经完成了上万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这上万例手术的纪录，国内外的同行很难达到。这就意味着有千千万万个患者通过戴虹的手术重新获得了光明。丰富的手术案例，也给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创新永无止境，追求没有终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戴虹又把技术研究聚集在黄斑病上。黄斑也是眼睛的一个功能区，这个区位的病变可以引起失明，中老年患者比较多。戴虹在国内最早开展了黄班病研究。1999年～2000年在日本东北大学进行黄斑病专业学习,着重对黄斑病变诊断、治疗和手术。2000年，学成回国的戴虹首先在国内开展了黄斑转位的手术，又占据了国内眼科发展史上的一个第一。
　　 但是黄斑区手术太复杂，要求专业技术极高，因而没有普及开来。就在从日本学习回来的同年，国际上又出现了可以不做手术，用激光去治疗的方法。戴虹果断地跟上时代潮流，开展光动力治疗，几乎与国际同步开展了激光治疗的方法。同时，又派其他大夫，去日本学习细胞移植手术，回来后开展这方面的手术研究与探索。后来，又进一步开展了玻璃体注射治疗的方法。这种用于玻璃体治疗的新药，国外是2006年发明的，戴虹和他的团队2007年就开展了临床应用研究。戴虹所从事的这一系列的技术探索，都是在国内早先开展的。特别是注射药物治疗，更是国内第一家！北京医院的眼科到现在也是治疗人数最多，经验最丰富的专业科室。这一切都是得益于作为带头人的戴虹，他紧跟时代技术潮流，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展得早，并形成了抢占医疗技术战略高地的前沿意识与技术积累的研究基础。在黄斑变性的治疗中，戴虹的科室在国内也是始终处于领先位置的。他们翻译了国内第一本关于黄斑病变治疗的书籍，主编制定了黄斑病变治疗的标准流程指南，可以说，黄斑病变研究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戴虹和他的团队的参与。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不就是把国外的技术较早引进来嘛，又不是自己发明的，没什么了不起。说这句话的人，是他不了解医疗领域技术引进的复杂性。国外的眼科治疗技术，是针对外国人的眼睛结构特征相匹配的，引进到国内，还要根据中国人的眼睛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人的一些特点与国外不同，面临的困难与机遇都不同。对于同一种药物，中国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个体差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治疗方式。这才体现出经验与研究相关结合技术的支撑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戴虹使用引进的技术治疗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研究探索的过程。既要尊重之前的经验与前人的成果，也要针对病人的个体特点。所以有过很多曲折，遇到过很多困难，也迎接过无数次挑战。一是在没有药物之前，研究手术治疗。虽然手术治疗非常困难，但是做了以后，发现效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容易出现并发症。就开始学习细胞移植，但也涉及到很多问题，如伦理道德的困扰与压力。之后他又去学激光，但是又发现，激光虽然能够有效延缓病变的发展，但是不能提高病人的视力，不能使病情得到逐渐恢复。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过程，不断地否定过去，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探索，发现问题后，又转向去寻找新的方法，转行到新的领域。他们在发现激光治疗效果不太好之后，又去追寻新的注射治疗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又发现注射治疗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打药的时间不好掌握，治疗费用比较高，注射的风险比较大。戴虹的探索说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好的治疗方法，都是不断在改进，用新的方法否定过去方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试错，取得经验教训。其实，这是一个你愿意做一个开拓者，还是跟随者的问题。做一个跟随者，没有风险，而前面的探索者，就会有失败，有痛苦、有责任、有压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后人避免了失败的教训。戴虹，现在就充当了开拓者这一重要角色。

精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人体最珍贵的器官。对于一个医生，面前是一只只的病眼，但对于一名患者，心里是一片片的希望。戴虹是一名好医生，不光是指他医术的精湛，更是指他医德的高尚。
　　 戴虹作为中国眼科的领军人物，身上兼着很多职务，但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医生，要治疗救人，多做患者的工作。31年的工作学习经历，最大的成果就是为许多患者解决了病痛。他立志要做一名尽职尽责的医生。
　　 这一天，戴虹被安排为一位特殊的病人会诊。作为接待过多次高干治疗会诊的戴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奇，直到他知道来者的身份：柬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戴虹说，为西哈努克亲王做手术是让他比较难忘的经历。这个难忘并不是他给予这位病人特殊的治疗，而是治疗后的一系列事情……?
　　 当时，西哈努克做完手术之后，又到法国去看。法国的医生看了手术效果之后说，这不可能是中国医生做的。但西哈努克亲王非常自豪地说，这就是在中国做的手术。当时我国的外交部长是钱其琛，他对戴虹说，你们给中国争了光。这句话使戴虹和北京医院的全体医生非常激动。这是他们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受，从来没想过一个医疗手术能够达到为国争光的层次。从此以后，西哈努克亲王所有的手术，包括他的家人，也包括现任国王的手术，都是由他们来做。这是信任更是骄傲！为此，戴虹凭借自己高超的技术和人格魅力让国内外人士对他刮目相看，也因此树立了中国医生的高尚形象。
　　 同样，对待普通的患者，他们也同样精心和慎重。
　　 “我是浙江的患者，左眼失明，在当地医院用药1个月没疗效。戴主任认真负责，谨慎细心，一丝不苟，精心操作，经过治疗，手术成功结束，术后恢复也很快。戴主任以崇高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以人为本，用爱心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尽心为患者解除病痛，是千千万万眼病患者福音。”
　　 “我是东北吉林来北京求治眼底黄斑变性的患者。2012年经同仁医院介绍，来北京医院眼科请戴虹主任诊治。戴主任查了眼底，看了吉林和同仁医院的检查资料，确诊为老年湿性黄斑变性。再没让做任何检查，在和我们谈了治疗意见，征得同意后直接安排做了抗VEGF术，为我眼疾的治疗赢得了时间。使我几近失明的左眼病情得到控制。每次复诊，患者再多，戴主任也要给我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边陲老妪加号。就是不吃饭，不午休也要把我们这些患者看完。经戴主任近两年的精心医治，我的病眼保住了光明，视力最好时可达0.25。对给我光明的北京医院，对戴虹主任我无以回报，只能和我的家人一道，借助这个平台说声：谢谢！”
　　 以上是摘自好大夫网上的留言。这样的留言有很多，患者的口碑用朴素的话语，鉴证着戴虹的高尚医德。
　　 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山东小患者，他的家庭比较困难。为了给他看病，家里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来北京治疗，但是由于治疗比较晚了，病情已经耽误，他又拿不出那么高额的医药费，其他医院都不大愿意接收。当辗转来到北京医院找到戴虹的时候，他的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戴虹果断地说，不能再拖了，马上安排手术。手术之后，戴虹巡视时看这个小孩子每天只吃干煎饼，知道他经济困难，就出去给他买了一些好吃的。最终，小患者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3年以后，他们全家又来到了北京，这次带来的是一面锦旗，和孩子顺利考上了高中的好消息。戴虹的心里不由得非常感慨。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给一个个家庭带来了希望，改变了一个人及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使他们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通过这些，戴虹感受到作为医生，不单独是手术做好了就很快乐，还能通过治病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多年来，戴虹就是在日常工作的一点一滴中履行着好大夫的职责。他的努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2014年中央电台等媒体发起评选京城好医生活动，戴虹是唯一得到推荐的眼科医生。好大夫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实至名归的。
　　 戴虹对“好大夫”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想做一个好医生并不容易，第一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第二取决于个人天赋，因为手术医生要有天生的技巧能力，天赋很重要；三要取决于条件和环境，在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同样工作五年后，发展可能有天壤之别。好医生，不光是医术高明，手到病除，更多是牺牲自己，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戴虹坦言，现在对好医生的评判有偏差，这与我们的评判体制有关系，这也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他提到，写文章做科研是做医学理论研究考核的主要方面，却不是考核临床医生的主要方面。他相信，随着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春天的到来，这种现象会有所改变。
　　 作为科室的负责人，怎么处理医患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多年的从医经验，戴虹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和患者的关系相处得都很好。戴虹有一次加班顾不上吃饭，有两个病人家属看到了，非要给他们买饭。当患者看到医生一心扑在工作上时，是非常让人同情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医患纠纷不存在。他认为，医患纠纷最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是国家政策层面。要加大对医院投入，提高医生的工资待遇，避免看病贵、看病难；二是社会的舆论导向。媒体不能无限放大医患纠纷，误导社会对医生的看法。三是解决医院自身管理上的问题，对个别医生的急躁情绪等进行及时疏导。
　　 戴虹希望，社会对医生有更多的支持与理解，他有切身体会，医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牺牲和奉献是家常便饭。医生如果不加班，病人有可能不能及时就诊，病会拖着更加严重，也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所以更多的医生在下班后还要工作，把吃饭休息的时间挤掉，尽量多看几个病人，有些手术经常要做到晚上很晚，而且不是一个人在加班，一台手术加班，需要整个科室医护人员的相互配合。
　　 除了上班、加班，戴虹还走到社区和街道做一些公益科普工作，让广大群众多一些医疗的基本知识，早发现病情，早点治疗。他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科普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治疗机会。他认为，让更多的人掌握基本的疾病知识，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他人生当中最有价值，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