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教授
本刊记者  祝传海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以前。自1917年创办以来，是我国最早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本科教育的重点医学院校。协和医学院凝练出“坚持医学精英教育、实行高进优教严出、注重能力素质培养、强调三高三基三严、开放办学博采众长、传扬优良文化传统”的办学特色。
　　 为了继承院校几代人“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勤奋耕耘、开拓创新”的精神，2013年9月，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刘远立教授，回国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哈佛大学长期从事公共卫生相关研究的刘远立，希望能够在有着百年历史的协和医学院，创建一个以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领导型人才的精英教育为使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公共卫生学院。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刘远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搞公共卫生就像一个乐团演奏一首交响乐，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公共卫生学院主要是培养乐手，设有类似于‘管乐系’、‘弦乐系’等技术型学系，但缺乏‘指挥系’。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是精英教育，我们应当为奏响更多更好的‘中国公共卫生交响乐’培养‘乐队指挥’。政策和管理系出来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成为政府和各个领域的‘首席健康官’，用健康交响乐的谱子协调各乐手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刘远立在现代与未来之间架设起一座梦想之桥，他善于从复杂的事物中抓重点、抓关键、抓命脉，通观全局却又不失细节，他身上散发出的压倒一切困难和挑战的魄力，吸引着大家自觉地汇聚在他身边，既紧张又快乐的工作。

热心公益  心系祖国公共卫生事业

　　 回忆当年的人生经历，刘远立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与公共卫生研究结下了缘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辈子没做别的，就是公共卫生”。1987年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留美深造。先是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读卫生管理的硕士，之后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卫生政策和管理的博士。从1993年年底开始到2013年的20年间都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工作。期间对于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的情况一直紧密追踪，对于科研、人才培养的情况，以及相关政策和社会影响上都十分熟悉。
　　 虽然远在海外，但是刘远立做的工作一直十分“接地气”。在哈佛，最令他自豪的工作有两项：一是与哈佛其他同事一道创建了服务于全球医改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卫生体系学, 并于2014年9月在中国MOOC大学开设了协和医学院第一门网上公开课《卫生体系学》；二是在非典以后在哈佛创办了一个中心（“哈佛中国行动计划”），专注于帮助中国卫生系统培训高官高管，搭建了高端对话平台，包括在2007年、2009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并从2011年起，组织年度“中美健康峰会”。
　　 相对较单纯的理论研究，刘远立更加注重应用层面。从1993年到2001年的8年间，他与国内外9家医科大学及相关机构合作，在中国300个贫困县进行调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从1997年到2001年，该项目组在8个省的10个贫困县里进行了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试点的结果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大的必要性和极强的可操作性，因病返贫的农村家庭可以因此得到帮助，该试点研究报告于2002年发布。也正是在当年的10月28号，我国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卫生大会，会上一共出台了8个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文件，其中有6个与新农合有关。
　　 “上世纪中期集体经济时代农村有人民公社，98%的农民有合作医疗的覆盖。改革之后实行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制度就垮了。老百姓得了病需要自己花钱，甚至有句顺口溜儿叫‘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就泡汤’。”刘远立至今对自己在陕西、山西、云南、贵州等地调研时看到的情景印象很深：“农民得病后先借钱，然后变卖家产，最后甚至卖掉种猪去看病，真得很惨。”
　　 或许因为童年时代跟随在工程兵部队当军医的父亲走南闯北，刘远立心底一直保留着一份对于农民的朴素情感。小学阶段他基本都在农村、特别边远的山区读书，和农民的孩子们在一起。他回忆说：“战士们晚上搭帐篷睡觉，我们家人就在牲口棚里撒石灰、铺草垫。爸爸白天给战士看病，晚上给乡亲们，甚至还有牲畜看病。那时候我就想，等长大了一定要尽力而为帮助那些可敬可爱可怜的农民兄弟。”刘远立告诉记者说，社会里99%的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在于那1%的人怎么想，是真得想让别人过得好一点，还是只想着用权力满足私欲？”
　　 相比之下，两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的主题要广得多。2007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讨论的问题涵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多元化价值观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的教育领域的改革、民主与法治等等。“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当然也有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刘远立补充道。2008年，刘远立与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一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受校长委托向习主席汇报了“哈佛中国行动计划”的工作，得到习主席的赞赏和鼓励。2009年，第二届中国社会发展论坛在哈佛成功举办。
　　 2008年，有两件事让刘远立至今印象深刻。一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在第一时间与李蔚东等老师一道与北京红十字会合作建立了“全民健康烽火基金”，整合国内外优质的资金和技术资源，在汶川的灾后重建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移动诊疗中心；二是与时任汶川县长的张通融一道，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全民健康示范县。
　　 移动诊疗可能不是个新鲜事物，但是成系列、有建制的全科移动诊疗中心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属于首创。刘远立在2008年出版了《构建全民健康社会》一书，书中提出我国朝着全民健康社会迈进需要三位一体的战略：首先要建立服务全民的健康服务体系，这是医改的首要任务，但仍然不够；其次要有蓬勃发展的健康经济，既是指经济本身的健康化，也包涵传统健康产业和新兴的保健产业；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普及全民健康文化。
　　 “这本书影响力不大不小，但让我非常得意的是有一个人把这本书的理念第一个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了——正是汶川县长张通融。”全民健康示范县公共服务标准已经通过了国家标准委员会的验收。刘远立补充道，“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健康城市和卫生城市是有标准的，但是健康农村是没有标准的，健康县也是没有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摸索出来了。”

勇于探索 在公共卫生领域开辟新天地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院之一。成立之初，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成立，不少系主任和教授都由美国人担任。其中公共卫生系的首任系主任兰安生(JohnB.Grant)与当时的北平市警察局合作，于1923年成立了城市公共卫生事务所，名为“第一公共卫生事务所”。
　　 195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后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成立，合并之后的预防医学科学院搬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公章也被一并带走。“自CDC成立之日起，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作为一个实体就不存在了。”而刘远立归国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重建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作为兰安生的后辈，这在同样长期从事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刘远立看来也十分有意思：“我们早期搞公共卫生的人，就懂得多部门合作，警察是公共安全的领域的，‘卫生’顾名思义是捍卫生命的。只不过我们防范更多的是天灾，警察防范的是人祸，其实我们是天然的盟友。但我们现在的CDC和公安部门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有多少紧密合作？但兰安生时代就已经意识到公共卫生就是需要大联合、大协调。”熟谙院史的刘远立另外提到的一个关于兰安生的故事是，他开创了所谓的“定县模式”，协和公共卫生的前辈们在河北定县建立了第一个三级医疗服务中心，训练了很多基层服务人员，正是赤脚医生的前身。
　　 “协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们要担负的任务和使命是在内容上拾遗补缺，形式上改革创新。”刘远立如此归纳总结自己的建院方针。
　　 谈到如何定义新型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回答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到今天面临哪些主要挑战、需要哪些新领域、新人才；二是国内外公共卫生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有哪些学科特点，国内的公共卫生学院与国外同类院系相比有哪些优势、弱势，如何扬长避短。刘远立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间的“健康强国”时代，改革开放到“非典”之后的“健康民生”时代以及当下所处的“健康发展”时代。
　　 “1950年8月份，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要知道第二次是在1996年才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在今天也是有用的；当时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到今天还是存在的。”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革命家会在百废待兴的时候首先如此重视公共卫生？刘远立回答说，因为“他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人背负‘东亚病夫’的帽子，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的人能保家卫国、建设新中国，有了健康才能搞生产，何况可能还要随时准备打仗”。刘远立评价，四大方针为中国能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功不可没。
　　 “70年代末，WHO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其实当时有底气提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中国走出来了这条道路。虽然经济落后，但是可以把平均寿命几十岁的提高。这与我们重视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分不开的，特别是传染病，几乎一夜之间消灭了性病。成为世界样板，为世界称颂。”
随之而来的健康民生时代也得益于之前打下的基础。刘远立曾多次到访非洲，医疗落后国家因为艾滋病、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平均寿命大概只有36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前20多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社会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原因还是政府重视不够、投入很少，‘非典’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警钟。”刘远立始终坚持认为，一个国家两手都要硬，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要抓，“特别是医疗卫生”。他指出，中国过去的高发展速度是以高能耗、广污染为代价，是“健康危害式的增长模式”。
　　 “‘非典’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抓公共卫生、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据估算，两年之间中国经济损失了500多亿美元。‘非典’是一个分水岭，之后我们对公共卫生的改革非常重视。”
　　 刘远立举例道，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便是迅速建立了乡以上的直报系统，结束了层层上报的历史，现在乡卫生院发现了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例，第一时间网上填报，然后CDC马上就可以监测到。“网上直报系统‘非典’之后很快就建立了，很厉害。”刘远立感慨道。
　　 而在健康发展阶段，整个社会对健康的认识都提升了一个水平。“健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而是重要的投资。健康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国务院2013年40号文出台也把我们健康服务业大发展定位为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机遇。我们现在真是进入一个健康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对于产业链的拉动，就业机会的提供，潜力和增长空间都非常大。”在健康发展阶段，传统公共卫生领域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当下需要，主要因为正面临三个大的挑战：人口结构的转型、疾病谱的改变、伤残模式的改变。
　　 “到2020年，我们的老年人口可能会超过整个美国的人口。‘银发族’迅速增多，加上独生子女比重上升，赡养系数不断升高，人口红利迅速消失。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本来是好事，但是随之生病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这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挑战，刚性需求上升，资源有限，现有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如何变得更加高效，成为第一大挑战。”刘远立提醒说，医疗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永远不可能跟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只能通过提升效率的方法满足需求。
　　 而疾病谱的转型也格外需要注意。刘远立指出，20多年前主要疾病是传染病、营养不良等，而现在80%以上是非传染性的疾病。“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进入了慢病时代。慢病时代，前方作战的不是我们医生护士，而是患者和他们的亲友。”因此，受国家卫计委宣传司的委托，刘远立教授带领团队与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亿康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紧密合作，开展“国家健康促进智能网络平台”的试点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民众打开手机就能随时查阅到权威、规范、有用的疾病和健康相关知识并同自己的家庭医生互动。除了“全民作战”的新形势之外，疾病谱转型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所谓“健康”不再单单指身体上，同时也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问题——这些恰恰是传统公共卫生体系忽略的内容。
　　 “这也是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以为来看病的是机器，修理一下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很多时候来看病更多地是为了寻求关怀、倾听、呵护。我们注意到这个巨大需求了吗？我们有能力和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吗？”

承传创新 中西合璧促改革

　　 考虑清楚了现代公共卫生学院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之后，刘远立结合自己多年在国外工作研究的经验，对于中外公共卫生学院的模式和建构进行了对比。他指出：“我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基本上是苏联模式，有两个特点：卫生防疫以传染病为主、强调技术的专业化。具体来看就是我国的公共卫生学院一般都有一个本科，虽然拿预防医学学位，落脚还是医学，五年学制的前四年和医学一样，第五年医学生去医院轮转，预防医学生到防疫站。国内比较强调本科教育，研究生则是专业化。我国模式的优点是专业性很强，学生的生物医学知识牢固，但缺乏满足全面健康各个诉求的能力。”
　　 “国外的状况刚好相反。公共卫生学院大部分是研究生院，是专业学院，公共卫生更多地被看作是大公共卫生的概念，希望培养出来的人眼界比较开阔，能起到协调和动员的作用，而不是专业的技术服务。公共卫生学院的人员来源很广，可以是学文的、学理的，也可以是干律师的、从政的……”
　　 相较学生们在什么水准的杂志上发表了多少“自娱自乐”的文章，刘远立更看重他们到底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在院校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刘远立的主导和推动下，协和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建立五个学系。第一个是在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系基础上进行强化，另外四个系则需要从头开始：卫生政策与管理；行为科学与健康传播；职业健康与环境卫生；营养、食品与药品安全。要把握“四个抓手”，即“合理的膳食、适当的锻炼、微环境健康的防护和心理呵护”。“我就是围绕着公共卫生现在都需要什么、中国缺什么来打造五个学系，再成立若干个学术中心，来推动整个学院的发展。”
　　 谈到人才培养，公共卫生学院是要培养“丁字型”人才，学生一定要有一个横断面的广泛知识涉猎。侧重四个核心的素质：“爱国的情操、健康的身心、求真的精神、创新的能力”。打造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为中国卫生体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刘远立离开美国归国时为自己立下的两大理想。
　　 做“有用”的学问自然离不开近几年被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医疗体制改革，刘远立为此几乎是“放下背包就投入战斗”，带领团队积极参与深化医改的一系列研究和试点工作中，已经完成包括中国医疗行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案例编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购买机制研究等课题。刘远立教授最近分别发表在《健康报》、《中国政协》和《行政管理改革》上的三篇文章（“论医疗行业的6大特点”“正确处理深化医改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医改要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是他作为一个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的专家实现其“知识报国，为我国深化医改的顶层设计提供智力支持”强烈愿望的具体行动。
　　 说到面临的困难，刘远立略作停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道：“困难一直有，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在他看来，不管是旧体制的束缚，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作为的官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平衡。
　　 “最好是以共赢的设计来推动。这需要很多技术和艺术，我们很多人理想主义色彩浓，但遇到现实你会发现仅仅有理想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找到不同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谈到未来，刘远立这位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显得有些激动：“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在有生之年经历三个时代：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太幸运了，能不只争朝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