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宏 
 

　　 今年是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0周年。这20年，国家对科技教育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教育投入也终于在2012年达到全国人大和社会各界呼吁了多年，GDP占比4%的目标(2013年已达4.3％)，全国科技投入的占比也从2006年的1.42％增加到2013年的2.08％，十分不易。科教兴国这20年，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不断探索和改革的20年。最近十年，我国很多指标都有进步，如我国学者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二，在Nature、Science这样国际一流杂志上的论文数目增加了不少，影响力也增加了不少。获准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在国际的大学排名中，前50名中也终于有中国的大学了。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回国，大大加强了我国科技教育的队伍，他们奋发工作，比如在我熟悉的北大、清华的很多实验室、在中科院北京和上海的不少研究所，通常子夜前都是灯火通明，中国的科教界的科研人员和教师为“科教兴国”战略所鼓舞。可以说，这20年科技和教育的进步，为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今天，我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都在谈论各个领域的创新。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教育的改革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过去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应该延续，有些政策和措施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在一个大的改革环境中，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一个符合科研和教育规律的良好氛围，使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而现在恰恰缺少这种氛围。目前社会过于浮躁，急功近利，缺乏诚信。社会上浮夸、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在科技界、教育界也时有发生。令人忧虑的是，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和评估导向下，使得一些科技人员想的不是如何搞好科研、如何做好学问，而是追求今年能发表有多少影响因子的论文，今年如何“交账”。更有少数科研人员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论文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时有发生，网上随便查一查，就可看到一大批“论文制造”公司。最近在中科院学部科研道德委员会的研讨会上，南开大学龚克校长的报告中说，他曾在百度上输入“论文代发”，显示网页有1750万；输入“论文代发网”，网页有1850万；输入“代投论文”，网页有225万；输入“代投SCI论文” ，网页有78.7万。许多网站经营多年，“成果”累累。代写、代发论文包括所有领域，所有类型的文章。“包原创、包修改、包满意”，还讲“诚信”，不成功退钱；每个网站号称有100-200兼职博士硕士代写，在国际上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如果科研人员不能面向国际前沿、面向国家需求搞研究，如果教师不能潜心做学问培养人才，再好的思想不能变成行动，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能是一句口号。科技和教育要改革, 科技和教育工作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科教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更多地还要从国家的管理、体制层面找原因。我们习惯于用一种传统的工程思维去考虑科研或教育问题，按照实施工程的做法去指导科研教育工作，这就有违科研教育工作的规律。行政管理工作应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作为指挥棒，把大家弄得无所适从。科教兴国不是口号，创新也不是口号，而是行动。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性，并且落到实处，讲了这么多年，看来并不容易。科教兴国，科技和教育是分不开的。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建立良好的机制，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协同创新；避免科研机构的重复布局、科教资源的分散浪费。
　　 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每年诺贝尔奖揭晓之时，媒体不时会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何时能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我曾对媒体说过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一个卓越的基础研究项目，一项可能冲刺诺贝尔奖的科学成果，是不可能靠“计划”出来的。牛津大学前任校长卢卡斯教授说过：“创新和学术创造力的灵魂在于好奇心与卓越个人能力的运用、优秀的直觉、毅力的结合。这在一种指令性氛围中是不可能繁荣的。”须知，诺贝尔奖也不是金钱堆起来的，孕育它产生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恰恰为我们今天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所忽视，或至少重视不够。我们现在大学的“土壤”不够肥沃，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和“农药”，社会的不良风气也侵袭了大学的机体，结果难以产生重大的发现、形成创新的思想、孕育创新的成果、培育杰出人才。教育者或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大学的“土壤”，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老师能安心教学、潜心做学问，学生能刻苦学习，培养才能。也就是说学术界要在制度上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你也许很难预测第一个诺贝尔奖在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出现，但如果学术界不再如此追求短期的成果，急功近利,不再满足于出几篇SCI论文，真正能静下心来探索科学、做学问之时，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只是迟早的事。所以，对于大学而言，政府相关的主管部门通过法定文件所给予大学的自主权，就应包括确保大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大学则应通过制订章程和相应的制度，确保校内能营造这种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过去20多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不考虑办学条件和基础，追求办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争取硕士点博士点；部分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开设“热门”专业，以求短期效应，使各地相当一部分高校，学科组成和院系构成相仿，缺乏特色。这也是造成近年一些热门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老师相当一部分不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是习惯于培养学术型人才。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大学都有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但缺乏一批能通过课堂教育和实践，激励学生勇于创新创业的教授。地方上一些大学把目标放在培养未来的研究生，把考上研究生的比例作为学校水平的标志。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应实行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避免千校一面的情况出现。大学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培养目标、办学特色的差异。政府的政策应激励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均衡发展。在这方面，中国高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国推行素质教育很多年了。现在不少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又都在谈论通识教育，那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教育呢？康德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我们的先辈在《大学》中也讲得很清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天的大学教育要回归到教育的本意，即要培养同学们完善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当然大学还要传承知识，形成新思想，推动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问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从基础教育到大学，不少学校太注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完善人格、高尚人品的培养。我国一些学校也并没有很好理解通识教育的宗旨和含义，把重点仅仅放在扩大知识面，增大选课的自主权，很多教师也缺少应有的理念和准备，这样势必达不到通识教育的目的。正因如此，记得2001年在北大推进本科教育改革，实施元培计划时，我们就一直强调，北大元培班不是尖子班，北大学生在入学时本来就都是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了。元培计划的宗旨是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和自由选择专业制度。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就是分数至上。大学应该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兴趣，通过课堂教育、社会实践以及学校的各种活动，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各方面的能力。现在学校、媒体、社会都把状元炒过了头，也对应试教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学校都在讲要学习外国大学的学院制，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中国大学自身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学生都住在学校里，学生们每天都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这是欧美大多数大学无法做到的。问题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活跃，又往往使政府官员担心大学的稳定。为此，以往我们更多地考虑只是让同一院系的学生住在一起，便于管理，担心不同院系的学生混合居住不好管理。很少去考虑如何能充分发挥好这种优势，以更好地贯彻我们的教育理念。北大在实施元培计划过程中，从“元培班”到“元培学院”的实践说明，关键在于要转变管理学生的观念，要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从管理学生转变到更多地让学生参与自己管理自己。除了学生以外，大学的教师也要转变理念，要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对学生的辅导，关心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各级领导、老师和管理人员，都要善待学生，关心学生，才能增强凝聚力，增强对学校的认同感。
　　 每个国家都会有若干所或一批最优秀的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但我也多次强调，精英教育也并不仅仅培养政治家，不仅仅培养杰出的科学家、学者和企业家。精英教育的目标应是为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在北大举办“奥运冠军论坛”，当时我们请了国内外不少知名人士，除奥运冠军外，还有政治家、诺贝尔奖得主、学者、企业家、残疾人，请他们给大学生讲讲他们心中的冠军、他们的经历，他们经过的奋斗、挫折、成功之路，目的就是要激励青年学子，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冠军，都应有自己的追求。在我卸任北大校长这些年来，直到今天我出差时，我喜欢在完成我的公务之余，见见各地的校友，了解他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2003年7月，北大校友在陕西西安卖猪肉的事见诸报端，接着是各种不同的议论, 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同情、惋惜，更多的是对大学教育和用人体制的质疑和批评。后来，又有北大毕业生种菜、开饭店的报道。读了这些报道，也许会有人觉得他们是“另类”，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不管你是迫不得以作出的选择，抑或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还是我国的老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希望每个北大学子，每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走上社会后都能找到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有用武之地，或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即使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也不要丧失信心，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全社会也应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青年人，看待他们的职业选择，给他们以更多的鼓励，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而青年人也应有勇气和胆量去探索不同的人生旅途。
　　 实施科教兴国，营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局面，关键是人。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于发挥科技人员和教师的智慧和才能。对于大学而言，选择和培养人才、吸引卓越的学科领导人和优秀学者就至关重要。对于吸引优秀的学者，除了丰厚的报酬和待遇，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学术环境、出色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现在一些大学、研究院所依靠不断地扩大规模、增加人员来发展，这种局面无法长期持续。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教师群体学缘结构单一，缺少活力。“以人为本”讲了很多年了，但见物不见人的事在科教系统依然常见。在科技教育系统的人事体制改革应着眼于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发挥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良好的激励机制，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目前的状况也影响了我国的年轻一代，也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优秀学生。我国的科研经费增加不少了，不少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仪器设备已大为改善，有的可以说已配置了最好的设备，随着大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海外学者学成回国，研究生指导力量也大大增强了，有了这么多好的变化，为什么我们最优秀的本科生毕业后还是到国外去？为什么最优秀的研究生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很大一部分还是到美国做博士后？在20年前，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时我们的条件还没那么好。我不反对年轻学子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工作，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但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们导师的能力也不错了，科研经费在成倍增长，最好的学生还是要走，这是我们要从人事体制上仔细反思的。
　　 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影响。社会上反映出的那么多问题，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国家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或者整体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科技教育工作需要一步一步走，要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久久为功。大学的发展和改革，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但大学与社会应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应守住我们最基本的底线。

作者简介：
　　 许智宏，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1992年10月至2003年02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