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方 方

 　　 “经过埃博拉的洗礼，硝烟渐渐散去，弗里敦的居民又开始正常的生活，埃博拉墙还很醒目，但路上巨幅海报已经替换成了白板，真心希望你们不要过早忘记伤痛。就如今晚十六的月亮一样，替塞拉利昂祈祷平安，也希望我们的远征功德圆满。”
 　　 杜宁在弗里敦发送出这条消息时，是当地时间6月2日22:07。
 　　 这是他的第二次弗里敦之行。上一次，他是解放军302医院援塞医疗队的队员；这一次，脱下军装，他要为湖南医疗队援塞抗疫做好保障工作。

把中药带到非洲

 　　 1987年，杜宁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如父母所期望的，他将成为一名医生。1993年，他穿上军装，走进解放军总后勤部302医院，“瞬间变成了军人”。
 　　 “没有纯西医，也没有纯中医。肝病领域用药，除了抗病毒是纯西药，80%以上都是中成药。国外一般用提纯的成分药，禁止用复合药，比如用复方茵陈来降黄，他们是不承认的，但中国人用了效果非常好。所以，在中国来说，西药抗病毒，中药养肝护肝，才是最好的治疗途径。”从早年任职肝衰竭科，到2011年转任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宁时刻将这种相辅相成的想法放在心里。
 　　 2014年9月初，作为全军唯一一家三甲传染病医院，302医院接到总后勤部和军委的命令，要组建一批医疗队前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任务。
 　　 研究传染病多年，杜宁对埃博拉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埃博拉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从2014年2月开始暴发于西非各国，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死亡率高达50%～90%，被列为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病毒之一。如果对此没有形象的概念，不妨以2003年的“非典”作比较。那场至今令国人心有余悸的SARS，生物安全等级也比埃博拉低一个级数。
 　　 参加非典防疫战时，杜宁就发现，广东中医院在早期就把中药介入到非典防治中，效果十分明显。而后，禽流感、手足口病??每个突发性传染病一来，中药往往都在第一时间顶上去了。“知道有埃博拉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用中药去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等症状呢。”杜宁说。
 　　 2014年9月15日，302医院的第一批队员30人出发了，中西医结合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的一位中药师也在其中。从组队到出发，短短十余天，仓促间，这位中药师只带上了一些中成药。此时，距离第二批队员出发尚有两个月，杜宁开始认真考虑中药防治埃博拉的可能性。他连续写了两封“建议书”给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肖小河，直言：“一定要把中药带去非洲”。
 　　 10月23日，是为第二批队员开动员大会的日子，当天中午，杜宁忽然接到通知，他已经由院长点名成为第41位队员。这位最晚被提名的超龄青年当时就快到46岁生日，比带队的队长和政委还要大3岁。
 　　 任命来得突然，杜宁却很快淡定下来，毕竟“把中药带到非洲”的想法是他主动提出来了，思路上还比较清晰，“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错过这个时机，对中医药来说是一种损失。”

用科学来防御危险

 　　 早在1976年，苏丹南部和刚果的埃博拉河地区就首次出现过埃博拉病毒。病毒潜伏期可达2～21天，但通常只有5～10天。患者的最初症状是突然发烧、头痛，随后是呕吐、腹泻和肾功能障碍，最后是体内外大出血、死亡。
 　　 “埃博拉是通过接触传播的。”杜宁说。为了防止医护人员感染，302医院医疗队出发前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培训。“一套防护服就设计了11件，里外三层，手套也是三层，还有帽子、口罩、防护镜、面罩……”杜宁屈指数起来。“你在训练中心穿脱这11件，恨不得有两个人专门看着你，把每一个细节拍下来，让你再熟悉对照，把每个动作都精细化。那11件防护，已经把所有可能的接触性传播都挡在了外面。”
 　　 2014年11月15日中午，杜宁所在的医疗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进驻位于弗里敦市郊的中塞友好医院。尽管已经做好了充足心理准备，也事先与第一批队员联线交流过，弗里敦的现状依然给杜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我原来以为塞拉利昂就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到了之后才发现，弗里敦的海滩很美，但海滩不远处就是贫民窟，甚至还有茅草房。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公共厕所，污水横流。”他用“卫生体系混乱”来形容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是中国负责援建的，正式运行不到两年，就遭遇了埃博拉。“弗里敦的医生很少，300来个注册医生，埃博拉来了半年，就有将近100个牺牲。我们到的时候，中塞友好医院基本没有医生，护理人员也是医院暂时改成埃博拉留观中心之后招收的。”
 　　 杜宁他们到达之前，这样的留观中心，弗里敦只有两三家。他们这家中心，刚开始也只能接收疑似病例，确诊两天后就转走，就是这样，他们的收容率也占了弗里敦的一半。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塞方交流。”用杜宁的话说，科学防护是双方的，“他们要是不科学，咱们也一样危险。”于是，一场特别针对塞方医护人员的特殊培训开始了。从防护服的穿戴，到查房过程中的发药、输液和治疗，每一个动作都被标准化地重复了许多遍。
 　　 “12月，弗里敦就进入了旱季，平时温度就能达到三十六七度，太阳暴晒后都在40℃以上。病房里没有空调，穿上11件防护进去，不用等到查房，跟塞方护士交完班，浑身就全是汗了。”杜宁佩戴的口罩状如“猪嘴”，在留观中心闷热的病房里，他的汗水顺着口罩的缝隙很快就流到“猪嘴”位置。口罩将下巴兜得很紧，“猪嘴”位置根本容不下多少水，一会儿工夫，汗水就把嘴巴盖住了。杜宁很不舒服，只好不时往上抬一下脸，尽量不让嘴巴被汗水“淹没”。“有点像游泳时呛水窒息的感觉。”
 　　 尽管如此，中方和塞方都在严格遵守培训的每一项标准，以做到防微杜渐。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来一封慰问信，特别提到，要“打胜仗”“零感染”。从此，他们的防护工作更加严格了。
 　　 “你要穿11件防护，不进病房的伙伴会盯着你不要出错。到后来，索性都帮你一件件穿戴好，让你保留所有的体力进病房。”到了病房里，像杜宁这样更熟悉流程的中国医生，会时刻留意塞方搭档的动作，在保证自己动作精确的同时，也兼顾他们的规范。“每个医疗队都有防护措施，有些认为我们防卫过度，可在那种环境下，只要被感染，防护方案就会被否定。所以零感染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弗里敦两个月，每一周，世界卫生组织都会组织弗里敦会议。进驻弗里敦的各国医疗队都会派人参加，中国医疗队的防护工作备受关注。2015年1月1日，中塞友好医院从留观中心正式改为诊疗中心。1月20日，杜宁和他的伙伴们准备回国。一直到这时，他们中间都没有一个人交叉感染。

两点一线的弗里敦生活

 　　 中药要想对症，就得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后才行。“前三项都没什么问题，我专门配备了带wifi传输功能的数码相机，查房的时候，以照相的形式把症状信息传回后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切诊”，要把脉就要接触病人，而接触是埃博拉传播的大忌。杜宁连续请示了一周，队长才点头同意，但要求他只能戴着3层手套去把脉，每“摸”完一个病人，必须要把最外层手套换成新的。最要紧的是，他只被允许“摸”10个病人。“这是症候学总结的一个基础数，不能再少了。”
 　　 经过两周的准备，杜宁配出了能够缓解埃博拉症状的汤剂。“我们制订出每日2次的重要配制流程，定时烧开水，用带来的中药颗粒来泡制汤剂，并保证送到病人手里时，汤剂的温度是合适的。”服下这些汤剂后，病人的恶心、呕吐等症状得到缓解，发热也得到一定的抑制。“开始我还担心非洲人会接受不了中药的味道，我自己都觉得苦，没想到他们竟然说跟喝咖啡差不多。”
 　　 当然了，杜宁的中药最早其实是被用在了队友的免疫防护上。“联想到弗里敦的气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中药香囊去做暑热防范。”出发前，杜宁向302医院中药房报批后，先用中药配方做了300个香囊。在弗里敦，每隔一周，他就会把队友的香囊换一遍。“放在蚊帐里，就能够镇静安眠，调节免疫，抗暑湿、感冒。也算是中药在基础免疫上的一点小贡献。”
 　　 此外，他的行李中还有六味中药。每隔两周，他就会用宾馆食堂里的一口大锅煎煮清热解毒的汤剂。这些汤剂倍受队友们欢迎，尤其是女队员，如果杜宁要在哪个周一煎中药，她们周末就会提前过来预定。“关键可以祛痘。”杜宁笑着说。
 　　 从医院到宾馆，杜宁用中药拉起一条基础防护线。从宾馆到医院，也是他和医疗队的全部活动范围。从中塞友好医院到他们入住的宾馆，将近30公里的路，每天要坐着中巴车翻过一座山才能到。除了“中塞友好路”还算平整，他们经过的路线崎岖不平，中巴车每次都要开上一个小时。
 　　 两个月里，杜宁所在的医疗队留观了370个埃博拉疑似病人，最终确诊为阳性的130人。“最初几乎每天都看到拖尸队来运尸体。头天查房时还好好的病人，一夜过去就被抬走，对我们的刺激最大。”
 　　 “国家的贫困直接造成卫生系统非常简陋，政府几乎没有钱投在卫生保健方面，更谈不上健全完善国家的疾病监控网络了，疾病可以轻易在那些为了上班或赶集而四处走动的平民之间传播开来。”杜宁记录着自己的感悟，“塞拉利昂有一种葬礼习俗，要亲吻死者。一旦去世的是埃博拉患者，一个葬礼过后，十之八九都会感染。”
 　　 恶劣的卫生环境、不良的葬礼习俗、淡漠的防范意识，都直接导致埃博拉病毒的失控。为此，中国在派遣医疗队援塞时，还特别加入了一个宣传队。医疗队可以培训医护人员，宣传队则在社区里科普埃博拉知识，以及科学预防常识。安全葬礼推广后，弗里敦的爆发式得到了有效控制。到杜宁他们离开时，中塞友好医院已经将埃博拉死亡率降到50%以下，感染者也多为散发式。数天后，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就宣布塞国各省之间可以互相通车，弗里敦的戒备解除了。还在北京昌平接受隔离修养的杜宁，得知这一消息，长舒了一口气。

是军人，也是医生

 　　 2015年5月5日，杜宁突然出现在长沙，他面前是即将援塞的湖南医疗队。这是我国派出的第五批援塞队伍，也是收官队伍。杜宁奉命为湖南医疗队介绍经验，做好保障工作。
 　　 再次中选，“上面”给出的理由是，他曾经代表302医院独立完成过“和谐使命”任务，又在上一次弗里敦之行中表现不俗。对杜宁来说，这都无关紧要，作为军人，他一直认为服从命令是天职。何况，作为医生，他本就有治病救人的责任感。
 　　 “要多从病人角度替他设想。”就是平时接诊病人，杜宁也总叮嘱他们，出院时一定要提前跟卫生员说好复查时间，好让卫生员提前一周去住院处登记，以保证病人复查时尽快安排床位，为病人节省时间。“我的门诊有限，但平时上午查完房后，时间很充裕，病人可以随时来15楼找我，不必非去等门诊。”杜宁说，“要是咱们去看病，肯定也不愿意医生说个一两分钟就结束。患者其实很容易满足，你用心跟他们多说几句话，他们都会感激。”
 　　 这种作风也被他带到了弗里敦。留观患者中，杜宁对埃博拉孤儿最为关注，他和队友们不仅利用上班时间尽一切能力照顾他们，还为之捐钱捐物。而带着孩子来医院的年轻母亲，也是他们重点关照的对象，“她一倒下，家里的孩子可能都没人管。”
 　　 6月底，收官工作步入尾声，埃博拉患者陆续出院，中塞友好医院即将展开正常运作，中国医疗队带过去的医疗物资也将被留在那里。雨季里的弗里敦绽放出充满活力的美。杜宁也在准备这一次的离开。
 　　 7月23日，杜宁结束了在湖南浏阳20天的隔离生活，参加完总结会，他也该回家了。“埃博拉任务完成了，但是课题研究还在继续。此前，我还参与研究肝脏衰竭前期预防机制，希望能给肝衰竭早期病人一个缓冲时间，这项研究也还有许多工作要深入……”重返弗里敦之前，杜宁就在想回来之后要做的事了。现在，他终于有时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