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大学黉门对话

　　

　　

　　2015年10月16日—18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期“黉门对话”，此次对话的中心议题是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化的跨学科视野。“对话”分为五场，共邀请海内外20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相应议题进行讨论。五场对话在语言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分别讨论基因学、认知心理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数学等学科与语言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关联和差异，共同探讨跨学科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消除学科间的壁垒，勾勒跨学科研究的蓝图，从而激发和引领进一步的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王士元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曾长青研究员就“语言起源是单源还是多源”的话题展开了第一轮黉门对话。

　　王士元教授详细地介绍了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的演化、语言的演化都是多源的。王教授还特别指出：人类的演化并不只基于竞争，合作也许更适合生存。从人和其他灵长类的亲缘关系到人类进化的历程；从黑猩猩的协作采食树叶，到人类的合作；从人类的直立行走，到发音空间的扩展；从古人类种群的基因交流，到语言演化的多源；从中国境内语言的谱系研究到汉语与藏缅语的亲属关系。王士元教授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及其语言逐渐演化的过程，深入浅入，引人入胜。

　　曾长青研究员提出遗传学和基因学的科研，可以为语言学提供人群的遗传特异性及其比较（包括数学模型），可以探求祖先人群演化历史和迁移路线，从而与语言学共同溯祖。曾长青教授以藏族人群的组成和演化为例，说明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过程中也需要语言学提供相关线索。现代藏民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两次混合之后形成。不同人群血红蛋白浓度统计显示，藏族人接近汉族，但与同处高原的安第斯人差别很大。因而引出一个问题：青藏高原最早的祖先（原著民）来自何处？曾长青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待于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比如采样线索）。此外，曾研究员还指出，借助基因研究演化问题，还需注意：从基因上可能看不出功能上的差异（像人与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关键差异），看到的是群体的差异。

　　四川大学聂鸿音教授和中研院曾志朗研究员就“文字认知与神经系统的演化”的话题展开了第二轮黉门对话。

　　聂鸿音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文字在中国的传播”，重点介绍了中国境内使用的五套文字系统：印度字母、粟特字母、汉字系统、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这五套文字系统的传播过程各不相同，但都与宗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印度、粟特字母可以对应佛教，汉字可以对应儒“教”，阿拉伯字母可以对应伊斯兰教，拉丁字母可以对应基督教。在文字系统传播的时候，决定文字系统选择的首要因素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例如，维吾尔民族的文字系统，在历史上经历了粟特字母—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的替换过程，阿拉伯字母伴随着宗教替换的过程，而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则与政治力量密切相关，最后阿拉伯字母取代了拉丁字母，由此可以说明：宗教因素的影响力高于政治。最后，文字系统的选择是特定历史阶段文化传播的结果，与人脑对文字的认知机制无关。每种语言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文字来记录，认字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不存在哪个民族天生只适合使用哪种文字的问题。

　　曾志朗研究员的报告主题是“言语、阅读、文学和自然生物方法”，主要从神经认知的角度，结合大量实验分析语言和文字系统在人脑中的处理过程和机制。阅读在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阅读能让我们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但是阅读与文字、眼睛和大脑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实验上，需要使用眼动仪、EPG、核磁共振等一系列设备，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观察阅读过程中大脑工作的过程。大脑的语音处理过程主要在左脑。在儿童没有习得文字前，大脑对文字图像信息的处理会在与左脑区域相对应的右脑；在习得文字之后，文字图像信息的处理会转移到左脑。阅读是复杂的过程，长期的阅读会在脑中建立起回路。不同语言的文字，在大脑中的回路基本上相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文字系统的语音和语义的透明程度存在一定的联系。阅读文字材料需要背后许多系统的支撑，在背后需要整合的系统在处理相关信息。因此，人类可能拥有Universal Reading Brain。文字体系的发展与人认知的发展过程可能是一致的，而个人对文字系统的习得又将这一过程重新经历了一遍。演讲展示大量的模型和图像，生动形象，整场报告别开生面。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保亚教授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以“语言接触与考古背景”为主题展开了第三轮黉门对话。

　　陈保亚教授首先回顾了汉藏语系的有阶分析，介绍了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确定早期的关系语素的方法。并以汉藏语为例，在严格的汉藏语音对应的基础上确定的汉藏关系词，其阶曲线下降。根据接触引起阶曲线上升，而同源引起阶曲线下降的理论，又进一步为汉藏同源提供了证据。采用同样的方法，陈教授指出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应该也具有同源关系，而汉语和侗台语倾向于接触关系。接着，陈教授援引王士元先生的观点“观察历史有三个窗口：语言、考古、基因”，将语言文化的研究从语言本身的探讨转入跨学科的综合讨论。考古出土遗物统计上的分布情况或许可以为文化的传播方向和路径给出提示。例如：考古学研究者已经基本认同，在人类对六畜的驯化时间序列中，对猪和狗的驯化早于对黄牛、鸡、羊、水牛等的驯化。汉语与侗台语的“猪”、“狗”没有语音对应，而较晚的“黄牛”与“水牛”却有语音对应，这有力地支撑了汉台语言不是同源关系而是接触关系的观点。最后，陈教授指出：“就目前证据看，汉藏区域语言文化可能至少存在两个源头，汉藏语言文化与澳台语言文化。该区域语言文化的渊源关系之所以难以区分，是因为语言文化的接触在这一地区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造成大量的相似和同构。要理出汉藏区域语言文化的渊源关系，语言、考古、基因是三个重要的认识窗口。”

　　雷兴山教授首先讨论了考古学与语言学的相似性。他指出，历史语言学与考古学，作为研究历史的学科，在研究步骤上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同样地，语言学与考古学的研究也存在相同的困惑。以考古学为例，虽然考古学发掘中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是客观的，但历史是连续的，考古因素的变化也可能是渐变的。因而，在确定考古文化属性和归类的时候，就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比考古学文化谱系划分更严重的问题是“透物见人”，将物质文化与人对应。物质文化与人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甚至可能不存在对应关系。为了解决考古文化与人的对应问题，考古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转变，更加注重社会历史研究，寻找特质因素、族属代码，将器物本位、文化本位转为背景本位，物质文化只是背景之一，还要结合其他背景因素——语言就是其中一个因素——综合作出判断。同样地，语言学和考古学的核心之一是人，通过语言学和考古学进一步研究人，研究社会。在这一点上两者是共通的。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化，考虑语言间的互动关系，考古学也可以作为背景、提示或者参考标准。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沈钟伟教授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研究员以“语言接触的社会历史边界”为主题展开了第四轮黉门对话。

　　沈钟伟教授的报告以“语言传递、语言历史和历史语言学——语言历史研究的反思”为题。语言历史是一个语言传递的历史，语言传递依靠两个基本因素：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前者属于基因传递的范畴，后者则属于文化传递的范畴。语言传递具有非封闭性，是一种“横向传递”，与“纵向”的基因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自然的、开放的，子女可以不学父母的语言，而在语言环境中习得任何其他语言。语言的传递完全是一种横向传递，没有纵向传递的因素在里面，所谓的纵向传递的因素只是社会的、家庭的因素造成的表象，而非实质。由此，沈教授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对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沈教授指出：构拟不是真实，树图不是历史。通过对语言历史的反思，对语言横向传递的探索，不但可以为汉语历史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可以为历史语言学补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王明珂研究员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族群、文化认知、语言等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主要围绕生活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羌族、嘉绒藏族和彝族展开讨论。王明珂研究员重点强调了本相与表象的二元关系，由于我们受制于由文化建构的符号体系，看到的是充满个人偏见的表征世界，而无法认识世界的本相。对此，他采取多点田野调查的策略，走访四川西部多个羌彝藏聚居点。对于羌族，他指出，“羌”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华夏人对外族人的称谓，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族群。在语言接触的研究当中，我们常考虑社群之间的关系，但有时忽略了一个社群内部性别和阶级的因素，比如，男人及社会上层首先学习他者的语言，而女人及下层社会的语言、服饰都更具本土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实验室主任孔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姚远研究员以“语言演化与接触的数学模型”为主题展开了第五轮黉门对话。

　　孔江平教授首先指出，可以利用现代人的声道模型和出土化石材料，模拟出人类发音器官的进化过程。语音的产生与人类的进化有密切联系，但是发音、声学和感知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声道形状的变化引起的语音变化并不是线性的。当声道形状变化到一定程度时，能够发出有区别语音的数量会剧增，这为语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基础。因而，声道形状的变化过程可以间接地反映语言的变化过程。在建立起现代人的声道模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化石材料一步一步重建古人、古猿等的声道模型，从而刻画出声道的进化模型。然后，孔江平教授介绍了语言信息特性模型，提出了音位负担量恒定假说。孔教授提出，通过每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可以确定这种语言的音位负担量。而每个语言的音位负担量曲线，在经过测算后都是相近的。如果进一步扩大语言范围而结果不变，那么音位负担量曲线就可能是语言的一种稳定的特性。这样我们就能用来做精准的预测或检验，如上古音构拟。

　　姚远教授从进化生物学的视角思考语言演化，介绍了两类构造生物进化树的数学方法：聚类算法（如Neighbor Joining）和基于最优性准则的Markov模型。姚远教授详尽地介绍了Markov模型的原理和操作步骤，以及代数不变量的基本概念。最后，姚远教授总结了构造进化树的算法思想，并类推到语言进化树的构造。如果有描述各种各样语言的基本数据及定义语言相似性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设计算法把这些语言映射到进化树上，从而构拟语言演化模型。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样本数量有限，我们不能确保构造的进化树是否正确。如果要提高映射准确率，选择更好的算法可以帮助构造更加可信的语言进化树。但是进化树的根节点并不能在现实中直接看到，我们只能通过现实中能获得的数据根据自己的假设来构造树，来帮助视觉化语言的进化过程。至于语言是单起源还是多起源，语言进化树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相反，它是基于单源或多源的假设而构造的，只能帮助模拟语言进化的路径。

　　历时三天的五轮黉门对话在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中结束了。本次对话极大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互相交流。与会学者一致希望同样的讨论能够持续进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合作和发展。

　　

　　雷瑭洵、万群、王先云、叶述冕、汪春涛、贾晓华、张正、龚希?、王平夷、程悦、都姝含、刘敏旗撰（整理），王春茵、金琪然、张正、刘文、赵团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