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鲁长国

　　

　　

　　1975年出生的汪奋强，今年40岁的年纪正处在职业的高速发展期。身为一名建筑师，汪奋强的工作经常需要在全国各地各个项目工程之间飞来飞去；同时身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三室副主任的他，在建筑设计的职业工作之外，也要常常思考管理工作的技巧。

　　1993年考取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汪奋强，最初也料想不到自己会与这座校园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1998年，他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2014年，获得建筑学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时光穿越二十载。他收获的累累硕果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才智与勤奋：2003年9月，汪奋强一次通过九门考试，顺利取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资格；2006年7月，取得国家注册咨询师资格；2008年11月，获得第七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他先后作为设计人和专业负责人参加几十项工程项目，包括2008年奥运摔跤比赛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东莞市长安镇体育馆、江苏省吴江体育馆、2010年亚运武术馆（南沙体育馆）、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馆、广东国际海上运动基地、叶剑英纪念馆，梅州客家博物馆、太原大学新校区、黄冈中学惠州学校等项目。其中江苏省吴江市体育馆，获得2005年度教育部优秀建筑设计三等奖；叶剑英纪念园规划设计，获得2005年度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优秀项目三等奖；梅州市客家公园规划设计，获得2007～2008年度全国优秀规划二等奖，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获奖项目一等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座体育场馆的设计——奥运摔跤馆和亚运武术馆，均获得了高度好评。奥运摔跤比赛馆先后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银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佳作奖、“蓝星杯”第五届中国威海国际建筑设计大奖、教育部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亚运武术馆也获得了第六届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佳作奖、国际奥委会IOC铜奖等殊荣。

　　坚持理性设计方法的汪奋强看待各种奖项的角度，同样充满了思辨的气质。他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名誉与实力相互匹配，为实至名归；名誉高于实力，则叫沽名钓誉；当然两者的匹配度是动态关联的。名誉来得太快的时候，需要更多努力让自己与之匹配，以达到实至名归。”他认为这些年所获得的奖项对于自己而言是在这个行业奋斗的莫大鼓励。

　　

　　做理性且可持续的设计

　　

　　“理性”，是汪奋强在整个采访中经常强调的一个词；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设计原则的话，这似乎是不二的选择。

　　汪奋强师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孙一民，是他从美国麻省理工访问归国后培养的首批研究生之一。汪奋强回忆说，当时导师主要给了自己两方面的全新认知：城市设计的理念和体育建筑设计的研究。

　　“当时国内学术界开始引入并关注兴起于西方的城市设计理念，而孙一民教授在国外访问期间就已经在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提出基于城市设计理念的体育建筑设计方法，给传统的设计理论与方法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不管是在做大尺度的规划还是小尺度的单体建筑的设计时，城市设计理念对我自己的影响是深远的。” 

　　2003年，硕士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孙一民教授工作室的汪奋强，开始有更多业务是关于体育建筑的设计实践。11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参与了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场馆以及一系列二三线城市体育设施的设计，累积了不少宝贵经验，而其中感触最深的，正是在华工求学伊始便熟知的——理性。

　　“重视理性设计是华工建筑学的学科传统。”汪奋强告诉记者，在国内体育场馆建设领域里，特别是基于大型比赛修建的场馆，常常偏重于标志性形象，而忽略了其赛后的延续性使用考虑。“过分强调标志性，其实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们团队的设计比较强调体育场馆的‘平赛结合、综合利用’效果，同时在造型上避免固化，最终实现标志性、造价以及实用功能三者相结合。这是我们在体育建筑设计上所理解的“理性”。据介绍，奥运摔跤馆是同类型规模相近的几个场馆中造价最低的，造价大约1.58个亿，远远低于其他场馆2亿的平均造价。

　　“当时在何镜堂院士、孙一民教授的带队下，我们在设计上花了不少功夫。比如怎么运用自然的力量实现通风采光，最大限度降低运营成本，天窗的设计和造型效果结合得比较好，未来也希望将这种理念延续下去。”

　　而这也恰恰是汪奋强设计理念中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可持续性。他的博士论文《基于可持续性的体育建筑设计研究》，正是对于这种可持续性的解读。

　　谈到目前成为建筑热点的二三线城市场馆建设，汪奋强略有担忧。

　　“很多时候他们都有向发达城市看齐、向省会看齐的惯性思维，体育场馆的运营状况本来就不理想，建设标准向一线看齐不现实。”汪奋强告诉记者，他们也正在努力摸索二、三线城市场馆设计的关键，目标集中于如何满足城市和全民健身的常态化需求。

　　

　　好作品，源于“勿以善小而不为”

　　

　　什么才算是好的建筑设计？

　　汪奋强的答案是：任何好的设计都应该遵从自己的设计边界，定义出设计的边界，并找到符合自身特质的解决方案才是好的设计。他解释说，建筑师在真正开始设计之前，必须要尽可能多地去挖掘这些边界。这些条件不难找，但是它们中很多隐藏在各种因素下面——“这需要经验，更需要一种社会责任感。”

　　如果建筑师急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可能会选择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作品的个性很强，“但实际上从社会和城市角度来看可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另外一种做法是完全迎合决策者意愿进行设计，这可能会让工作变得轻松，却无法体现设计的价值。”

　　“这两者都不可取。以科学理性的原则进行设计是我从老师和前辈们身上所学到的，也是我认为中国建筑师应该坚持的。建筑师首先应该科学理性、负责任地对待自己的创作，同时也应该引导大众树立理性的建筑鉴赏观念。”

　　除了设计层面之外，在日常教学中，汪奋强同样注意传递给学生这样的观念。年轻人大多喜欢更有活力和冲击力的表现形式，汪奋强完全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同时强调一些基本原则不能背离——“在这些原则下进行创作非常重要”。

　　这些“原则”是指设计的边界条件。“事实上，任何一个空间任何一时间段中的任何一个项目，其中的任何一项设计一定是有一个指向性的，都是在有指向性的边界条件下进行整合组织形成的。”在实际工程项目中，汪奋强坚持要求学生们将潜在的限制条件挖掘出来，体现在设计中。

　　相较“高大上”的标志性项目，汪奋强更希望学生们能多做“小而美”的设计。“因为小项目或小部件的设计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小，可以锻炼功底，这样的东西更能让人静下心从设计的本源出发学习设计。古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设计其实也没有大小之分，其背后应是设计师对生活的真诚态度和追求精益的职业精神。”

　　坚信设计本身是一种精神的汪奋强，相信一个建筑师如果有能力挖掘和把握好小项目的创作空间，那么本着这种精神他（她）同样具备做大项目的潜力。从团队层面来讲，如果这种精神贯穿于每个个体，那么整个团队将爆发出惊人的创造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知容行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小项目作为题目给学生们做，培养他们从‘小’做起的职业精神。”

　　谈到行业内很多设计单位的分配机制，汪奋强说：“产值提成制度是与目前设计市场所处的初级阶段相匹配的，但对有追求的建筑师个体而言，应清醒认识到：在既有体系中，设计的价值很多时候与产值是不成正比的，如果我们用产值去衡量设计的价值，那将会误导甚至扭曲自身设计价值观。什么才是设计的价值所在？这是我们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无论身处体制内或体制外。”

　　

　　从个体创作到团队协作

　　

　　除了设计和教学之外，管理是身为室副主任的汪奋强的另一个功课，开始时和许多技术出身的建筑师一样，他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在管理事务上。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当下任何一件作品的创作，都越来越依靠团队的力量共同完成，单兵作战模式难以使作品达到很高的完成度，更难以满足对设计服务的要求。因此，作为一名怀有技术情结的建筑师，汪奋强不得不肩负起管理的担子。如何建构高效的协作模式完成高品质的设计，成为汪奋强在管理工作中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设计机构都是以项目划分，各个项目之间各自为政，在标准不明确，目标不清晰，工作习惯不一致的情况下，很难确保高品质的设计创作，发挥出不同个性、不同能力的建筑师的作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汪奋强自称自己很多时候做得不够好，但还是进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尝试。

　　汪奋强利用工余时间学习相关管理知识，在管理实践中，一方面通过保持高频度的方案讨论和业务总结培训，使团队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得以强化；另一方面适度的推进工作标准化和加强工作计划性，使团队的协作效率和设计成果品质得以提升。

　　近几年来竞争愈发激烈，设计行业开始进入整体宏观经济发展放缓，市场下行的“新常态”，让汪奋强和同事们倍感危机。他说：“设计行业的体制是一层保护膜，但未来趋势是这个保护膜将慢慢褪去。这个情况下，真正考验一个团队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到了。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是我们在市场化环境下要考虑的问题。怎么把自己坚持的东西坚持下去，提升自己的方案创造水平，体现出科学理性，使其最终服务于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汪奋强认为，在新形势下，对个体设计师而言，应多干事少抱怨，通过真诚的职业态度赢得社会对建筑师职业的真正尊重，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冷漠的生产机器，不要忘记设计是为人服务的，更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另一方面设计企业不应仅为生存的理由而使行业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相反大家有责任转变过去粗放式经营的传统思维，通过更精准的发展定位和更精细的管理提升，向社会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设计服务产品，从而营造更好的行业生态和良性竞争环境，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设计企业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入行多年的汪奋强感慨说，建筑行业确实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不仅需要文理兼修，同时每时每刻都要做好权衡。“从科学性的角度上看，建筑确实是门科学。但我想讲的范畴不是技术，更想强调决策上的科学。”但事实上作为应用类学科，很多基建项目在大兴土木的状态下，暴露出了很多决策过程中科学性的不足，进而暴露出这个学科很多研究上的问题。汪奋强直言：“建筑行业里科学性的研究，其实还是很缺乏的。”

　　除了“软科学”的认知之外，人们很多时候把建筑理解成视觉、艺术的东西，一谈到建筑设计似乎包含了某种隐秘的意味，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汪奋强看来，建筑设计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好看不好看各有各的说法”，“好看”也确实是行业里有一些从业人员愿意强调的方向。但作为高校创作团队中的一员，他始终觉得自己有社会责任来告诉大众，建筑很多时候并不完全属于艺术作品的范畴。特别涉及到公共投资的项目中，如何将公共投资用好，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是汪奋强和同事们每每都会特别强调的重点。

　　经常有人问汪奋强，建筑设计的灵感源泉从何而来？他告诉记者，其实建筑创作很多时候难以判断何为灵感。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设计过程中，理性和感性思维时时互相交织。

　　“首先设计不像是数学推导，过分强调逻辑会丧失灵气的东西；但反过来讲，缺乏逻辑的支撑，你的作品就会很浮夸。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这两个是跳跃的东西。突然有一个灵感出现，可能是源自对于生活的体验，或者源自优秀设计的启发。但不管哪种，最根本的是建筑设计师对社会更广博的理解，这应该是一个优秀建筑师的基本素质。”在汪奋强看来，理想的创作过程是：在某种形式产生后，再找到逻辑上对应的支撑；或某种逻辑产生后，再找到与之匹配的形式，然后两者之间反复反馈，逐步修正完善，直至无限贴近完美，但真实创作的情况往往受到时间这个因素的制约。“逻辑和形式两个方面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不停交织向前。往往过程越痛苦，越可能得到相对较好的结果。”

　　尽管拿了不少的奖励，也收到了很多的反馈。汪奋强却出乎意料地表示，其实大部分时候，不管是建筑师个人或者团队，其实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挫败感，只有少数时间是成就感。

　　“但能让我们一直往下走的，往往是那一点的成就感。大家很多时候在抱怨建筑师的地位不高、决策方不懂行、瞎指挥等之类的问题。但这个现状我们没办法靠抱怨吐槽来改变，只能靠自己的敬业精神去改变。”在如何获得话语权的问题上，汪奋强的答案是——站在和业主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去面对、解决问题，通过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赢得尊重后，话语权才有可能发生转移——“这是我和很多业主打交道之后的体会。这种信任和话语权的取得，不是靠地位、名声换来，而是靠真诚地、负责任地帮业主解决问题来获得的。在这个同时，你会获得一定的创作空间，好好珍惜并善用它”。

　　他说，建筑师和业主不是对立面，也不是利益博弈的关系，如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很多时候就能更好地处理好创作和服务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提升团队竞争力，汪奋强尝试组织建立了新的公共平台，包括技术的专项研究等。目的是打破之前各项目组各自为政的状态，通过专项技术岗位的设置，将团队长期以来秉持的一些优秀理念贯彻到每一件工作室产出的作品中。

　　“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些管理的规则来保证，但好的规则不是制订出来的，而是逐步进化出来的。我们可以靠领导或师长的权威来确保执行力，但我们永远没办法以此来取得真正的创新力。尊重个体空间的弹性规则才能使团队具有创造力。”一位优秀的建筑师是将理性思辨的哲学精神融入设计的灵魂，渗透到每一栋建筑之中，汪奋强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