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15年7月中旬，考察队在涿鹿高薇县长的支持下，考察了河北、山西一带的桑干河洋河古道及其附近的古迹。桑干河洋河谷地是人类起源和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地带。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又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王北辰（1994.1）证明了司马迁所说的涿鹿、阪泉即今桑干河谷地的涿鹿、阪泉。新近的考古材料显示，桑干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直到春秋战国文化的遗址叠置，炎帝、黄帝、蚩尤在这一带交战的传说可能有一定的依据。古战场是交通要道的重要证据。

　　草原茶马古道的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塞北回鹘饮茶习俗开始兴，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有记录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唐后期回鹘西迁天山一带以后，饮茶习俗继续向西域传播，茶成为塞北和西域很多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

　　桑干河洋河谷地是塞北草原茶马古道兴起的重要地带。出山西雁门关到桑干河洋河地带后继续往东北走可接宣化、张家口北上草原，由南方北上草原的茶叶主要从这一带经过。《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记录了胡峤在契丹七年的见闻，胡峤出发所经过的地点包括宣化和张家口。宋辽时期的契丹民族是塞外草原之路的主要活动者，他们也有饮茶的习俗。宋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述说“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1993年，在洋河谷地的宣化下八里村辽金张氏墓群里发现有关于饮茶活动的壁画。壁画上的饮茶活动设计茶碾子、茶饼、茶壶、茶、茶盘等工具和煎茶等活动。《宋史》也经常提到河北一带和辽金的茶叶贸易。

　　在通往民族地区的古道上，榷茶制度的兴起是少数民族恃茶行为形成的标志，也是古代商道转型为茶马古道的标志。边境榷茶即限制茶叶自由流入民族地区，以达到税收的目的。《宋史·食货下八》：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

　　明代开始，洋河谷地和桑干河谷地仍然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桑干河从阳原开始还可行船去怀来、宣化。随着俄罗斯、中亚、欧洲许多民族恃茶行为的兴起，从清朝开始，大量茶叶北上草原后再去俄罗斯、欧洲，其中主要的一条即从湖南经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穿越桑干河谷地和洋河谷地，从张家口出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去俄罗斯、欧洲的远征草原茶马古道开始形成。

　　

　　

　　2015年7月下旬到9月，考察队在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木霁弘所长的支持下，考察了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云南丽江古道、大理洱海古道、红河古道、澜沧江古道、怒江古道、博南古道、五尺道、中缅边境古道、中越边境古道。

　　滇藏线上很早就有人群移动、军队行动和佛僧出入，并有铁桥相连，但滇藏线却因为民族矛盾和横断山的高山峡谷长期受阻，道路和铁桥不时被毁掉。《蛮书》卷六《云南城镇》：

　　“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794年），南诏蒙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

　　饮茶习俗的出现开始改变这里的交通格局。滇藏茶马古道是最为古老的茶马古道之一，可追溯到唐代。（唐）樊绰《云南志》（卷七）：

　　“茶出银生城（景东）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云南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指这一片地区，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茶树分布地带，也是饮茶习俗最早起源的地带之一。

　　从银生诸茶山北上到丽江，一路上茶的读音属于*la系统，古道分布海拔多在2千5百米以下。从丽江北上到拉萨，古道开始进入3千米以上的高原，一路上茶的读音属于*dja系统。*dja系统和青藏线、川藏线上茶的读音相同。不同的读音说明普洱丽江段茶马古道和丽江拉萨段茶马古道的茶文化最初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两种茶文化在丽江交汇，和马帮高原反应的分界线正好相当。从丽江北上拉萨多为藏族马帮，从丽江南下银生诸茶山取茶多为纳西族、白族或其他民族的马帮。翻越横断山适应高原气候是马帮的难关，也是茶马古道滇藏线形成的关键。

　　随着恃茶行为在藏区的普遍形成，马帮翻越横断山已经成为迫切需求，茶马古道滇藏线开始形成。在所有的茶马古道中，滇藏线上有着截止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深的马蹄印，这是滇藏线历史悠久的主要证据。明代土司大力推行藏传佛教，佛寺茶的需求增加，僧人茶叶的贸易传统再次推进了茶马古道滇藏线的发展。茶的*dja系统读音逐渐在茶马古道滇藏线上取得优势，成为马帮大规模翻越横断山的重要见证。

　　茶马古道滇藏线的形成在文明传播史上有重要意义。滇藏茶马古道激活了云南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几条重要古商道，因为民族矛盾长期受阻的南方诸多古道得以复兴：蜀身毒道从四川经云南伸向印度，红河古道伸向越南，澜沧江古道伸向老挝、缅甸、泰国，滇黔桂古道连接珠江水路伸向南海。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杨佐往云南商议买马一事，到云南驿有这样的记录：

　　“王馆（杨）佐于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见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着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 （杨佐《云南买马记》（《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P246-247）

　　可见当时云南与境外的交通已经有详细记录，这些古道经过东南亚继续向西延伸，极大地提升了欧亚大陆的文化经济联系，西南官话在南方茶马古道上的通行是一个重要证据。抗日战争时期，马帮为运输抗战物资大批出没在东南亚丛林和喜马拉雅山地带，南方茶马古道上的存在使抗战物资的运输得以实现。

　　

　　

　　2015年10月上旬，茶马古道考察队在西北民族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李永宏院长的支持下，环绕祁连山，考察了祁连山北路古道和南路古道。

　　祁连山北路古道又称河西走廊，是西域道或丝绸之路的主要段落，也是佛教传播的重要线路，至今保存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迹，包括建于北魏的山丹大佛寺，隋唐以前的莫高窟、榆林窟，宋代的西夏大佛寺。嘉峪关、玉门关等诸多关口的设置证明了祁连山北路在西域交通上的军事地位。

　　祁连山南路古道茶马古道从兰州出发，沿祁连山南沿和柴达木盆地北沿行走，在阿尔金山与祁连山连接处北上穿过当金山垭口，与祁连山北路古道汇合。祁连山南路古道还有几处可翻越祁连山到祁连山北路，扁都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山丹军马场就在扁都口一带，为茶马互市的主要马匹来源地。祁连山南路古道也是连接青藏茶马古道的重要线路。

　　在前茶马古道时期，祁连山南路一带就是古羌人活动地带，有很多考古遗迹，语言分布复杂，接触平凡，为了解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的起源和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形成至关重要。《洛阳伽蓝记》卷五记录过一条路，走向正是祁连山南路：

　　“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今青海西边日月山），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今若羌）……。”（周祖谟校释《洛阳珈蓝记》，中华书局1963，P182-187）

　　晚唐西迁到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把饮茶习俗也带到了西域，回鹘的后裔维吾尔族至今有很强的恃茶行为。祁连山南北古道是茶叶向西域传播的主要通道，北道河西走廊在宋代为西夏李元昊所控制，西夏李元昊在仁宗庆历年间对宋开战，后因得不到茶而停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记录了西夏恃茶行为：

　　元昊为西蕃所败，叶勒族叛，黄鼠食稼，天旱，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

　　这里已经把饮茶和衣帛并论，可见其在生活中的必要性。宋代开始，从四川到西北，已经形成很多茶马互市的茶场，史书多有记录。《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

　　“自熙宁七年（1074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今汉水中游的安康）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宋代西北诸多茶马互市重镇的兴起和边境榷茶制度的出现，是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转型的重要见证，祁连山南北古道从唐宋开始逐渐转型为茶马古道。

　　

　　

　　其实远在西域道（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出现以前，欧亚大陆就有通道连接，直立人走出非洲到达亚洲，智人走出非洲到达亚洲，都必然有行走的通道。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都有很多共同文化成分，必然有通道传播这些成分。只是这些通道的线路和活力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古代中国丝绸的交易和传播，极大的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传播，这是欧亚大陆古道的第一次大转折。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用丝绸之路来命名西域道就是强调了丝绸在欧亚大陆通道上的重要性。后来的佛教传播和陶瓷传播，都进一步推进了古道的发展。然而，恃茶行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欧亚连接古道的性质。丝绸之路毕竟是一种商道，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冲突和民族的冲突都可能使商道中断。茶作为恃茶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其重要性犹如盐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古道上的茶叶运输不允许中断，作为商道的丝绸之路转型为作为生活命脉的茶马古道，同时也激活了沉睡多年的其他古商道。茶作为古道上的维系商品，起到了存活欧亚大陆古道的作用，这是茶马古道转型的标志。只有古道永久的存活，丝绸、陶瓷等贵重商品或其他大宗商品才能持续流通，欧亚古道上的文明传播才能不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