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亘

　　
　　中国人看到敦煌汉简时似乎不太惊讶，但是皇帝的命令毫无错字地传到边境之地这一事实，对外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距今两千年前就建立了这么完美的自顶而下（Top-down）系统，在世界史上这可以说是个奇迹。既然有了这个系统，谁做皇帝都可以支配全国。日本人肯定这么想，他们因此努力学习汉字文化、引进律令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着手“信息技术史”的研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度信息化——那就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信息革命——我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搞清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而现在，我所获得的结论包括了惊人的内容：高度信息化之前的信息技术已在汉代基本完成。
　　
一、“支配”的方法：汉字文化是什么？
　　
　　我先着手居延汉简研究。汉代人把文字写在竹木简牍上，将其编联为册书。汉代册书有这样一个特征：《论语》《老子》等书籍用三条细绳编在简的上下与中央三处，谓之“三道二段”。其他账簿、书信之类用两条细绳编在中央，谓之“二道三段”。书籍的册书之所以采取三道二段的编缀形式，是为了固定简面以免乱动。账簿之类册书所采用的二道三段编缀形式与金文“册”字相同（图1），保持了自古以来的册书形式，不仅如此，账簿文字采用这样的书写形式，也同两条细绳将可以写字的部分分成三栏有关。
　　以向某个单位支给食料的账簿为例（图2），一枚木简中，上栏有成员的职称与姓名，中栏有食料的数量，下栏有领取食料的人名。每个成员都这样被记录在每枚木简上，总体数量的统计被列在最后一枚木简中，上栏是单位的人数，中栏是支给的总量。就这样，汉代账簿采取了一简一行、用两条细绳分三栏的表格计算形式，这与我们处理信息时利用的Excel等软件完全相同，《史记》《汉书》的“表”也很明显是以册书的信息处理方式为前提所作的。隶书的扁平字体也来源于这种信息处理的习惯，汉简通常长一尺（约23厘米），一栏7厘米中书写十数字的情况并不罕见。
　　然后我收集上栏写有人名的简牍进行调查，通过结果明显可知，此类木简均是对户籍记载的复写，此人到居延后领收什么东西、工作情况如何等等都有记录，这说明汉代已经有了以户籍为起点详细把握吏民生活的信息技术。居延新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是令人感到害怕的一件（图3），它是呈棒状、长130厘米的木简，在“候史广德”名下不仅列举了他个人的过失，也仔细记录了他所管的第13-18烽燧的过失，因此写下了“督（杖罚）五十”的决定。这件木简竟是为了打他而特意封缄送来的“杖”本身！现在我理解了司马迁为什么在《史记》中不采用编年体而采用纪传体，因为汉代官吏日常使用的就是以人名为关键词来进行搜索的信息处理方式。
　　以上是拙文《中国古代信息处理的样式》的概要，然后我发表了《册书的书志学研究》与《汉代的书府》两篇论文，对汉代的信息传达及其管理方式进行探讨。
　　汉代官厅如何保存账簿？编联册书后的细绳可以系到另外的册书上，如此连结账簿册书就可以卷成案卷（图4），然后把写有账簿名与年月的牌子系在卷头，存在书府里。案卷用细绳连结，也容易分开。纸质的档案用糨糊涂上，不容易分开。可见在使用册书案卷的情况下，建立信息管理的文件夹非常方便。
　　汉代规定县、郡、中央政府之间往来的文书要写两份，正本发给对方，副本存在书府里。如此一来寄件人与收件人保存着同一个文件，以防过失与伪造，同时将文件分成案卷进行整理，由此实现流畅的文书行政。有了如此彻底的信息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如上所述的中央—边境之间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我认为，以这样的信息系统为基础构建官僚机构，然后对此加以礼乐装饰、律令统制，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化。本来应该与此对峙的宗教和哲学也被纳入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如道观里的神组织官僚制（请看北京东岳庙的七十六司），僧侣将释迦称为皇帝，哲学家多在政界活跃。一切都处在国家机构中，国家机构受到汉字文化这种信息系统的支持。这种体系在汉代完成后，中国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吗？因为汉代的信息系统富有“近代性”，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入近代电信装置的话，其速度肯定加快，但是这个系统本身不会有更新的必要。
　　拉丁语之所以曾是中世欧洲的共同语，是因为基督教支配欧洲的缘故。然而，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并非儒教，而是汉字文化中所含有的信息系统。
　　
二、“读书”的方法
　　
　　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在汉代有书馆和书师，人们学习《仓颉篇》等小学书与书法，然后有人当史，有人进而就经师读诵《论语》《孝经》，此后更修一经，便可成为儒生。
　　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出土的“讲学图”与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出土的“传经讲学图”都属于东汉晚期的作品（图5、6），从来无人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前者中师生在堂上对坐，后者中包括榻上的师在内，人们都采用了四面对坐的形式，我认为这个差别正好反映出了汉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参见拙文《古代日本讲学与其来源》，载于近期出版的《北大史学》）。
　　诸城讲学图所画的是先秦以来的讲学。按《管子·弟子职》：“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起)，其次则已”，在乡校里从年长学生开始一对一地受业。《礼记·曲礼上》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弟子职》又云：“若有所疑，捧手问之。师出，皆起”。可见，当时的讲学由“请业”（诵书）与“请益”（问答）组成，请益时学生“捧手”提问。郑玄在此引用《论语·子路》一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中的对话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纪录片。
　　汉代经学的发展导致博士家说林立，而且出自孔壁的古文文本又引爆了今古文之争，于是有了确定“五经同异”、统一家说章句的必要，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举办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都是著名案例。成都讲学图所画的应该是汉代郡学举办的经义讲述和讨论的情况。
　　按《大唐开元礼》释奠与视学的讲学式，助手朗读经文，博士讲述文义，听众向博士提问，且采用了博士面南、助手面北、听众面东、皇太子以下面西的四面对坐形式。而成都讲学图中前面的三人戴着委貌冠，其他师生所戴的均为进贤冠。委貌冠是公卿以下在典礼中所用的冠，因此可以肯定他们三个都是听众。成都讲学图与唐讲学式几乎完全一致，可见唐代讲学的基本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后，学生们集中于学官，因此经师已经没法进行个别教授了。郑玄入马融之门时，“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即马融只亲自教授“高业弟子”50余人，郑玄则跟随高业弟子读书。汉代讲学早已将课程分为两部分，这与《唐学令》中所说的“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相对应。
　　唐代学生里有“读者”与“讲者”之别，按照这个区别设有两种考试：考验读者记忆力的“帖试”，还有考查讲者理解程度的“口试”，读者每十日读经千言，讲者每十日听课六千言。宋版五经正义的“单疏本”，不引用经注的原文，只写讲解“正义”（图7）。这是以读者背好经注为前提来为讲者排版“正义”的，因此谓之“单疏”。从其《正义》的格式与唐讲学式来看，当时采用了助手一章章朗读、博士一句句讲解的讲学形式。此处讲者的课程相当于成都讲学图所画的讲论，而读者的课程相当于诸城讲学图所画的“请业”。也就是说，《唐学令》中所见的，由读者与讲者组成的两层课程是将诸城、成都两种讲学形式综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汉唐学生将经书的文字复制到头脑里，复制完成后，他们一边看自己脑海里的课本，一边听博士的讲义。所以，学生上课时没有必要展开经书。讲学图里的学生只手捧简册，无人将之展开，谓之“横经受业”。他们手中的简册，与他们头上戴着的进贤冠一样，只有装饰的作用。
　　这样的学习方法进入宋代后彻底改变了。唐代进士基本上通过帖试录用。安史之乱后，虽有人主张废止帖试、重视讲义，但是因“习俗既久，重难改作”而未被采纳。宋代以后，准用禅宗清规设置太学三舍法，其考试内容就是“经义”与“论策”。
　　宋代印刷术发达，版本得到普及。与此相对，卷子本不容易展开，而且简册很重。如此看来，汉唐学生之所以背诵经书，可能是因为卷子本不方便的缘故，宋朝不采用读者课程，也可能是版本很方便查看的缘故。
　　
三、“著作”的方法
　　
　　宋代，朱熹为表明自己的思想，倒换《礼记·大学》的章序，写成《大学章句》。与此相同的事情，汉代以前并不罕见。
　　例如，《礼记·缁衣》唐开成石经本25章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本23章的顺序颇有出入（图8）。还有《礼记·乐记》本是从原本《乐记》23篇中取其11篇编入《礼记》的，将刘向《别录》的篇目与今本《礼记》、《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对照，篇章的顺序果然不同。
　　“篇”是册书的数量单位，“卷”是卷子的数量单位。因此，将1篇册书卷起来也算1卷，连结几篇册书的案卷也算1卷。例如，汉代《诗经》28卷305篇，可见1卷中有十几篇。“章”是指在册书上用“分章符”隔开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的例子：阜阳汉简《诗经》将一章诗写在一简上；敦煌汉简《急就篇》将一章文写在多面体的木简“觚”上，以便在日常读书时使用（图9）。
　　如上所述，册书容易连结或分开，觚与简的顺序也容易倒换。《缁衣》《乐记》的文本问题肯定是如此造成的。刘向、刘歆父子对如此派生出来的异本进行“校雠”制作定本，现行古籍的文本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校书在从简帛转变到纸的过渡期定下来的。
　　关于汉代著作的方法，王充《论衡·正说》云：“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又《超奇》云：“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也就是说，汉代人收集“种类相从”的文章编成篇书，而且能够如此“连结篇章”“采掇（引用）传书”而写作文章、陈述意见的人就是文人、鸿儒。
　　这样的学问方法被称为“缀学”。《大戴礼记·小辨》中孔子云：“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清孔广森注云：“缀学，捃拾闻见以为学也”。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他们所说的都是汉儒章句之学。
　　汉代著作和学问的方法是在册书的信息技术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本来是支持文人、鸿儒的知识活动的信息技术，然而这种技术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缀学的内涵变成了像章句之学一般炫耀才学的学风。这与上述讲学方式的转变应有关联。
　　在诸城讲学图中表现出来的、由请业与请益组成的先秦讲学中，学生只在“有所疑”时提问。但是成都讲学图中体现的助手读经、博士讲解的方式，则要求博士对全文加以注释。班固所说的“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指助手朗读了五字的经文，博士讲述了两三万言的情况，将其讲义记录下来就可以变成《注》《训诂》《义疏》了。一般认为六朝的义疏学在受到佛教的影响之后才得以盛行，但是我们在成都讲学图上可以发现带有书刀的弟子，还有汉代的会议上必有议事记录，这些事情很好地说明，汉代章句之学已经替六朝义疏学打下了技术上的基础。
　　
四、“类聚”：学术信息的处理方法
　　
　　吐鲁番文书中有12岁少年所抄写的《论语郑氏注》。他叫卜天寿，在710年3月1日写完《论语》第五篇公冶长后，写下一首诗：“写书今日了??早放学生归”。两个月后他又写诗云：“他道札书易，我道札书难”（图10）。“札书”即“撮书”，笔记的意思。将其添加到《唐学令》所提及的“读文—讲义”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写书—读文、撮书—讲义”这样的读书工程复原出来。也就是说，学生首先抄写经书，然后作为读者背诵经注。卜天寿抄五篇原文而说“写书了”，可见当时的学生将《论语》20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读文”，与背诵同时进行的是撮书。卜天寿是高昌县开觉寺的学生，而不是中央国学的学生，所以他是否参加“讲义”之事无法证实。
　　很遗憾卜天寿的笔记本未被发现。但是日本保留了几份讲学相关的笔记资料，一份是正仓院文书《李善注文选拔萃》，另一份是9世纪末宇多天皇亲手所写的《周易抄》（图11）。前者由8世纪中叶的写经生所写，主要写出了难懂之处。与此相对，宇多天皇写出了经注的要点。然而，他的笔记本有一点令人费解之处，那就是他写出《周易》经注的摘句之下多有注明书名为“周易王注”等处，总共106条。这本无疑是《周易》的笔记本，哪有注明书名的必要呢？
　　宇多天皇信任的文人菅原道真在《书斋记》中写道：“学问之道，抄出为宗。抄出之用，稿草为本”。“抄出”即“撮书”，他将其看做学问的主要方法，其“抄出”写在“稿草”即卡片上。在其卡片上写的，肯定与宇多天皇的笔记本一样，是“原文＋书名”的摘句。
　　道真将“抄出之稿草”存在他的书斋“菅家廊下”里，以此充当写作诗文的参考资料。《文心雕龙·书记》云：“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意思就是官方账簿排得整齐，正如菜园。“菅家廊下”的卡片，既然有助于文人活动，肯定也有整齐的分类。这样的书斋本身，可以说是个巨大的“类书”。
　　《册府元龟》主编杨亿的《谈苑》佚文中有这样的故事：“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卡片），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如此写成《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书斋，与“菅家廊下”大致相同。因此，如果道真有意取出卡片写下去的话，那么他肯定能完成《菅家事类》这样的类书。
　　这些卡片的格式也是中日共通的：《白氏六帖·牛》云：“稼穑之资〔易注云牛者稼穑之资〕”（图12第3行），而宇多天皇《周易抄》云：“牛者稼穑之资也〔周易王注也〕”（图11第1行）。也就是说，将宇多天皇笔记的内容复制到卡片上，把它“投入‘牛’的瓶中”的话，就可变为《白氏六帖》的文本了。
　　一般认为，类书始于魏文帝的《皇览》。但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文书类聚”的情况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原文＋书名”的格式也可以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上发现。《秦律十八种》的简文采用“条文＋律名”的格式，由整理小组按照律名排列条文，但是我认为现状肯定不是墓主的本意。如果墓主有意按律排文，那么就没有必要注明律名，在每一律篇的前后提及律名就行。很可能《秦律十八种》本来是按类聚方式编排律文的。与此相似的还有郭店楚简《语丛》，此本虽然缺乏书名，但是系类聚善言的笔记。由此看来，“类聚”的技术，是随着汉字文化的历史同步传下来的。
　　以上是拙文《〈礼记〉的文献学研究》与《古代学问与类聚》的概要，我认为已经在此讲完了中国古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情况。以下，我要对“古代日本人如何接收这样的信息技术”这一点进行总结。
　　
五、日本的汉字文化
　　
　　《隋书·倭国传》云：“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本的汉字文化始于6世纪中叶佛教传来。进入7世纪，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630年舒明天皇派遣遣唐使”，由此开始学习隋唐文化，645年推动大化改新，开始引进唐律令制。
　　在从开始学习文字时算起不到一百年的情况下，日本人要引进从秦汉时期完成后运作了将近一千年的律令体制，这种计划的确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在唐朝反复远征高句丽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唐的威胁，他们不仅需要集中支配阶层的意志与权力，也需要短期间内组成强大的国家体制。例如有一位遣唐使说过：“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那样对他们来说，唐的“法式”具有魅力。
　　律令制以户籍为起点启动。准确地说，这是指从西魏以来实行的、以“计帐、户籍之法”为基础支配吏民的法制体系。这一点日本人也了解得很清楚，649年施行了相当于唐州县制的国—评（郡）—五十户（里）制，同时开始“造户籍”。670年完成全国户籍，690年以后就根据《户令》每六年更新一次户籍了。唐的户籍基本上以父母子女的小家庭为一户，采用“百户—里”制，而日本户籍以堂兄弟以内的家族20人左右为一户，采用“五十户一里”制（图13）。
　　他们为何采用这么复杂的方式？第一，当时的日本多有不同居的夫妇，这是由所谓的走婚所致。第二，造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他们采取一户一兵的方针征兵，一户的人数因此增加了。
　　律令制是文书行政系统，为了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培养大量官吏。于是，在670年完成户籍的前后，政府创立大学，引进了《唐学令》。只有贵族子孙与渡来人氏族之子——他们从5世纪“倭五王”时代以来一直承担外交文书等工作——可以上学，而且以663年白江之战时被俘虏来日本的中国人作为“音博士”承担“读者”的课程。
　　在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训之别，音读有吴音与汉音。吴音是指经过百济传来的六朝读音，汉音是遣唐使直接带来的唐代长安方言，例如“马”字，吴音读为ma，汉音读为ba。这说明在唐代长安发生了m＞b的发音变化（非鼻音化），悠久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发音变化只在唐代发生过，日本人至今仍然使用唐代读音（汉音）。这一点正好说明，日本人自古以来多么尊重中国文化。
　　还有训读，这是开始引进汉字文化的同时急速发展的一种翻译法，其特征在于可用除虚词外的汉语原文译成日文这一点。在四国德岛县地方贵族的据点出土的，大化改新即将开幕之前的《论语》木简上，我们可以发现表明那时的确使用训读方法的痕迹（图14），还有682年成书的《新字》44卷（已散佚）被认为是收集汉字音训的字典。日本人将文字称为“名”，汉字叫做“真名”，日语的表音文字叫做“假名”。9世纪以后假名得到普及，在此之前基本上用中文写作，此谓“（日本）汉文”。
　　在日本古代的大学里，首先由音博士向“读者”教授音读经文，然后由博士向“讲者”讲述文义。然而，针对《令集解·学令》的“学生先读经文”这句，8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音读”，但是9世纪前半期的明法家注释为，除了进士科之外都可以“训读”了。众所周知，秀才科在唐高宗时早就被废止，此后人们都愿意考进士科。与此相对的是，日本的进士科完全不振，人们都考秀才科，这是进士科有义务用汉音读书、考上帖试的缘故。
　　就这样，日本人早就放弃音读，即汉语学习，采用训读方式学习中国古籍。这是因为，汉文训读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准确的翻译方法，同时训读的确发挥了将中国古籍进行“日本化”的作用。日本人现在也不学习汉语，仍然使用汉文训读方式阅读中国古籍。不仅如此，日本中国学依然保持着很高水平的原因也在于此。
　　9世纪以后，户籍制度也不好运用了。如上所述，不仅日本家族很难把握，经过8世纪，浮浪、逃亡问题也不断产生，户籍因此很难得到更新。而且户籍的主要目的在于征兵，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急速衰落，紧张的国际关系得以缓和，因此日本政府于792年废止征兵制，户籍的重要性也丧失了。进入9世纪，律令制衰退，10世纪以后户籍再也不更新了。日本列岛从此由公地公民制国家转变为庄园制社会，通过围绕土地的战斗，武士团到处抬头。而12世纪后半期，经过源氏、平氏二大武士团的抗争，1192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诞生，之后“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直到近代，武士阶层继续掌握政权。
　　如此看来，应该说日本人没能成功引进律令制，其原因在于支持文书行政的基础——汉字文化尚未十分发达的缘故。日本人能够活用汉字文化，应该是律令制衰退的9世纪以后，能够吸收从630年到838年这大约二百年间遣唐使不断带来的文物与知识之后的事情。此时，他们利用的信息技术就是“类聚”（请看拙文《类聚的世纪》，《文史哲》2012年第5期）。
　　在唐代“贵族文化”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科举官僚(读书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将贵族文化时代的知识加以系统性整理的事业，在宋朝第二代统治者太宗时展开，先后编纂了收录从汉到宋约7000篇小说的《太平广记》500卷(978年)、把北齐《修文殿御览》等先前的百科全书重新加以编撰的《太平御览》1000卷(984年)、收录《文选》以后2200人约2万篇诗文的《文苑英华》1000卷（987年)、将历代“君臣事迹”和制度沿革加以整理的《册府元龟》1000卷(1013年)，以上被统称为“宋代四大书”。唐代及以前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得到整理，这也成了宋代的新文化形成的基础。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9世纪以后的日本。首先遣唐僧空海（774-835）整理唐代诗论编集了《文镜秘府论》，还在顾野王《玉篇》的基础上编集了《篆隶万象名义》。其次，滋野贞主编纂了相当于《文选》《文苑英华》的日本汉诗集《经国集》20卷(827年，现存6卷)，又完成了与《太平御览》内容相同的《秘府略》1000卷(831年，现存2卷；图15)。然后，菅原道真编纂了《类聚国史》200卷(892年，现存62卷)，日本正史（六国史）的记载在此得到整理。与此同时，明法家惟宗直本编纂了《律集解》30卷(已散佚)和《令集解》50卷(现存35卷)，他的曾孙惟宗允亮编撰了相当于《册府元龟》的《政事要略》130卷（1002年，现存25卷)与《类聚判集》100卷（已散佚），《延喜式》50卷（927年)与《类聚三代格》20卷（11世纪）也在此时面世，于是日本律令格式的知识也得到了整理。另外还有将唐代及以前的医学书集大成的丹波康赖《医心方》30卷(984年)等等，当时所有的知识几乎都得到了“类聚”。
　　在此过程中，将值得模仿的和歌作品类聚的纪贯之《古今和歌集》20卷（905年)、收集训读（和名）的源顺《和名类聚抄》(931－938年；图16)问世，“和汉兼才”的文人们得到皇族与大贵族的支持，创立了“国风文化”。国风文化的特色在于假名文学，假名被称为“女手”（手是书法的意思），因此女性文学占了主流；被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最高杰作《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大学博士的女儿（图17），此外日本第一部随笔作品《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也通晓中国文学，她说过：“书籍（中最好的作品）是《（白氏）文集》与《文选》”。
　　日本人虽然在引进律令制方面失败了，但是他们用“训读”与“类聚”的方法来吸收遣唐使所带来的文物与知识，由此创造了有特色的文字文化。而后，他们在将由平安贵族创立的“国风文化”当做“古典文化”的前提下，武士政权时再次引进了禅宗文化与宋学（朱子学）等，如此构建了“日本文化”的框架。

专家简介：

　　井上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日本东京人，1967年出生。1996年自学习院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史学专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在日本立教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学院大学任教后，2006年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200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2009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是日本古代史、出土文献研究。著作有《日本古代朝政的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馆，1998年；《日本古代天皇与祭祀》，同上；《虚伪的“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学术论文数十篇。

附记：

　　本文所依据的论文目录，请参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页（http://www.hist.pku.edu.cn/faculty/jingsh.htm）。此外，同系硕士生王晨燕承担了本文中文原稿的修改工作，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