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部长林丹华教授
　　
本刊记者  范燕燕

　　
　　
　　21世纪是一个讲究幸福指数的时代，健康更是应有之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快速发展的医疗手段极大地保障了人们的生理健康。但与之相对的是，心理健康水平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一起提高，已经成为了人们身心健康的短板。这就使得心理健康研究被摆在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上。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身心健康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时任心理学部副部长的林丹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发展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和应用成果。
　　
心理是有弹性的
　　
　　对林丹华其人，初次见面可能会以为她是一位柔弱的女性，实际上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外柔却内刚。她更愿意以“水”自喻，上善若水任方圆，有一种“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淡然。
　　而这种淡然，林丹华更愿意将其解释为“心理弹性”。她细细解释说：“心理弹性，就是指一个人在压力、逆境和创伤下，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能够积极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认知状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并充分利用外在的资源和条件，让自己达到良好适应甚至是积极发展的过程。”心理弹性这个概念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诚如《孟子》中对个体的经历和成长的描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林丹华曾在流动儿童和艾滋孤儿群体中开展心理弹性的干预。众所周知，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着流动性大、被歧视以及生活教育资源缺乏等压力与困难，如何在处境不利的状况下激发他们的个人资源和优势，促进他们的积极发展，一直是林丹华研究的焦点。
　　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流动儿童大多存在着某种“问题”或“缺陷”。不可讳言，早期环境的不利或许会对他们造成某种不良影响，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回避。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些儿童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有潜力，是可以积极发展的，这就要求成人以一种积极发展而不是病理、有问题的视角去看待他们。
　　“每个孩子都有其内在的积极资源（如坚韧、勤奋、乐观等），都具有向上的力量，只要为其创设积极、支持性的环境和氛围，就能激发流动儿童在压力和逆境下的心理弹性，他们同样能获得良好的发展，甚至发展得更好。”
　　为此，林丹华所在的课题组于2011年9～12月在北京市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了以心理弹性为基础的心理健康干预研究。此次干预活动共包括6次，每次1.5～2小时，干预共持续6周，以小团体活动的形式、采用角色扮演、行为演练等多种形式开展干预活动。干预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提升了流动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积极认知能力、乐观和城市适应能力。
　　过去十几年间，林丹华一直致力于将心理弹性视角应用到留守儿童、艾滋孤儿等更多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中，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利用国培计划等诸多机会为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开展各种培训,提升中西部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近两年,林丹华所在的北师大心理学部建立了涵盖“心理测评—心理咨询与治疗—能力提升”的应用中心，林丹华及其团队将基于实证干预的研究结果转化到广阔的应用领域，开发系列提升处境不利儿童和普通儿童的线上线下心理弹性课程，研发基于互联网+和VR、AR等高新技术的心理弹性系列心理产品，并在广大的乡村教师和农村社区工作人员中开展心理健康能力提升培训，以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实践的需求，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创伤后再成长
　　
　　研究吸烟、饮酒、吸毒、艾滋病高危行为等健康行为的健康心理学也是林丹华的主攻研究方向之一。以艾滋病相关研究为例，2012年，林丹华作为项目组负责人开展了“基于创伤后成长干预的艾滋病感染者心理关怀研究”项目。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早期感染HIV的患者寿命得到了极大的延长，随之而来的是患者日益加深的心理压力。社会歧视带来的患者社交拒绝、内心羞愧等问题都在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当前，国际上对重大疾病患者的心理干预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关注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向关注个体在重大疾病和压力下调动内在的资源和力量积极适应，提高压力下的心理弹性能力，即以积极视角探讨个体在重大逆境下身心成长的过程。”
　　国外相关的研究发现，在艾滋病感染者和癌症病人中开展创伤后成长干预研究可以有效地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改变病人看待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方式，并增强他们抵御疾病的信心和能力。与国外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做法相比，我国在艾滋病感染者中开展的心理关怀和支持工作还非常薄弱。为此，北京师范大学项目组从心理学、公共卫生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合作的角度，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创伤后成长视角，对艾滋病感染者所承受的压力、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成长等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林丹华说：“所有的项目数据都是基于真实的访谈。我们对20名艾滋病感染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访谈，了解了在该群体中是否存在创伤后成长现象，以及创伤后成长在该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和维度等；同时对150名艾滋病感染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系统、深入地了解该群体的创伤后成长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发了有针对性的艾滋病感染者创伤后成长干预方案，并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合作，开展了4次心理干预活动，对干预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的评估，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艾滋病感染者创伤后成长干预模式，为后续的推广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是林丹华第一次做与艾滋病相关的干预工作了，她还曾在女性流动人口群体中做过艾滋病预防干预方面的工作。“那时候，大家真的跑到歌厅、足底按摩中心、夜总会等地方，给一些特殊职业者做团体心理干预活动。”她回忆说，那是一次多部门合作的工作，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现状均表明，艾滋病干预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密切合作，需要心理学、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研究，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才能发现准确、深入的信息，得到有意义、价值和深度的结果。
　　“当时我们与（北京市）东城区妇联、公安局合作，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为女性流动人口做了12次心理干预，每次时间为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都以团体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最终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圈
　　
　　北京师范大学是林丹华的母校，本科、研究生皆在此间。读研之前，她曾从事幼师职业长达5年。这5年的实践经验与以后的科研之间形成了一个圈——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圈。
　　或许是曾经从事幼师职业的缘故，林丹华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关注要多于其他年龄段，她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发展心理学，就是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在儿童群体中，有一部分可谓处境不利，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艾滋孤儿、受虐待的儿童等。早期环境的不利对孩子的生理、心理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且年龄越小，这种逆境发生得越早，对孩子以后的影响就越大。
　　虽然国际上对早期逆境与儿童生理皮质醇和行为问题的关系做了不少的研究，但早期抚养不利经历对大脑神经机制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却一直限于动物研究。近年来，随着EEG、ERP和fMRI等最新研究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讨早期抚养不利经历对人类儿童的大脑功能结构以及成人期大脑功能结构的影响。这些研究虽然发现了早期抚养不利经历与儿童和成人期大脑结构功能（如海马和杏仁核体积、前额叶和杏仁核激活度等）的关系，但对于早期抚养不利影响儿童大脑结构功能的内在机制却知之甚少，急需从整合的视角（生理—神经机制—行为）揭示早期逆境影响儿童大脑健康发展的行为与认知神经通路。
　　为此，林丹华着眼于经历早期虐待和受艾滋病影响这些有早期严重的抚养不利经历的儿童，运用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技术和方法，从生理—神经机制—行为多水平视角探讨对这些儿童开展干预的改变机制，这在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中也非常少见。这种多水平的视角，整合了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心理病理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进展，不仅首次创新性地从多个水平同时研究早期虐待或基于心理弹性／情绪调节的干预改变的生理和神经基础，而且为早期抚养不利领域其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思路。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迁移到我国当前数量庞大的早期抚养不利的其他人群中，比如丧失父母和缺乏父母关爱的儿童（如留守儿童、孤儿）、流动儿童、寄养儿童以及福利院抚养的儿童中，对全面了解早期抚养不利对个体生理、神经和行为的短、长期影响，构建有利于早期抚养不利儿童成长的教育和环境，全方位提升和促进我国的人口素质，均具有非常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让孩子积极地发展
　　
　　2016年，她又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积极发展体系研究”，这项研究旨在建构中国文化下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内涵、结构和理论框架，并基于此建立包括城市儿童、农村普通儿童、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4类群体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库，构建促进这些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研究—政策—实践”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系。
　　林丹华进一步介绍道：“这个项目包含5个子课题，分别是中国文化下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理论建构，中国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指标体系建构及测查工具设计，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状况全国性调查及追踪测查，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共享平台建设，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体系建构。”
　　可以看出，这些子课题的逻辑设计环环相扣，静态研究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基于积极青少年发展这一研究视角，建构完整、系统化的我国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理论框架以及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修正、验证、支撑、整合等过程，完成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体系构建这个总目标。林丹华项目组是有“野心”的，他们致力于构建一个集理论创新、工具研发、研究报告、数据共享、政策报告以及实践指南于一体的立体化、多元化的科学研究成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林丹华带领项目组基本完成了子课题一和子课题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是否积极发展了？换句话说，一个积极发展的孩子应该具有哪些核心特点？听上去似乎与‘德智体美劳’有些相似，但远非如此笼统。”
　　林丹华和团队成员访谈了老师、家长、学生、专家和社会工作者这5类人群共112人，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点，以及国际上对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和概念界定，提出了中国文化下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建构。
　　“一共包含4个结构：能力、品格、自信、联结。”先来看“能力”，一个积极发展的孩子一定是有能力的，包括学习能力、社会情绪能力、健康生活的能力。其次是“品格”，林丹华回忆道：“在我们访谈的112人里面，大家谈得最多的方面就是品格，中国人重视儿童青少年积极品格的发展，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品格又被进一步细化为“爱、志、信、毅”4个部分。爱包括对他人和国家的爱，如家国情怀、孝顺、宽容、感恩等；志是指与志向、才能发展有关的品格，如志向高远、有进取心和勤奋好学等；信是指做人诚信、自律、有责任感；毅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表现出的乐观和坚韧等。
　　再来看“自信”，如果说第二部分的“爱”是爱他人，那么“自信”就是爱自己。一个积极发展的孩子一定是一个自信的孩子，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会因他人的言语而否认自身的价值。对于自己，他们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我接纳，对自己的优点会欣赏，对不足则会接纳。最后一点是联结，也就是“与家庭、学校、社群以及网络等环境的良好双向互动”——一个积极发展的孩子绝不可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中而不与他人交往。
　　在提出这个结构之后，林丹华的小组正在将其变成可测量的量表，开发《中国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量表，在得到全国性的数据之后再逐步发展成中国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指数。“这其实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从个体中取得数据，进而将其扩展到全国，再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测量工具去评估孩子，然后才能为他们提供更适合个体的、精准的培养方案去促进孩子的积极发展。”
　　多年的心理学教研工作，让林丹华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也进一步影响了她的生活。教学上，她笑言“如果你们去问我的学生，他们应该会说幸福度挺高的”。学业上、生活上，学生们什么都喜欢和她分享，她也总能给出合适的建议。但她也不总是如春风般亲切的，她信奉“最近发展区”的理念，对学生实行高要求、高支持——给学生布置其能力之外一点点的任务，再严格要求他们，促使他们成长；同时全力支持他们，使他们明白始终有一个坚实的后盾。林丹华相信言传身教对学生培养的重要作用，诚如当年她的很多老师对她的引导和培养。
　　除此之外，林丹华还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应用在女儿身上。在心理学中，3岁，甚至6岁之前，是幼儿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因此，这段时间即使再忙，她依然会抽出大部分时间陪伴女儿，使她形成良好的安全感和依恋。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效的——“我的女儿从4岁开始就可以自己独立地睡一个屋，表明她很有安全感。”
　　另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是12岁，也就是青春期。由于身心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思索一些很深刻的问题，而囿于知识和经验，他们往往无法自我解答。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加以引导，促使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形成。
　　“我记得我女儿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和我散步的时候突然间问我：‘软弱和宽容的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她会疑惑，当别人冒犯了你，你原谅了他，这可以说你很宽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也显得很软弱吗？”青春期与孩子的沟通至关重要，如果这段时期的基石打好了，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学习与社会情绪能力，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们以后就会自己去探索问题的答案，在周围人的反馈中更加加深从父母那里习得的观念。所有的这些，对于孩子的一生将影响深远。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林丹华一直面带微笑、语速平缓，令人如沐春风。谈到她的淡然，她自己倒不以为意：“经历得多了，人反倒会渐渐地平和，摆正自己的心态，感恩周围人的支持和关心，顺境中不骄矜，逆境中不放弃，上善若水任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