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汉字激光照排”创始人、计算数学专家王选
　　
本刊记者　张方方

　　
　　
　　
专家简介：
　　王选，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使中文印刷排版业从铅与火的时代进步到光与电的时代。他与癌症抗争5年后，于2006年2月13日逝世，终年70岁。
　　　　
贡献
　　1975年，王选开始主持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以后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发，跨越当时日本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开创性地研制了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印刷特点和难点，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参数)描述笔画特性方法，取得欧洲和我国发明专利。该技术应用和产业化后，取代了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国内外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他还提出并领导研制出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这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迅速推广应用，使我国印刷出版业得到彻底改造。他始终站在科技前沿，积极推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荣誉
　　1986年　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1987年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毕升奖
　　1993年　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4年　美国中国工程师学会个人成就奖
　　1995年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
　　1996年　王丹萍科学奖
　　2001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8年　国际永久编号为4913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王选星”
　　
　　
　　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三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在大多数人眼中，王选就是这样一个名人，公式右边的关键词，哪一个拎出来都轰轰烈烈。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王选对于“名人”这个词却不太感冒。“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容易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
　　但王选这一生并不普通。年轻时，他特立独行，不爱凑热闹，偏喜欢盯住那些冷门的东西；他狂放，时常语出惊人，将“王选”两个字做成了最大的品牌。从不合时宜到卓越权威，世人奉他为传奇时，他却悄然退场，只留下一句：王选是用来超越的。
　　
无人区也可以走出一条路
　　
　　1954年，17岁的王选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了自己的3个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
　　和现在的孩子们不同，这份“除了数学还是数学”的报名表，完全出自王选的本意，没有掺杂父母的意见。王选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而优异的成绩也让身边的人从未怀疑过他会考不上第一志愿。
　　果然，那年夏天，王选接到了北京大学的通知书。步入校门之后，他和同学们被告知，前两年将学习同样的基础课程，到三年级，则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重新选择喜欢的方向——数学、力学，或计算数学。王选选了计算数学，和他一起的只有19人，约占54级数学力学系学生的1/10。
　　这群“非主流”的学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状：作为北京大学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计算数学专业连一套像样的教材都找不到，而且在注重基础科学的当时，计算数学相对来说应用性太强，是多数人眼中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别说什么计算机技术是大势所趋，虽然1951年美国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商业化计算机，但直到王选进北京大学，也没有几个人见过计算机是什么模样。
　　那19位同学为何会选计算数学已经不好一一考证，但王选却有足够的理由。1956年1月，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王选看到周恩来总理所讲的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中就包括了计算技术。“我有种想法，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
　　开课第一天，时年28岁的任课教师张世龙令王选大开眼界。王选没想到，在没有参考教材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老师讲的竟然是自己设计的计算机样机——“北大1号”的雏形，此时，夏培肃院士的107机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行。
　　年轻的课程，年轻的老师，真正激起了王选心中的热情。尤其当张世龙把具体设计“改进1号”和调试“红旗机”的任务先后交给他时，王选既自豪又备感压力，经常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最紧张的时候曾连续40个小时不合眼。就算如此，由于国产存储器关键部件不过关，改进版的“北大1号”到底没能运行起来，“红旗机”虽然成功运行，也没办法投入生产和使用。但这段玩命的日子，让王选对硬件的把握更加牢靠，从此，他对计算机的冲动再也停不下来。
　　怎么才能做出自己的创新呢？
　　在做了无数硬件工作，又阅读了大量的国外文献后，王选逐渐发现，不懂得程序和应用，根本谈不上摸透了计算机。1961年，他做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软硬结合围攻创新。想到这一点，他果断开始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并在1963年开始研究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和同事们一起在DJS-21计算机上具体实现。这使他深入了解了软件对硬件的需求。“在一个真正实用的系统中，才能切实理解软件对硬件的影响。”王选对自己说。同时期的国内学者几乎无人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套编译系统最终在1967年才研制成功。后来经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高手们的精心维护和修改，很快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了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
　　而对王选来说，他似乎一下子开了灵窍——要想创新，就要跨领域！正如控制论发明者维诺所说：“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这句话，也成为王选一生的指路明灯。
　　
告别铅与火
　　
　　1975年年初，北京大学从各系抽调力量组成一个调查组，调研北京大学各部门应用计算机及实现自动化的可能性。因为人手不够，调查组挑中了陈??这个“闲人”。陈??不仅是王选的妻子，还是他的搭档，曾经参加过DJS-21机的ALGOL 60编译工作。此时，因为身患美尼尔氏综合征，她经常头晕，病休在家，恰好赶上参加北京大学的这次调研。在调研中，陈??听说了“748”工程。
　　到1974年，IBM和DEC的小型机层出不穷，MITS更是推出了全球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牛郎星”。计算机技术在国际上走势大好，但中国的状况还不甚明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外的计算机无法处理汉字。为了跟上国际步伐，1974年8月，由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发起，国家计委批准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
　　陈??打听到，“748”工程分为3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回来便把这一情况说给王选听。
　　王选呢？早在1958年研制“红旗机”时，夜以继日地科研加上严重营养不良，积劳成疾，王选病了。“医院最早怀疑是‘红斑狼疮’又转了几次院，最后一家又推断是‘结节性动脉周围炎’。”这场莫名其妙的大病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好转起来，却给王选的健康埋下了祸根。由于父亲被打为“右派”，王选成为“黑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王选因曾听英语广播提高英文水平，被攻击为“偷听敌台”，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压力之下，他的身体再次承受不住，成了长期病休、只发劳保工资的老病号。但他从未忘记过计算机事业，1972～1974年，他在理解了编译系统软件对计算机设计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适合软件的新型计算机结构,后来整理成文发表。
　　那个时候，他因病还没有正式回到工作岗位上，用他的话说，反正时间多的是，不如给自己找点事做。陈??带来的消息令他很激动：“汉字精密照排是指运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对中文信息进行输入、编辑、排版、输出及印刷，也就是用现代科技对我国传统的印刷行业进行彻底改造。”虽然难度巨大，但价值和前景同样不可估量，因为在当时，中国数量最多的工厂恐怕就是印刷厂了。
　　王选被自己的分析震撼了。想想吧，印刷术本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带动了世界印刷技术的发展，但此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反倒落到了后面。在国外，15世纪中期，德国古登堡采用铅活字与印刷机相结合，发明铅活字机械印刷术，很快形成产业推广开来。到20世纪，西方又率先结束了活字印刷，转用电子照排技术。而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一来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二来效率低下，常常把新书拖成旧书，严重的时候能拖上两三年。如果汉字精密照排成功了呢？那中国印刷业就将迎头赶上时代的潮流！
　　那个春天，“批林批孔”还没结束，王选却走出家门去查外文资料。从北京大学到位于和平街北口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着实有些路程，他每周都会往返三四次，一次半天。事情是自己找来的，自然没什么经费给他报销，王选也开始精打细算起来：从北大到情报所，车费是2角5分，少坐一站地就可以省5分钱，于是他每次都提前一站下车；复印资料太贵，如果字数不多就手抄。
　　一连几个月，王选都在参详外文资料。日本流行的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通过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差；欧美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生产难度极大，对底片灵敏度要求也很高，国产底片不易过关；英国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但尚未形成商品。
　　国内已有5家汉字照排系统研制单位，两家选择了二代机的方案，三家选择了三代机方案。再进一步分析，王选发现，数字存贮方式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二代机的机械选字法根本没前途。那么，问题来了。数字式存贮实际上是把字形变成由许多小点组成的点阵。道理浅显，但汉字不只有宋体、楷体、黑体等多种字体，还有10多种大大小小的字号。为了保证印刷质量，五号字大小的正文小字就需要100×100以上的点组成，排标题的大号字则需要多达1000×1000以上的点。英文只有26个字母，所以存储量问题并不尖锐，而汉字字数繁多，是西文的数百倍，全部用点阵存储，则需要用上千亿的字节(B)，存储量极大。当时能让王选使用的国产DJS-130计算机的磁心存储器，最大容量只有64kB，磁盘也还没有配备，只有一个512kB的磁鼓和一条磁带，要存下如此庞大的汉字信息，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学计算数学出身的王选经过反复研究，发明了“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信息压缩技术”，对横、竖、折等规则笔段，用描述笔画轮廓的特征参数（如横的起点、长度、宽度和肩等）来表示；对于撇、捺、点等不规则笔段，用折线轮廓表示，后来又改为曲线描述。这一方法不但使信息量大大减少，同时能保证变倍后的文字质量，使一套字模能产生各种大小的字号。这种信息表示方法使10余种字体汉字字形信息的存储量只有数兆，总体压缩达500～1000倍，甚至更多，从而解决了将庞大的汉字信息存储进计算机这一难题。
　　解决了数字化存储后，用什么输出设备，将还原后的汉字字形信息高速、高质量地输出，是横亘在王选面前的又一个难题。1976年，王选结合我国国情，做出了一个大胆决策，跨过国际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为此，王选成功设计了适合硬件实现的轮廓信息高速复原字形的算法，并编写微程序实现，使1979年时还原速度达到250字/秒，最终达到710字/秒。同时，王选设计并实现了逐段复原字形点阵的方法，以适应激光照排机不可等待的要求，从而使字形压缩信息快速复原算法得以实现。在他的设计下，字形的大小可缩放自如，又不会影响敏感部分的质量，换句话说，可以实现字形变倍和变形时的高度保真。
　　这个想法比西方早了10年。正是这个时间差，当时国内几乎无人对王选抱有希望，即使他将模拟出的“义”字摆上桌面，即使他在1976年底写出那份完备的“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也仍然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数字游戏”。然而王选始终坚持自己的研究，终于得到设在电子部的“748”办公室的肯定，并以电子部的名义正式将精密照牌任务下达给北京大学。1977年9月，以原“748”工程会战组为基本成员的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1979年，激光照排原理性样机成功输出了第一张八开报纸样张。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诞生。到此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主体工程的硬件和软件部分均调试成功。《伍豪之剑》没有动用一个铅字，那个铅与火的印刷时代正在隐去。
　　
点亮中华之光
　　
　　1981年，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原理性样机鉴定会，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结论一出，皆大欢喜。王选却有隐隐的不安。他比谁都清楚，原理性样机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根本不适合走出实验室。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其他国家的自动照排系统也会进入中国市场，为了避免在市场上一败涂地，王选从1979年就开始了可以实用的Ⅱ型机的研制。
　　王选并非在杞人忧天。到1984年年底，就连电子工业部资深专家也开口说北大系统太落后，还是引进为好。一时间，国内出现了好几种国际品牌的照排系统。
　　憋着一口气，王选和科研团队加紧了Ⅱ型机在新华社成功运行的脚步，甚至放下“如果不成功，国家拨给的印刷经费全部退回，北大一分钱也不要”的话。连续3个月，王选团队时刻不肯松懈，紧盯系统，克服一个接一个的故障和难题。在他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88期《新闻稿》与12期《前进报》顺利印刷出来。他们松了一口气，给这台机器取了个大气的名字——华光，依靠中国人的力量，点亮印刷技术革命的中华之光。1985年5月，华光Ⅱ型机终于得到了“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投产”的鉴定书。
　　然而，1985年7月，王选访问做照排系统的美国HTS公司，和HTS总裁见面时，人家几个小时前才从北京飞回来，带回来的还有一纸与某大报签订的价值430万美元的合同。王选心里拔凉，他们的Ⅱ型机即使两个月前刚刚通过国家级鉴定，依然乏人问津。
　　王选知道，要与国外竞争，必须不断改进系统。半年后，华光Ⅲ型系统正式面世。这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科技排版系统，能够方便而规范地排印各种复杂的公式、符号和表格，此后接连斩获全国首届发明协会发明奖、北京地区电子和信息应用系统一等奖、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终于迎来了迟到的荣誉，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而王选也被授予1987年首届毕升奖。
　　“5年之内，我们把国外所有的厂商全部赶出中国。”直到此时，王选也没有忘记自己从HTS回来之后说过的话。此后的岁月中，华光Ⅳ型机又在中国印刷出版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1989年年底，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国外公司终于撑不住了。汉字的复杂实在超乎他们的想象，几经拖延，他们还是无法让自己的系统与汉字兼容，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家公司退出中国市场。除了让王选耿耿于怀的HTS，这份名单上还有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IPX公司，以及日本的写研、森泽、二毛等公司。其中，HTS最终以破产结局。
　　外商走了，中国的产业自然要站出来。早在王选的系统还备受争议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就提出了开设校办产业的设想。1985年，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正式成立，1989年，经电子部批准，华光系统由原来一直在潍坊生产，改为由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和潍坊共同生产销售。后来，北京大学与潍坊华光分手，系统也要重新换一个响亮的名字。
　　“干脆就叫王选激光照排系统吧！”有人提议。王选直摇头：“激光照排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用我的名字不妥当。”
　　经过慎重的挑选，“方正”从上百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根据应征方案，“方正”的典故出自《汉书·晁错传》，原文说：“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说来说去，就是取其正直磊落的含义，同时也包含了这群人的理想——科研要严谨求实，待人要诚恳无私，经营要诚实守法，发展要包容博大。
　　命名这天，是1991年3月8日。随后，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了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即方正91型系统），也是他们做出的第五代产品。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5%以上的黑白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这个战绩，让方正成为一代传奇。
　　
给年轻人铺路
　　
　　王选早就跟自己说，科研做到60岁就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个计划竟然提前了4年。
　　1993年1月，王选像往年一样窝在家里工作。这么多年过来，他最喜欢这个时间，因为正是农历春节前后，大家都忙着过年，没人会来打扰他。王选习惯了把最难的问题放到这十几天中解决。清净，容易出灵感。这一次，他忙着做一个能加快芯片处理速度的设计方案。
　　春节后，他把忙了两个礼拜的一叠设计稿拿给学生刘志红看。刘志红说：“王老师，还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您可以在计算机上用检测PC总线BUSY的方法实现，效果比您的方案还好。”听完后，王选反应过来，这个检测方法是比他的设计简单得多。一场辛苦成了空，他有点沮丧，就算还健步如飞、思维敏捷，也不得不承认在计算机技术面前，年轻人更具优势。
　　“我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是27岁和38岁，可以说是无名小卒。”回想起当初遇到的干扰，王选感到一种危机，难道曾经受限于“权威”的他，也会变成“瞎指挥”的所谓权威吗？他不想陷入这种困局，决定正式退出科研第一线，任命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汤帜担任研究室主任。给他挑错的刘志红也在同一年被破格晋升为讲师。
　　其实，在决定退出之前，王选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珠海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各报报道这一消息时发的都是黑白照片，唯有《澳门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的彩照，成为世界上首次实现彩色图片与中文合一处理和输出的中文彩色报纸。《澳门日报》用的就是方正的彩色出版技术。
　　这一构想，王选从几年前就开始实践了，但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锻炼自己的弟子。
　　1989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学旧图书馆前的树荫下，王选对肖建国说：“你的大屏幕组版软件搞得差不多了，应该转转方向，搞图像技术，特别是彩色图像。”肖建国有些犹豫，文字处理和图像处理根本是两回事，能做得出来吗？“没有经验可以学习。你尽管大胆去做，我给你们当后盾。”王选说。
　　给肖建国吃了一颗定心丸后，王选又“诱惑”他，虽然世界上还没有直接研究汉字文图合一的彩色出版系统，我们还是要早下手，如果第一个做出来，就是在改变历史啊。王选实在是个好“推销员”，几句话就激发了肖建国的创造欲。很快，肖建国组织起几个青年骨干开始攻关，终于把一个个思路变成了《澳门日报》的一页页彩版。
　　1990年，华光Ⅳ型正供不应求，第五代的方正91还没有问世，王选就做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决定，着手研制PostScript Level 2中文解释器。PostScript是美国Adobe Systems公司1985年推出的页面描述语言，发展到Level 2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工业标准。更重要的是，它描述的对象是图形和图像，显然，汉字的“天然屏障”对它起不了作用。如果不做中文解释器，方正在海外的市场竞争力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而研制针对性的中文解释器，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上，都是第一次尝试。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将会踏入第六代产品时期。
　　王选把一张画好的“饼”摊在了阳振坤等几个年轻骨干面前，还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协处理器芯片，复杂程度是方正91的10倍，能够显著提高中文PostScript的解释速度。几个年轻人相信王选的判断力，“快马加鞭”地忙碌起来。1993年秋天，中文PostScript Level 2解释器PSP出现在他们的手上，这款PSP可以容纳国际上丰富多彩的图形软件和高质量的西文字体，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就在同一年，由王选的“大弟子”郑民担纲的基于Windows的中文专业排版软件维思2.0也顺利问世。双剑合璧之下，方正叩开了海外的大门。
　　年轻人都这么争气，王选也没什么放不下了。1997年，他逐渐脱离了日常性的管理工作。2002年，索性淡出了方正。这期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发现人才和提携人才。
　　“方正研究院每招收一届员工，我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就去和他们聊天。”王选随身总是带着个笔记本，记满了员工的特长、性格，乃至生活状况。他总是能为每个人找到适合他们的岗位，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成长，让他们在方正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导师做的工作不如学生，名字放在后头；假如没做什么工作，想法都是学生提出来的，就不署名。不要拿学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年轻人出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大家，给年轻人让路不只是说说而已。可当好奇者询问缘由时，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直说是出自私心：“不这么做，方正就要垮台，我自己的名气也就没有了。”
　　
王选的梦想
　　
　　1995年，方正以红筹股的形式在香港上市。几乎同时，方正决定对内跨步到广电业，对外进军日本市场，发展势头锐不可当。2002年，王选在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表示，自己一生有10个梦想：
　　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
　　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
　　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
　　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
　　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
　　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
　　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
　　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
　　进军广电业；
　　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
　　王选当然是个“技术控”，他在确定科研课题之前，都会花大量时间考虑：这个技术演化下去会成为什么样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什么反应；或是现在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这个技术能不能演化过去，从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进行双向思维。
　　一直以来，方正依靠王选的技术才成为方正，但在市场经济下，技术领先并不能令一个企业绝对地高枕无忧。没办法，当科学家王选变成企业高层，就必须接受人们以看企业家的眼光来看待他。即使一天也没有当过方正集团的董事长或总裁，王选的名字依然与方正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王选与方正之间的关系——精神领袖。1995年出任方正集团下属的方正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以来，王选就在做一件事——研读微软、苹果、英特尔等国际企业巨头的兴衰史，总结方正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与生俱来的危机感，让他喊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高新企业若想长盛不衰，就要一直都能向业界输送出一流而实用的新东西。他也意识到，在守业阶段，管理比技术更重要。
　　“一个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这是业界对王选的形容。有市场头脑，但着落点还是在科学家上。他是中国第一批把科研技术推向市场的人，却不适合生意场。他自己也说与企业家差距甚远。在王选心目中，他最看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教授；他最高兴的事情，是看到年轻人超越自己。
　　2000年患病的时候，王选就留下了一道遗愿：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2006年王选逝世后，他的得力弟子肖建国继任计算机所所长，依然在奉行王选“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追求领先于国际的原创技术；“立地”，强调技术的实用性。遵循这样的理念，计算机所创造了新的累累成果。王选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依然在方正和北大计算机所的血液中流淌，王选留下来的梦想也在一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