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天眼之父”南仁东
　　
本刊记者  郑莉颖

　　
　　
　　2017年9月15日23点23分，南仁东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2岁。回首一生，他的“身份”似乎很多，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是为“独一无二”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奔走的“推销员”，是“中国天眼”建设施工现场的“战术型老工人”不过兜兜转转，他只为了一件事，却也是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打造“中国天眼”。
　　“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你们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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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仁东最不愿做的事就是给人添麻烦，所以即便在生命弥留之际，他还盘算着如何“潦草”地处理自己的身后事。“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讣告中简短的16个字，便是最好的证明。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2017年10月10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举办了FAST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的新脉冲星。FAST作为国之重器的大科学装置，前期已探测到数10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现有两颗分别距离地球约4100光年和1.6万光年的脉冲星已获得国际认证。
　　FAST，诞生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喀斯特洼坑，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头顶“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射电望远镜的光环，别号“中国天眼”。突破射电望远镜百米极限这件事，令它有可能窥测到星际之间的互动信息，实现对暗物质、中性氢、黑洞的信息观测，进而推动人类深入探索宇宙起源、演化。
　　这次新脉冲星的发现是FAST“睁眼”后的首秀，而此时距“天眼之父”南仁东病逝尚不足1个月。
　　两年前，年值古稀的南仁东，被查出已罹患肺癌。即便心系大窝凼那口未曾睁眼的“大锅”，他却不得不搁置工作，接受手术，随家人搬到一个郊区的小院静养。养花、遛狗、闲田散步自此成为他生活的全部。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是南仁东的学生，他去看望老师的时候，免不了宽慰几句。“老师也算终于可以过上清闲日子了”，一向健谈的南仁东听着这话没了声响，半晌才嘟囔出一句：“像坐牢一样。”
　　虽自嘲是“苦行僧”，但熟悉南仁东的人知道，他一贯是闲不住的，否则也不会折腾出“中国天眼”。
　　1993年，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会上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理应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当时的南仁东，正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自然也听到了不少风声。寻找外星生命，接收宇宙讯息？这样大胆的想法，放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未免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南仁东不觉得，他如同着了魔似的，不仅有想法，还说干就干。
　　搜集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动态，了解相关前沿的发展状况，在有了初步的认识后，他一拍桌子，当即决定“撂挑子”回国。从享有世界级别科研和薪资待遇的日本国立天文台，转向国内起步时间尚短、“一穷二白”的科研院所，落差还是有的，但再大的落差，也抵不过南仁东那时想要大干一场的决心。
　　那时，整个中国境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足30米，而“中国天眼”瞄准的口径是500米。这要比美国探测宇宙的“凤凰”计划胃口大得多。从30米到500米的跨越，不仅仅是数字的概念，即便常人不能理解其中的构造原理，但不妨碍他们惊呼着“不可能”“简直天方夜谭”。然而，这并不会妨碍到什么，至少不会影响到南仁东想要打造世界上“独一无二”项目的计划。
　　1994年，南仁东在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后，将《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摆上台面，而随即面临的是工程建设的选址问题。这一选就是13个年头。
　　几千个日夜，数百个大小洼地，南仁东将脚步踏遍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
　　当第一次听说，贵州省的喀斯特山区，地形复杂、天然形成的洼坑众多时，南仁东坐不住了。他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毫不犹豫地跳上了一路向西的火车。从北京到贵州，50多个小时，伴随着火车轰鸣起伏的，还有南仁东胸膛的一颗心，期待、紧张，掺杂着凝重的思虑。这趟西行会不会有合适的洼地？山区地质多变，会不会到头来又是徒劳？
　　如果说会困溺于瞻前顾后的踌躇，那么最开始也便不会出现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国内的那一幕。南仁东带领着他的考察团队，穿行在乱石、山坳之间，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哪一样的考察都马虎不得。那会儿，他们常常走在荒山野岭里，连条正经小路都找不到，每天最多走一两个洼坑，晚上返回县城，白天再继续跋涉。
　　爬山下坳，穿灌木丛，过碎石坑，久而久之，南仁东在风吹日晒中变得黝黑，和他的小分队也在周边县里出了名。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他们说“大山里发现了外星人”，他们说“大山里来了群外星人”。
　　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王佐培，是当时负责望远镜选址的联络人。他回忆说：“南老的眼睛里充满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面对七八十度的陡壁，时不时爆发的山洪、泥石流，这位天文学家所表现的镇定，又实在超出了王佐培以往的认知。
　　位于贵州平塘县的大窝凼被选定作为FSAT建设选址的这天，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若一定要说出些不一样，那便是自那天起，南仁东再不用反复地数据对比、地形筛选。那些走破的鞋子、磨烂的衣服似乎也能明白了它们的价值。
　　“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建设FAST的台址。”南仁东的声音透着嘶哑。但顿挫有力的每一个字都昭示着，这位科研人在历经了一步步度量后的底气。
　　
最懂“天眼”的人
　　
　　工程建设谈何容易，最难闯的关，从来不只有选址。
　　如果说工程建造是最难迈的坎，那么设计和预算则是这道坎上最坚硬的钉子。且不说“天眼”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天文学、电子学、测量与控制、机械、岩土单单摆在眼前的运输难题就足够南仁东头疼的。偏远山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勘测时期尚可人为地走出一条，但要把一件件笨重的器物运送过去，想来也并不简单。
　　所以，在完成了初期探测，大部分工程人员总算可以喘口气，返回原有的工作单位，南仁东不休息，他紧接着做起了“推销员”。再一次跳上火车，他真成了“孤军作战”。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赶到同济大学，从同济大学前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靠着一双腿、一张嘴，他穿梭在各大高校、技术单位之中。功夫从不辜负苦心人，最让南仁东欣慰的莫过于，在最终FAST的立项申请书上，20多家合作科研单位，整齐划一地排列开来。
　　2007年7月，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2008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FAST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9年，中国科学院和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复了FAST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2009年6月，在贵州市平塘县克度镇绿水村然路组大窝凼，居住在这里68年的杨朝礼老人，正在随寨子里的人往外搬。而在同一时间，南仁东也正忙着为“天眼”建设做着最后的准备。这次，他的推销工作走向了世界。他说：“我要拍全世界的马屁，让全世界都来支持我们。”国内国外，大会小会，他想方设法地参与，逢人就推销项目。他要的是品牌效应，要为“中国天眼”打造声势，要谋求国际顶尖的合作支持。那段时间，与其问他都去过了哪些国家，倒不如问他还有哪些国家没去过。
　　几年间，FAST项目在南仁东的逐日奔波中渐渐有了名气。
　　“与号称‘地面最大机器’的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比，它的灵敏度提高了约10倍。未来20～30年，它将会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名声在外，而后要进行的便是实实在在的工程建设。从2011年下达开工指令起，5年半的时间，先后有150多家国内企业、20余家科研单位、数千人的施工队伍，相继投入到FAST的建设当中。
　　从FAST的实地搭建、可行性研究，到各个关键技术试验，南仁东可谓是无一缺席，极尽可能地亲力亲为。他不再有时间打牌、唱歌，甚至连东北人最爱的“唠嗑”也扔了。找不到他就去施工现场，和工人们一起爬上爬下、敲敲看看，两撇八字胡，一条牛仔裤，头戴一顶蓝钢盔，一准儿是他无疑了。
　　建造过程中，最让南仁东寝食难安的，是“天眼”索网的疲劳问题。相较于国内现有的技术标准，“天眼”的要求提高了何止20倍。而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南仁东也只能选择硬着头皮“自己干”。近百次失败、700余个日夜，他和工程技术人员终是排除万难，度过了一场“虚惊”。
　　2014年，“天眼”即将吊装反射面单元。年近七旬的南仁东不顾他人劝阻，一定要亲自上阵。要想完成试验，需通过一个简易装置将人吊至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高空之中无落脚处，全程手动操作，甚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落。南仁东怎么会不明白？然而他保持着惯有的倔强，坚持第一个上。
　　事实上，工程建设之初，南仁东就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天文学家。他曾和一个水窖图纸较真儿，三下五除二地标出错误，让施工方大为吃惊。天文学家居然还懂土建？为此，有人专门给南仁东送了顶“天才”的帽子，他敬谢不敏。“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为了保证“天眼”建设不出丝毫纰漏，70多岁的他会埋首学习一个月，只为将晦涩难懂的岩土工程学摸个透彻。工程建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对于“天眼”，他似乎总有用不完的劲头。
　　每一张图纸都要仔细核查、反复计算，他甚至会连续不眠不休地盯着编程记录，就一个细枝末节和工程人员讨论至凌晨。很长一段时间，“天眼”建设的每一项工作之于南仁东，都无不重要。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成了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天眼”落成启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2016年，“天眼”终于要“睁眼”了，他说他要去贵州。没人拦着他，也拦不住他，谁都知道这是他一辈子只此一次、最放不下的执着。他拄着拐杖、拖着病躯来到了大窝凼，完成了和“天眼”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视。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当南仁东病逝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真性情且把疏狂安放
　　
　　点开搜索引擎，输入“南仁东”，无论是成就荣誉还是承担项目，里面的字数都是寥寥无几。他似乎是把一生唯一的高调，献给了短短一行字：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建设。
　　“中国天眼”是他最耀眼的荣光，却也冥冥之中让人忽视了南仁东这个人。
　　1945年，生于吉林辽源，南仁东历经了一场浩荡的“文革”巨变，仍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成绩摘得吉林省理科状元。他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待了4年，在通化市无线电厂干了10年。在他看来，基层前线是磨砺自身再好不过的实践场所。在工厂开模具，他学会了冲压、钣金、热处理、电镀等“粗活”；钻研理论技术，跟着老工人野外作业，土地建设、水利工程等“重活”，他甘之如饴。除此之外，他还表现出卓越的指挥能力，甚至带领着工厂的技术员与吉林大学合作，生产出我国第一代电子计算器。
　　仰望苍穹，于南仁东，未知的神秘似是有着无法言说的魅力。当改革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时，他正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博学位，研究着宇宙星辰背后的奥秘。随后，赴荷兰、游日本，他参与了10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使用国际甚长基线网对活动星系核进行系统观测研究，首次在国际上应用VLBI“快照”模式，取得丰富的天体物理成果
　　但在弟弟南仁刚眼里，哥哥最令他称道的可不止这些。南仁刚说：“他鲜少和我们提工作的事。”况且终日东奔西走，本就使他和家人聚少离多，难得坐在一起，谈工作、讲压力，这是南仁东不愿意的。说起来，南仁刚最为熟知的还是哥哥的绘画造诣。他说，哥哥自小兴趣爱好广泛，门门功课都拔尖儿，精湛的绘画技艺颇使他引以为傲。“1990年，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他曾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幅《富士山》油画，那副画至今被悬挂在天文台的大厅之中。”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也提到了老师的绘画趣事。20多年前，南仁东远赴荷兰访问，坐的是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苏联、东欧等国家，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他，万万没有料想到旅途还未过半，盘缠就见底了。好在还有一技之长傍身，南仁东把身上最后剩余的一点儿钱买了纸和笔，然后在路边就地摆摊，给人家画起了素描人像。靠着“卖艺”，他小挣了一笔，也得以顺利到达荷兰。
　　南仁东身上有种“毒”，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他不在乎称谓，不论长幼，经常让大家喊他“老南”。他平时非常注意衣着，也对可乐爱不释手。用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潘高峰的话说，他是一个“经常往西装口袋里装饼干，而又忘记拿出来的随性老头儿”。他会爬遍大窝凼周围所有的大小山头，饶有兴致地跟学生们介绍，“这里原来有口水井”“那边原先种着几棵矮脖儿树”说话间，生怕遗漏下一处。
　　他从不板正地训导学生，但FAST工程馈源支撑系统高工杨清阁说：“他行胜于言。”
　　第一次去大窝凼，南仁东爬到垭口的时候，见到了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孩子们叽叽喳喳、笑容满面，但周遭的寒冷和单薄的衣衫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在回到北京的时候，马上给县上干部张智勇去了一封信。信封里装着500元钱和几句嘱托，而后几年，这样的信件还有很多封。
　　第二次去工地，南仁东随身多了个大箱子。当天晚上，他叫上“天眼”的工程师雷政，一起把箱子抬到了工人宿舍。打开箱子，有T恤、休闲裤，还有鞋子。“这是我跟老伴去市场挑的，很便宜，大伙别嫌弃”他的心思是极细的，早先扎到工人堆里闲话家常，打听了现场每个人的尺码。他的记忆力是极好的，几乎知道每个工人的名字、工种、收入情况，还会知道一些他们家里的琐事。
　　南仁东曾经对他的孩子说：“我特别不希望别人记住我。”但岁月淘沙，有些人注定会被铭记。记得他一辈子都在“拒绝平庸”，记得他还不曾飘远的声音：“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广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