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
　　
文  张晶晶

　　
　　“朴学耻居王后，虚名愧在卢前。
　　一生爱好是天然。
　　淡云邀月夜，细雨酿花天。
　　向晚驱车无处！终期运甓何年？
　　梦回鸡唱漫俄延。
　　三星当户牖，一雁警愁眠。”
　　这是吴征镒院士在写给五哥吴征铠信中的一首自作诗，一句“一生爱好是天然”让人颇感唏嘘。2013年6月20日，这位有着“植物电脑”之称的老人在97岁的年纪作别人世，他对于华夏大地山川植物的记忆和情感，留在了文章里、论文中，以及每一种他观察研究过的植物里。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吴征镒书写的八个大字仍然静静守候在他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里，静静守候着后辈们。很多人曾经问过他这八个字的意思，他也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以此阐释着身为一名植物学家的责任与担当。
　　事实上这八个字的作者、西汉时著名辞赋家枚乘在写作《七发》时并没有要阐述植物学工作的意思，但却偶发性地为植物学者们的志向作出了极佳的解释。
　　宋人秦观在《韩愈论》中解说“托词之文”时，也曾引用过这八个字，他说:“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
　　与屈、宋二人不同，吴征镒的身份并非文学家；但身为一名植物学家，他又与二人一样，游历山川、极命草木，用科学的语言描述记录着自己所钟爱的自然。那些得到过吴征镒先生温柔注视的植物们，无一例外地蕴藏着他的人生故事和缱绻深情。
　　
神奇的孟宗竹
　　
　　在很多采访中，吴征镒都提到，自己对于植物的兴趣萌发于故乡的“芜园”。相较于一般用来形容孩童时代的形容词“金色”，“灰色”对于吴征镒的童年来说更为恰当，而芜园则给他灰色的童年镶上一个绿色的边框。
　　吴征镒1916年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祖父吴筠孙当时在江西九江做浔阳道尹，衙门里的一株蕙兰盛开，祖父抱着小孙子在盛开的蕙兰边拍了一张照片，笑得颇为开心。年底祖父因脑溢血去世，大家族里也接连有人去世，在祖母眼里，吴征镒变成了这一切的起源，将他看作花妖临世，不得喜爱。
　　回到扬州，几易居所之后，6岁的吴征镒搬进了祖上传下来的大宅子，一住就是十几年。这座大房子正是如今修缮一新的“吴道台宅第”，位列晚清江南三大民宅之一。大门斜对面就是童年吴征镒的“天堂”——芜园，不能轻易出门的他总是趁着母亲和老妈妈不注意，溜到“大院子”里去玩耍。
　　晚年回忆这段童年时，吴征镒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孤独的，因为这份孤独，他只能从田野自然中寻找乐趣；若是非要追寻与植物结缘的原因，那或许应该感激幼时的这份孤独。
　　芜园进门右拐，便是一片一亩见方的孟宗竹林。春雨一下，吴征镒就忙不迭地往竹林里跑，蹲在里面一待就是半天，看刚露尖头的春笋扑簌簌地抽节到和自己一样高，四五岁的他实在是惊奇得很。
　　竹林之外，对于识字前的吴征镒来说，园子的另一个吸引力是可以吃到不少美味。春天帮老妈妈们掐“黄黄仔”，实际上就是苜蓿嫩芽，回来炒着吃，比豌豆苗更嫩；嫩笋煮豌豆，当作茶食来吃，吃不完的笋还可以晒干，消食效果一流还有能捉来玩儿的各种鸣虫，金铃子、纺织娘、蛐蛐儿，捉来放进盒子养在床头，也成了玩伴。
　　6岁开始识字之后，吴征镒能去芜园玩儿的时间只有午饭后和下午的点心时间。再大一点儿能读懂文言文之后，他便开始往父亲的小书房里跑，首先开始阅读的便是和植物相关的书。凭借着1919年商务版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吴征镒看图认识了芜园里各种野生和栽培的花草树木，“溜园子”又有了新的乐趣。
　　尽管记忆里的童年并不是金色，但芜园里的吴征镒却如那片孟宗竹林般迅速地拔节生长。13岁前他便熟记四书，《神州国光集》《三国志》《水浒》《红楼梦》之类的闲书也看了不少，平日也读诗写字，完成了最初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芜园帮助他体味到了植物世界的乐趣，尽管当时的他并不知晓，和植物之间的缘分会延续终生。
　　
扬州中学里的金冠柏
　　
　　2002年8月，扬州中学百年校庆前夕，抱恙住院的吴征镒在医院接待了前来拜访的母校后辈们。他还亲自从昆明植物园挑选了一棵金冠柏赠送母校。金冠柏树冠呈卵圆形，小且有香气，常绿针叶树种，有醒目的金黄色的叶子。之所以挑选金冠柏作为庆祝母校百年的礼物，吴征镒也有特别的考虑：一是金冠柏树种珍稀；二是提倡中国人看重的松柏精神；三是赞誉母校百年树人。这株金冠柏被种植在扬州中学的树人堂前，当年一米不到的小树，现在已经超过一层楼的高度。
　　生在九江，长在扬州。吴征镒对于扬州的感情无须赘言，而母校扬州中学，正是青少年时代的他开启植物学家梦想的地方。
　　1931年，15岁的吴征镒从江都县中跳考到扬州中学22级普通科，和五哥吴征铠一起就读于这所全国名校。当时的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颇有建树，扬州中学的数理化师资雄厚，文史地的老师也很齐全。遇到了好的生物老师，对于兴趣萌发之初的吴征镒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记忆力出众的吴征镒始终记得初中一年级生物老师的名字——唐寿，在课堂教学之外，唐老师经常带着学生进行野外观察。扬州附近的平山堂、禅智寺、东乡、西乡、北乡无不留下他们的踪迹，采集植物、制作标本，而后进行解剖画图。之前完全靠自学的吴征镒可谓如鱼得水，有了唐老师的指导，他的专业知识进步迅速，对于植物学的兴趣也愈发浓厚，经常把周末和假日花在观察植物上面。如果说童年时代的吴征镒是被动孤独，中学时代的他则算是主动选择孤独——相较周末成群结队出去玩，他宁肯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走上十几里路去采集标本。
　　《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江夏人孟宗，少年亡父，母子俩相依为命。孟宗读书勤恳，极为孝顺。一天老母病重，想吃竹笋煮羹，但当时正是冬天，无处寻笋。孟宗在竹林里抱竹痛哭，直至冰雪消融、草木转青，竹笋也长了出来。孟母吃了竹笋，病愈。后有诗颂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招平安。其实，“孟宗竹”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毛竹。
　　到了高中时，吴征镒采集的标本已经有两百多件，自己参考着《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做鉴定还不够，后来还在二哥吴征鉴的帮助下请金陵大学植物学助教来帮助审定。高中生物老师唐耀很快注意到了吴征镒在植物学上的积累，专门帮他举办了植物标本展览会，二哥看了展览后表扬他能吃苦，将来必有大出息，这些肯定都让吴征镒大受鼓舞。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只跟随唐耀读书一年，吴征镒却十分感激恩师的赏识。新中国成立后吴征镒了解到恩师因受“反右运动”打击、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才华无处施展的情况后，力邀其到昆明植物所工作，配备助手和实验室，再续师生缘分。
　　“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尽享耳听松风之乐的同时，处于乱世的吴征镒也在扬州中学萌发了爱国情感。当时的他并不明白政治到底为何物，不是国民党，也没有加入进步组织，只是被唤起了一股正义感。“九一八”事变时，刚满16岁的吴征镒和两位好友下乡宣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写作一首古风《救亡歌》发表在校刊杂志《文艺》上，发出了“各尽其天职，莫为袖手人”的呼喊。这次经历也成为他后来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松柏坚贞，遗世独立。性格愈发独立的吴征镒在报考大学时，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就读“数理化”或者立志成为工程师，而是决心将童年稚趣变为今生志向。立志报考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他，位列全榜第13名，顺利步入清华园。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多数人都很熟悉曹植《七步诗》中的最后两句。开头的“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则鲜少有人注意。吴征镒曾在一篇文章中从植物学家的角度分析这首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开头四句，实际上是罗列出了4个有着相关用途的同一物：豆、豆萁、豆豉和豆汁。“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寥寥10字便几乎可以把豆的用途说尽了。从成诗年代推算，豆豉和豆汁甚至要远早于后来变成“开门七件事”的第五件——酱油。
　　说到做学问，吴征镒的风格正如他条分缕析地剖析这首古诗一样，刨根究底而又不乏趣味。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植物志》，犹如植物学版的“七步诗”，用最精简的语言和结构，总结梳理了中国维管束植物系统分类，堪称经典。
　　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创建者胡先?先生，早在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就曾倡导过要编纂《中国植物志》。吴征镒在清华就读时期的恩师、植物学教授吴韫珍也一心想实现西方植物学的中国化，将搞清楚中国的植物分类并培养出一批人才来完成这项工作定为自己的终生理想。吴征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征镒的毕业论文是华北莎草科薹属，翻山越岭地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只是第一步，吴韫珍要求他将每一种的苞片、囊果按照同样比例画成精细的鉴别特征图，每种都要详细考证定名。严苛地训练之下，青年吴征镒练出了一身硬功夫。
　　后来吴征镒在清华生物系担任助教，1942年吴韫珍病逝后，他继承恩师遗愿，从事植物分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之后的10年时间里，做成30000余张植物卡片，依据国际著名标本室的模式标本照片，详尽记录了植物的采集人、采集地、地理分布、主要文献、生长环境等，对后来各类植物志的编纂极具参考价值。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编纂《中国植物志》的任务。1958年正式启动《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次年10月编委会成立，吴征镒任编委之一。初期主要担任《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的组织编撰工作，编撰了唇形科、虎耳草科、蓼科和爵床科等科的检索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也未能幸免于难，一度中断。到1973年，中科院生物学部在广州召开“三志”（《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会议时，最初挑大梁的一批生物分类学家有的年迈体衰，有的已经仙逝。补充优秀的中青年力量进入编委会，成为重启“三志”编纂工作的首要任务。
　　47岁的吴征镒在此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副主编，他和其他专家一道，带领昆明植物所的科研力量承担了《中国植物志》唇形科的编研工作，1977年正式出版《中国植物志》第65卷第2分册和第66卷（即唇形科）。
　　编志工作顺利恢复，但很快便再次面临人才短缺、经费不足的问题，未出版的图书因没有出版经费而积压、奋斗在一线的老同志面临退休这些问题让已经接替《中国植物志》主编职位的吴征镒倍感焦灼。1991年2月，他和另外“两志”的主编朱弘复、曾呈奎一道，在中科院院刊《科学家论坛》上发表联名呼吁，提出了增加经费、放宽退休年龄、补充青年研究队伍这三项建议，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国家基金委、中国科学院联合对“三志”给予了支持，编纂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担任主编的17年时间里，吴征镒对于每一卷册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到标本室对照标本进行审阅，对一些大科、难科（唇形科、天南星科、罂粟科、秋海棠科等）的编审更是亲力亲为，他还专门组织了协作小组对禾本科的竹类进行攻关。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全套著作三分之二以上卷册的编研任务。
　　历经45年的漫长征程，凝聚着四代学者心血的《中国植物志》终于在2004年完成80卷126册的编纂任务，共记载中国植物3万余种，附有9000多幅图版，是世界上卷册最多的植物志之一。2009年，《中国植物志》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作为集大成的见证者，吴征镒感慨：既感如释重负，又有欣慰之幸。
　　《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新华本草纲要》《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植物志》《中国植被》《云南植被》《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这一系列著作的问世，不单是吴征镒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中国植物界的一座座里程碑。江南芜园里蹲看春笋拔地的少年，成长为中国最权威的植物学大家。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1758个，是中国植物学家中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笔耕不辍的吴征镒晚年也从未离开心爱的植物。从1998～2008年的10年时间里，他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4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分区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在2006年，已过米寿之年的吴征镒，毅然接下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职务。后来视力不济无法亲眼审稿，抱憾之余，他还是坚持听审，过耳不忘的记忆力，让周围人无不备感钦佩。
　　2008年1月，92岁的吴征镒坐在轮椅上，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完全没有想到会获得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的吴征镒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为中国人在世界植物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水边溪荪胜房顶鸢尾
　　
　　细数吴征镒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与许多中国当代名家大师都有交往：郭沫若是吴征镒的婚礼证婚人，竺可桢在他青年阶段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梅贻琦校长“过招儿”索薪，跟随朱自清上国文课、与朱夫人一起唱戏，在闻一多的带队下从长沙步行到昆明
　　得益于过人的记忆力，以及植物学研究的训练，吴征镒对于和恩师朋友们交往细节的记忆都十分清晰，字字句句都感怀着前辈们留给自己的宝贵财富。君子之交或许平淡如水，但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却可以啖水若甘饮。
　　和日本植物学家北村四郎的故事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代表。身为日本当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的北村四郎，对于菊科植物的研究颇有建树，从20世纪30年代读到他的论文开始，吴征镒便对他敬佩三分。从1979年吴征镒第一次访日算起，吴征镒和北村四郎这对忘年交从相识到相知，足足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20世纪80年代初，吴征镒第一次访问日本京都时，北村四郎已退休，但仍笔耕不辍。虽然接待吴征镒的任务由学生们承担，北村四郎仍然亲自背着老式的标本夹和采集箱赶到吴征镒的住处，亲自陪他一起去京都北山采集。视力已经出现退化的吴征镒走起山路来已经不如年轻时矫健，加上平脚板，受苦不少，甚至在山道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再观身边长自己整10岁的北村四郎，却是健步如飞。幼时已经熟读《日本植物图鉴》的吴征镒，这趟出门仍然见到了许多自己未知的种属，对于日本植物的兴趣愈发浓厚。更遑论北村老当益壮、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甚至古文造诣都让国学基础深厚的吴征镒深感佩服。
　　此次登山正是玉蝉花盛开之际，参观神社时，吴征镒心生感慨：水边的溪荪的确要比屋瓦上的鸢尾漂亮的多。
　　三次拜访北村家的吴征镒对于其简朴以及同自然和谐相生的生活也多生感慨。屋子虽小，却是曲径通幽。其实吴征镒本人的居所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不种一花一木，却是藏尽了花木们的秘密。
　　1999年，83岁的吴征镒获得日本COSMOS大奖。在授奖词中，COSMOS组委会除了高度肯定吴征镒在植物学上的贡献之外，更是着重指出了他在阐释植物与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所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对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植被、保护与食物需求之间的平衡提出了许多科学建议，评价吴征镒为中国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在获奖感言中，吴征镒回顾了在植物研究上的心路历程，更结合自己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大洲考察的经历谈到，天然森林与生物多样性正在急剧减少——“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无法离开其他生物而独自存在”。
　　领取大奖后，吴征镒特别挑选了一个有着不少外来品种鲜花的花篮拜访北村四郎。北村90岁以后搁笔，也不再参加学术活动，吴征镒80岁时邀请北村参加一次带有纪念性质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北村也未能成行昆明，这让吴征镒略感遗憾。再见故人，言少情深。北村很喜欢吴征镒带来的花篮，从书架底层抽出几大本厚厚的相册，找出若干张两人合影，回忆过往。
　　“我见他精神很好，耳聪目明，也就宽心告别，老夫妇并送我到门口。却想不到这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会晤，是我们的诀别，哀哉！”
　　不知今日，京都西山神社水边的玉蝉花，开成了何种模样。
　　
这一答是牡丹亭畔
　　
　　佛曲、古琴、昆曲和京戏——在吴征镒看来，是除了做学问之外，对自己人生影响最大的东西。究其原因，与他青年时期抱着“以出世精神行入世行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生观息息相关。
　　事实上，他接触音乐戏曲的时间要比科学早。6岁时，母亲在他梳头时就会在旁边教他认字，认完字就教唱歌。吴征镒的父辈三弟兄后来全都闲居在家，且都是戏迷，家里存的精选唱片就有上百张，“生、旦、净、末、丑”各派俱全。从8岁进家塾到高中毕业，1924～1933年将近10年间，耳濡目染的戏曲音乐教育启蒙下，戏曲音乐成了吴征镒陪伴终身的第一业余爱好。无论是深处困境，还是身患痛疾，吴征镒的耳边总有戏曲相陪，在他自己看来，这对于自己安定情绪、健康长寿、怡养性情方面都大有裨益。
　　这之中吴征镒尤爱昆曲。父亲训练有素的“小堂音”的歌声，童年吴征镒就觉得特别好听，有味道。父亲带回来的唱片他也是觉得文雅好听，对昆曲的喜爱一发而不可收。后来他则慢慢定下了昆曲中偏向“阔口”角色的爱好，相较小时候单纯觉得“好听”，成年以后的吴征镒觉得昆曲的很多声腔或慷慨激昂，或悲壮苍凉，能够抒发自己对经历世道的感情。
　　在清华读书的前两年，虽然身在理学院生物系，吴征镒仍不忘学习昆曲。1931年俞平伯定居清华，组织“谷音社”，朱自清夫人陈竹隐、汪健君、韬光地等都在其中，加上中文系学生多达30人。而生性腼腆的吴征镒，虽然已在中学时期拍过和听会不下30出昆曲，却始终没有正式加入，而是以旁听的身份参加。当时还靠五哥津贴生活的吴征镒不太舍得看戏，却也看了杨小楼、孟小冬、程砚秋和梅兰芳等。虽然看梅兰芳的《凤还巢》只看见了头顶，还是“算看了”。
　　吴征镒一直收藏着自己的戏单，无论时局多么混乱，都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记忆。只可惜大学四年的积累，连同中学时所拍的将近30出昆曲简谱，和这期间积累的实验报告、作业、衣物、书籍一道，在日寇占领清华后被一扫而空。
　　辗转昆明，无法安家立业，能够一解愁思的，唯有昆曲。后来西南联大重组曲社，吴征镒和陈竹隐、朱德熙、汪曾祺等一起活动多次。此时，大家都已知道吴征镒会唱昆曲了。1941年陶光第离开昆明，送吴征镒一副对联：“为有才华翻蕴藉，每从朴实见风流”，这副对联后来一直挂在吴征镒的书房里。除了知音相识之外，这副对联的另外一个珍贵之处是——陶光第所盖圆印乃是闻一多先生亲刻赠送。当时闻一多在昆明帮人刻石糊口，见吴征镒和陶光第均无钱无石，就从粗圆藤杖上锯下两端，刻了两枚印章送给二人。陶光第的那枚无处可寻，吴征镒自己的“白兼”丢失，只有这副对联上的圆印聊以慰藉了。
　　2000年，吴征镒在上海拜见老友、文艺评论家王元化，借机邀请上海的昆曲票友举行了一次活动，所有人都激扬放唱，吴征镒自己也是开怀唱了一曲《长生殿·弹词》，唱得尽情尽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放唱昆曲。
　　可敬、可亲、可爱，这是吴征镒作为一名植物学泰斗留给世人的印象。他一生将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终生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奋斗目标，用自己的生命为华夏大地上生长的植物抒写了他们的故事。笃信今日，他已经分身于“征镒麻”“吴征镒星”中，于故土下托根给养，温柔守候着这个星球。
　　
参考文献
　　[1] 吴征镒述，吕春朝记录整理. 吴征镒自传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 吴征镒. 百兼杂感随忆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科
　　
专家简介：　　
　　吴征镒，1916年6月出生于江西九江，江苏扬州人。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先后担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2013年6月20日，这位有着“植物电脑”之称的老人作别人世，享年97岁。
　　
贡献　　
　　吴征镒从事植物科学研究70余年，在植物分类、植物系统、植物区系地理、植物资源、生态系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等领域研究取得一批自主创新的重大成果，发表了140多篇各类论文，主编《中国经济植物志》《新华本草纲要》《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1987—2004）、《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编撰出版《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中国被子植物区系地理》等2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分类类群达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种类最多的一位。
　　
荣誉　　
　　1983年　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
　　1985年　任瑞典植物地理学会终身会员
　　1987年　任苏联植物学会外籍会员
　　1995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6年　香港求是基金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
　　1999年　COSMOS奖
　　2001年　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2003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7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1年　国际永久编号为17571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征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