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国家卫生计生委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泽
　　
本刊记者  王 军

　　
　　
　　“1.1亿”，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中国糖尿病患者的最新数据，它大概占据了中国成年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便放眼全球，这个数字也在全世界超过4亿多糖尿病病患中分得了将近三成的比例。不仅如此，中国近半数成年人目前都处于糖尿病前期状态，约有5亿人正在悄无声息地向着一个“甜蜜”的囚笼靠近。
　　2016年衰老与疾病研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糖尿病的崛起和未来的趋势及对策”的演讲报告，结合其多年以来的糖尿病研究工作，全面阐述了糖尿病发展现状、病因学原理、病理变化趋势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对策。面临中国糖尿病患者数量攀居世界首位，且正以爆炸式规模增长的发展现状，多年来，杨泽孜孜不倦在寻找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手段，意图让更多人冲破这“甜蜜”的牢笼。
　　
应需学习 扎根病因学
　　
　　生于医学世家的杨泽自小就被寄予厚望。高考结束之际，即便心系计算机，他也以祖训为先，走上了医学之路。作为第四代从医人，杨泽于1982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进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后，远赴法国巴黎进修学习生理学，于1991年进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继续博士深造。
　　博士期间，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担任起世界卫生组织多国糖尿病计划中国地区负责人的重任。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绝对的挑战，国内糖尿病研究状态不容乐观，接下这块“硬骨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做起。也许正如人们所言，挑战有多大收获就有多大，杨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勇敢的“例外”可以创造出一个惊喜的“意外”。他跑遍整个中国版图，对国内22个省市3000多万名患儿的病例进行了收集、登记，实扎实打地完成前期工作。随后，他将收集而来的数据整理汇总，逐步开展对患儿患病现状、遗传基因变异及风险因素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了排除当时国内Ⅰ型糖尿病在儿童中存在的低发病率现象造成的数据影响，他先后采集80多例患病儿童进行反复验证，从最大程度上确保了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如此规模浩大、数据精准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为我国后期的Ⅰ型糖尿病研究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数据基础，同时为医学领域的采集归纳工作贡献出合理的方法依据。
　　随着项目的深入进行，杨泽意识到国内现有的专业知识系统无法满足DiaMond项目的工作开展需求。他毅然决定出国深造，在完成国内的生物化学与免疫学学习后，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意大利帕维亚大学进行更深层次的遗传学探究。“当学问不足以满足工作的需要时，深造、进修是给自身充电的一个好的途径，但前提必须明确的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为了摘得一个学位，而是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在他看来，不断求学的过程是一种应需发展，并不是执着于学位本身，而是顺应自身的专业和科研的需要。
　　赴美期间，他借力前行，连续利用3项美国NIH课题资助项目，加大对Ⅰ型糖尿病病因学研究力度，综合前期国内获得的数据分析，将中国的Ⅰ型糖尿病遗传病因最终锁定在HLAⅡ类抗原的特异性亚型上，完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Ⅰ型糖尿病起因、形成和发展，为国内糖尿病理论科研开创出新的道路，同时也为临床治疗、预防提供了切实的基础知识。
　　十年科研，杨泽坦言把最好的时间都付诸于此。然而时光终不负人心，面对累累硕果，杨泽毅然选择了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战场。为了更加透彻清晰地摸清遗传脉络，他在意大利继续他的钻研之路。在系统、完整、扎实地学习和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他还结合当地实际，展开撒丁岛人多发性硬化和白细胞抗原系统II类基因的关联研究等专项课题。
　　黎巴嫩诗人说过，“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顾曾经，杨泽放弃临床医学投身学术科研研究，亦有一番自己的热血。“当时国内科研实力孱弱，临床完全依赖于国外的教科书知识，来源于对临床实践的应用进行创新的想法，我们将临床问题变成一个一个研究课题，希望能够把科研做好，从而推动中国医学的科学发展。”是对医学的热衷，更是对祖国的热爱，他明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生搬硬套永远解决不了现实的诸多困境，患者千差万别，病症也是多样性的，同一种医学方法绝无可能适用所有人。若要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效果，必须针对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而窘迫之处在于国内的理论原理空洞，尚无法支撑解决临床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关键时刻，杨泽选择站出来做一名探索者和践行者。
　　对糖尿病遗传病因的探究是杨泽在病因科研领域的一个重要战场。“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杨泽誓要一探究竟。
　　2001年，结束了在外的求学漂泊，他选择回归祖国怀抱。完成了DiaMond项目研究后，考虑到国内迅速崛起的Ⅱ型糖尿病研究，杨泽将科研方向进行重新定位，即刻投身国家“863”“973”计划课题，主持建立项目研究组，专题探索起中国人群Ⅱ型糖尿病易感基因，并最终成功锁定5个相关基因。此次课题项目告一段落后，他决定再接再厉，针对中国现有成人Ⅱ型糖尿病流行病学病因，对全国12个省市32000人进行系统基因分析研究报告。该报告成果于2003年在《中华流行病学》《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以杨泽为第一作者首次发表，系统分析了年龄增长与腹部肥胖程度与Ⅱ型糖尿病患病几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阐明二者均为Ⅱ型糖尿病相互独立的致病风险因素，且通过会互相累加加剧国人糖尿病患病几率。
　　多年以来扎根病因学研究，杨泽已颇具瞻前性。古语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于病因学不明的疾病进行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治疗都需要一个破译过程。”得益于此前长期对Ⅰ型糖尿病病因学原理探究的多年经验，杨泽于1999年首创开展强直性脊柱炎的相关研究工作，利用基因定位克隆技术，对白细胞抗原类Ⅰ基因B27进行重点破译，着眼于正常人对B27有约50%的携带率却不致病原因，进行了长达6年的试验探索，最终发现了与强直性脊柱炎有关的Ⅲ类抗原附近的11个突变基因型。基因型的发现及相应位置的确认，为强制性脊柱炎后续的基因治疗创造了可能，同时由他建立的推理、破译的架构方式也成为之后医学研究领域争相效仿的方式之一。
　　
紧随时代 聚焦老年医学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我国作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使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来临之际，切实做好老年人防护、安置工作，最大程度地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阻碍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一大热点。
　　其实早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杨泽进行Ⅱ型糖尿病研究之际，就已有预见性地开展了老年期疾病和健康长寿基因型关联的研究工作。1997年，杨泽及其研究小组深入巴马山区，在瑶乡长寿人群中进行了连续17年的纵向研究，他们不仅得到了长寿人群第一手的环境因素信息，还建设性地发现确定了长寿人群的相关基因。不同于世界已确有的长寿基因形态，他们在研究巴马地区APOEε3/ε3纯合子基因，线粒体F单倍型组，CETP I405V, FOXO3全外显子组，表观遗传以及近来参与的中国长寿人群的GWAS中取得了一系列全新的发现，这些成果直接助力了国际长寿遗传学的发展，持续引得各方关注，同时还得到了广西省级科研课题4项，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随后，他们将一系列成果汇总发表，其中“广西巴马地区长寿老人ApoE基因多态性分析”“ Gender-specific DNA methylome analysis of a Han Chinese longevity population”等多篇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章，为推动世界长寿基因研究发展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数据基础。
　　“健康长寿通俗来讲就是真正做到使老年人活得好，而活得好意味着健康是首位的。”在杨泽看来，健康长寿实际上是追求无痛苦的无疾而终，只有着眼健康，长寿才能有切实的意义。立足老年健康的出发点，杨泽在老年痴呆、代谢综合症等方面做足功夫，且斩获颇丰：发现老年痴呆的发病关键是大脑内适当的胆固醇浓度；发现雌、雄激素受体编码基因突变参与晚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机制；发现代谢综合症可治疗、可逆转，可降低并发症和死亡率；发现代谢综合症与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有着相同的遗传背景。
　　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疾病远不止如此，而杨泽的研究广度也还在扩展。即便现代医学技术如此发达，人们依旧是谈癌色变。与癌斗争无外乎与时间赛跑，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争取最大的时间限度才有可能杜绝癌细胞的肆虐。“无创性早期检测前列腺癌的一种尿检技术”是杨泽众多发明中的一项，它避免了因传统穿刺检测给受测者带来的痛苦，利用胶体金试纸上特有的融合基因作出判断。2010年，为了响应原国家卫生部下达部署的前列腺前期诊断项目，杨泽联合天津地区两所大型医院，针对前列腺癌发病人群、发病年龄高峰、发作规律及基因特性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收集到的大量前列腺患者肿瘤组织样本分析、试验，利用二代测序技术、表达谱测序技术，成功发现中国人特有的融合基因，进而顺利实现了该技术发明。这一技术的应用简化了前列腺癌的早期检测的繁琐程序、节约了检测成本，同时免除了受测者的身心痛苦，为定向监测医学领域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理论成果往往三言两语便可轻易阐明，但通向成果经历的种种辛酸，个中体会也只有真正的科研人才能懂得。“不要做提出问题的人，要做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杨泽时刻告诉自己的话。在他眼里，任何工作都会遭遇各种问题，如何找寻解决问题的动力才是根本。对他个人而言，动力是源于自身对科研的兴趣，一旦有了兴趣，科研问题更像是一个个等待征服的挑战，每次挑战成功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都是对自身进步的一次肯定，过程中的苦和累也就淡化了。
　　
自树树人 甘为发展助力
　　
　　医学研究旨在发现临床常见多发疾病与健康问题的理论原理及阐明方式方法，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计划，就必不可少地需要做诸多周密细致的设计，进行大规模研究队伍培训，并严格按照研究方案建立队列人群，根据国际标准诊断受试者，进行性别、年龄匹配筛选，采集个人信息、临床信息、生物标本，建立数据库和样本库，再转移至实验室进行遗传学研究工作。杨泽深刻地了解，大量的信息采集、反复试验、重复论证单靠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团队之间的配合尤为重要。
　　对于团队，对于实验室，对于自己长期以来任职的研究所，杨泽有着很深的感情。回顾1996年来到老年医学研究所之初，一切都尚不完整。但相对而言，问题的出现也代表着解决问题的开始，科室门类单一就建立起来，专业稀少就组建起来，生源不足就培养起来。一项项问题，一项项解决。可以说，他见证了老年医学研究所发展。如今的老年医学研究所经过长期的建设，已经成长为拥有一整套特色研发体系及相应配套研究试验科室。以老年医学为研究核心，以老年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与防治研究以及延缓衰老过程的研究为重点的唯一国家级老年医学研究重要基地。多年以来，研究所坚持“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科研与开发相结合”的指导方针，以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主，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开发研究，在老年医学范畴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防治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建所至今，研究所还多次承担国家级课题研究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原卫生部科技进步奖等多项殊荣。杨泽作为早期开创者之一，目睹了研究所逐步壮大，时常感慨于正是得益于多年来团队坚苦创业精神的传承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良好学术风气，才使得研究所从科研、教学到临床得到全面的发展。
　　“做人先做己，为师为范”，这是老年医学研究所培养学生最重要的一条行为准则。“师范两字永远记在心里，老师做不好典范是教不好学生的，老师一定要站在科学前沿，提出创新性问题，否则学生很难培养出来。特别是现在的学生聪明、视野开阔，会自主获得大量信息，老师需要做的是加以引导，言传身教，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开拓的思路，建立做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杨泽如是说道。同时他还强调，对于学生的交流、了解和尊重也是不可或缺的，和学生讲明学术研究的利害关系及关系到其自身的利益关系，将学生从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性学习，在科研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
　　埋首科研工作的同时，杨泽也不忘紧跟国际相关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关注时事热点格局。他认为老年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增长点，人们对于自身老年时期到来的超前关注，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老年产业多方面发展。但我国老龄化严重，老年人面临的艰难处境亦不可忽视，还是需要相关部门出台保障老年人卫生医疗健康及医养方面的政策。在科研展望与自身努力的方向层面，杨泽表示希望自己能发挥余热，多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老年医学领域做更多政策性、引导性的支持。同时他还对出青年科研工作者寄予了殷切希望，他认为新一代年青人的起点、位置都相对较高，同时有上一代搭建的科研阶梯作为助力，完全有能力、有机会将传统的跟踪创新导向原始创新，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前端。
　　
专家简介：　
　　杨泽，医学博士，教授。现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老年保健中心副主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杂志社社长，同时担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基础与转化医学分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健康与转化医学分会秘书长，以及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骨与关节病分会、北京医学会遗传学分会常委和多个国内外杂志的编委。多年以来，他致力糖尿病、老年痴呆症、代谢综合症的遗传病因及其发生的分子机制；强直性脊柱炎的遗传病因及其发生的分子机制；中国人健康长寿的基因型—表型的关联等研究。曾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主持和参与主持国家科技部项目11项，主持原国家卫生部和北京市项目3项，承担美国NIH课题3项，主持日本文部省课题2项。累计获得各级成果奖项17项，发明专利32项，国内外发表文章500余篇，其中SCI文章130余篇，现有专著10余部。具有丰富的主持国内外大型科技合作项目的经验，如承担WHO DIAMOND计划（1990-2000），国家“863”计划（2002AA223031）首席科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