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
　　
文  张晓敏

　　
　　
　　王忠诚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超过万例的人，也是全球仅有的几位成功实施脑动脉瘤手术超过1000例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他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
　　在87年的生命征途中，王忠诚拾过大粪、扛过麻袋，由于家庭贫困不得不中断学业做了小学老师。最后，是汇文中学校长的一封长信改变了王忠诚的生命轨迹，让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王忠诚开始醉心于神经外科事业，这一做就是半个多世纪。
　　从医60多年，他只想当个好医生。
　　
小时候拾大粪扛麻袋
　　
　　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镇门楼沟村的王忠诚，差点就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事情还得从1940年说起，那年王忠诚从烟台一中毕业。这是一所由军队、政府、商家和社会团体共同创办的学校，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这所学校的校址就在北洋海军学堂附近，学校将教育的重点放在“教学生如何做人”上。在这样一个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忠诚，希望找到更宽广的天地发展自己，于是他考学到了北平。
　　1940年夏天，王忠诚告别双亲、离开故乡，登上了去天津的小火轮。然后，在天津火车站换乘蒸汽火车，到了北平前门箭楼东边的正阳门火车站。在学校传达室，他跟老大爷打听起了汇文中学的情况。当听说汇文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多是官宦富家子弟时，他开始后悔当初的选择。于是又打听有没有别的学校，老大爷告诉他，在汇文中学同一条胡同的东头，还有一所慕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只招收女生。转学的念头，就此打消了。
　　始建于1871年的汇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击落61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彭仁忭烈士，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的彭雪枫、梁思成、贾兰坡等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高凤山博士，他提倡“增进身体健康、涵养审美情感、培养职业技能、预备升学基础、练习善用闲暇、学做良好公民、养成高尚品格”的“全人教育”理念。
　　高一、高二时，王忠诚按部就班在这里读书。高三的时候，王忠诚突然收到父亲托人从烟台寄来的信，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要他赶紧回家。他被迫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回到烟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见到了父亲摆的地摊，弟弟妹妹正在帮助父亲兜售日用品。王忠诚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
　　紧接着，他开始在道恕小学代课，每月的薪水仅够全家6口人吃饭。王忠诚白天忙完教学，夜里就躲进一间柴房，点亮一盏油灯复习功课。他希望重回汇文学习。为了省钱，无论离开学校时间多晚，他都不在学校吃饭，而是回家吃高粱面掺榆树皮做的窝窝头。
　　在回到烟台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王忠诚看见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母亲日夜操劳，便不想再提回汇文读书的事。王忠诚在家排行老六，他的两个弟弟初中没有毕业，就随学校外迁到了台湾，一个妹妹就跟在他屁股后面形影不离。十四五岁的王忠诚，已经在父亲的米店里扛麻袋、装卸车辆。看着这个家，他决定就在烟台当一名小学教师，把养家糊口的重担，从父亲肩上接过来。
　　但是，就在王忠诚准备留下来的时候，收到了校长高凤山的来信。这份以汇文中学校长的名义写的信，实际上是一份免费复学通知书。这样，王忠诚又回到了学校，继续高三课程的学习。复学成为王忠诚人生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年后的高考，他选择了悬壶济世的职业，顺利考入了原国立北京医科大学。
　　
从普通外科转入脑系科
　　
　　进入这所“中国自己办的医学高等院校”，一切对王忠诚都是新奇的。汤尔和在国立北京医科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让王忠诚以新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一切。为患者、为国家，成为王忠诚做人做事的首要出发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王忠诚刚刚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天津总医院普通外科，他积极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但是，当走进吉林省兆南县城郊志愿军野战医院的那一刻，王忠诚傻眼了。从前线运送到东北的伤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头部有外伤的战士。由于医疗条件跟不上，大部分伤员的头部外伤转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慢性并发症，有的甚至出现了伤口化脓的现象。
　　第一次站到脑外伤伤员的面前，王忠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将听诊器放到伤员胸前，听到了心脏微弱的跳动。王忠诚知道，必须立即展开抢救。但是，到了手术台前，王忠诚才发现战士的脑外伤已经造成脑疝，回天乏术。在野战医院病房，一名神志昏迷的青年战士，突然间高呼“冲啊”，然后就在床上不停地挣扎。王忠诚赶到病床前，所做的只能是给这位青年战士注射吗啡或服用安眠药。在王忠诚所在的吉林省兆南县城郊志愿军野战医院，对“前线接送回来的重度脑外伤、脑出血和脑损伤伤员，几乎束手无策，伤员没有一例得到抢救”。当时的王忠诚，还是毕业不久缺乏临床经验的大学生，对于神经外科的认识，还局限于医科大学教科书上薄薄两页纸的内容和课堂上老师不到10课时的讲解。
　　当时在整个中国的现实也类似：1950年以前，中国会做神经外科手术的临床医生很少，即使像上海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这样的大夫，在面对大脑中的一个肿瘤时，也是没什么办法。从德国学成归国的裘法祖是一位外科大师，其著作《脑部外科手术学》对推动中国神经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裘法祖最终选择了别的专业，没有在神经外科方面继续开展研究。
　　面对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医生只能在患者的前额部位，用手摇钻先钻一个孔，然后将手术刀伸入孔内，把前额叶的神经纤维切断。前额叶神经纤维切断以后，人就变成了傻子，但精神病患者从此就安静下来了。就是这样的手术，也只有西安医学院的张同和与天津总医院的万福恩能做。
　　而在世界上，1879年第一例开颅手术就已经在英国获得成功。神经外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地获得了飞速发展，一些相应的医疗机构也建起了独立的神经外科并做到科研与临床并重。而这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基本上还是一片荒漠。
　　1952年，从朝鲜战争野战医院回到后方，王忠诚立即向已改名的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院递交申请，要求进入脑系科，从事神经外科的专业工作。
　　
建立神经外科事业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一所医学高等院校招收神经外科专业的研究生，也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门诊。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会做神经外科手术的临床医生只有关颂韬、赵以成、沈克非、张查理、裘法祖、张同和等几个人。这个时候，大部分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在私人诊所就诊，他们一次诊断和治疗的费用，差不多是一个五口之家半年的饭费。
　　由李鸿章倡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所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在天津开始接诊的日期，与世界上最早的两例神经外科手术的日期，大致仅差一两年。但是，中国出现神经外科的时间，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却要晚半个世纪左右。1951年，卫生部派人到苏联学习神经外科；1952年，以神经外科专家赵以成为首在天津市总医院成立脑系科。就是在1952年，王忠诚加入脑系科，来到赵以成身边工作。
　　在这里，王忠诚参与的第一例神经外科手术，是协助赵以成做垂体瘤切除手术。一台手术下来，王忠诚的感觉是“太神秘了，什么也没看着”。之后没隔多久，他在急诊室值班时遇到了一位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一番仔细检查后，王忠诚判断患者的脑膜处长了一个肿瘤。由于病情严重，时间已经不容王忠诚通知别的大夫。硬着头皮，王忠诚一个人完成了脑膜瘤切除术。最终，患者生还了。这也成为进入神经外科以来，王忠诚单独完成的首例手术。
　　1953年，天津市总医院创办全国神经外科医生进修班。1955年，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与全国神经外科医生进修班，同时迁入北京同仁医院。1959年，全国神经外科医生进修班从同仁医院迁入北京宣武医院，1980年又迁入北京天坛医院。全国神经外科进修班成为中国神经外科专业的“黄埔军校”。从进修班出来的医生，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以后，几乎全部成为各省市自治区医院、国家重点行业医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创始人及学术带头人。
　　全国神经外科进修班的时间跨度长达41年。王忠诚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41年，保证了进修班能够按照赵以成的学术思想持续不断地运作——在手术时，赵以成操作精细、技巧娴熟，以防在此过程中，对患者的神经功能造成伤害；在讲课中，赵以成一再要求学员，“必须牢牢记住，以后在手术中，一定要认真考虑手术的后果，千万不能给患者增添生活的不便”。从1952年加入脑系科在赵以成身边工作算起，到1974年9月赵以成不幸逝世，王忠诚在赵以成教授身边，连续学习和工作了22年，也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神经外科事业。
　　
60年坚守一线
　　
　　“穿上白大褂，成为神经外科的大夫，悬壶济世”，这是王忠诚最初的想法。可是，在神经外科待久了，他就感觉到神经外科的医生不是这么回事。从患者的痛苦反应中，王忠诚感受到的是作为手术大夫的苦痛。
　　“脑室空气造影”，是神经外科患者确诊病变位置必需的一步。它要求患者面对椅子的靠背坐下，双手扶住座椅的靠背，接受医生对他进行的腰椎穿刺。即由医生将检查室内的空气，从纱布细小的空格中穿过去，制造过滤空气。然后，将过滤空气用针管注入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并在注入的同时，缓缓地往外抽出针栓。在抽出针栓的过程中，由于空气的比重比脑脊液轻，空气会沿着脊椎管向上走，而脑脊液会顺着针管向外流。空气自然地进入人脑后，就可以拍片了。在X线机前，人脑是白色的，空气是黑色的，从黑白对比的显影中，医生可以观察出脑室是否变形、移位，从而确定病变位置。
　　空气具有受热膨胀的物理特性，注入患者蛛网膜下腔20mL空气，会受热膨胀，体积迅速增大一倍以上，超过40mL，在组织结果严密的人脑中，空气的侵扰会使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反应强烈的甚至会难受到用头猛烈地撞击墙壁。而且，它只能查出脑肿瘤、颅内出血等问题，对于比较复杂隐蔽的病变无法判断。
　　怎么办？王忠诚开始自己研究，他晚上读《神经解剖学讲义》，白天邀集青年医生护士朋友，一人一辆自行车，到郊外寻找无主尸骨，然后将找到的尸骨放在自行车后座载回医院。回来后，先用一口大锅，将尸骨煮沸消毒，然后晾干，再进行漂白，最后用铁丝把骨架串起来制作成标本。
　　有了标本，王忠诚开始对照颅骨标本研读《神经解剖学讲义》，他能做到的是合上讲义，在颅骨标本上，把大脑的构造、血管和每条神经的名称、位置和走向，说得一清二楚。然后，与同事一起到解剖室解剖尸体。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不能普遍接受解剖这个概念，他的尸体解剖只能在十分隐蔽的条件下进行。二十来平方米的低矮平房，用有色的旧布料，将解剖室的门窗遮得严严实实。屋外，是30℃的高温，王忠诚却要在这样的解剖室内呆五六个小时。最初，两三个小时就到室外透会儿气，慢慢地，他精力高度集中就连续七八个小时不出门了。
　　10年时间，“脑血管造影术，进行颈部动脉血管穿刺，将显影剂从颈部动脉注入颅内血管，代颅内血管充盈以后，显影剂就会布满颅内动脉血管，然后进入毛细血管，最后进入静脉血管。这时，颅内病变的部位，形态与周边的关系，就会立体地呈现出来。如果患者颅内长有肿瘤，正面和侧面都会显现出来。”
　　1963年，王忠诚完成了《脑血管造影术》初稿。几经修改完善，这部学术著作于1965年出版。
　　脊髓内肿瘤、显微外科新技术、脑干在他行医6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自觉面对尚未攻克的神经外科疾病难题，是王忠诚始终不变的人生轨迹。
　　
为神经外科界立标准
　　
　　一边是巨大动脉瘤造成脑功能障碍，随时可能破裂大出血导致死亡的赵栓柱；一边是带着倾家荡产凑来的医药费，凌晨敲开房门跪下求情的老父亲。如果一定要为了挽救这个濒临死亡的患者，继续进行手术，一旦手术失败，患者死在手术台上，将影响主刀大夫的声誉。
　　手术台边，王忠诚抬头看了一眼主刀大夫和护士，压低声音说，“开颅”。刚掀开赵栓柱的颅骨，颅内的鲜血马上喷射而出，手术台上顿时一片鲜红。这是王忠诚没有预料到的，他预料到了颅内会出血，但是没料到会出这么多血。
　　按照常规止血，已经不可能见效。王忠诚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将手指伸进了患者的颅内。他想用手指止血，而神秘的出血点根本看不见。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额头上渗出一滴一滴的汗珠，终于他发现了隐藏的出血点，迅速用手指堵住，接下来，他手指轻轻地深入颅内，将脑瘤一点一点地从脑组织上剥离下来。最后确认，这是一个直径9厘米的动脉瘤，在1985年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只要患者有一点点生还的希望，王忠诚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更难得的是，几十年来，他每一次手术都是从零开始，从来不因为自己是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而忽略手术前期的基础工作。对每一个患者拍的片子、入颅切口、肿瘤位置、切除方式、术后护理，事先都要认真研究透彻，然后他才会上手术台。
　　如果手术单上写8：30开始手术，王忠诚在8点就会出现在现场。他进手术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病历，问一遍患者的姓名，然后看片子。根据片子完成定位后，他就去刷手。8：30前，他就做好上手术台的一切准备。8：30一到，王忠诚的手术刀会分秒不差地做到“刀碰皮”。以后，8：30“刀碰皮”，成为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人人遵守的一条黄金律。王忠诚的一言一行，已经自觉地形成了人人遵守的规章制度。
　　1986年3月31日，中国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选举产生学会常委会组成成员，王忠诚当选主任委员。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结束各地神经外科病例五花八门的混乱状况，在全国统一神经外科病历。第二件事，结束各地自作主张、自立疾病诊断标准的混乱状况，在全国统一神经外科系统各种疾病的诊断标准。第三件事，结束各地各行其是、自定疾病判断标准的混乱状况，统一神经外科系统各种疾病的疗效判断标准。
　　后来，神经外科界流行起了“脑组织移植”，即将患者的大脑打一个洞，再将胎儿的脑组织吸出几毫克，注射进入患者的大脑。但是，国际医学界对于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还不能肯定，对于胎儿的脑组织移植到患者的大脑后，患者是否可以存活，也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王忠诚专门派罗世祺到美国学习实验研究，当时，美国的研究工作也是刚刚起步，对开展脑组织移植实验的研究态度十分严谨，要求每一个步骤都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在1990年的“全国脑移植研讨会”上，王忠诚提议“将脑移植方法严格限制在基础实验研究范围内，将实验研究的重点，限定在恒河猴身上进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实验结果，严格防止蔓延”。而就是这个项目，王忠诚和他的科研小组持续不断地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并在第10年拿出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验研究结论报告》，该报告认为，“脑移植远期疗效并不理想”。
　　
带出2000多名专业骨干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一所医学高等院校招收过神经外科专业的研究生。医学高等院校提供不出神经外科专门人才，全国的医疗机构就不可能开设神经外科门诊。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的大夫，王忠诚越来越感觉到神经外科是一个系统工程。就一台手术而言，它都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如果面对的是学科发展，仅有一个团队还不够，它需要建设起一支研究与临床两手抓两手硬的队伍，才有可能在满足神经外科疾病患者需要的同时，不断揭开大脑中的一个个谜。
　　培养人才，王忠诚从管理全国神经外科进修班就已经开始。1979年，国家批准在北京天坛医院设立神经外科硕士点，王忠诚开始招收研究生。为神经外科事业建立人才梯队，成为王忠诚的新目标。他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李世绰。提起当时的报名申请，身在甘肃的李世绰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利因素，“一是考前与王教授并不相识，二是有些考生与王教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三是他的考试成绩并不拔尖。而且，名额只有一个，报名的人员却不少”。结果，王忠诚偏偏录取了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就四面八方打听原因。最后，他得到的答案是，王教授招收研究生，是在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
　　吴中学是王忠诚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85年，脑血管病血管内治疗是一种不用手术治疗的新方法，但是“全世界只有法国和苏联等少数国家的研究机构对神经外科介入治疗有零星的报道。而且，所有的报告病例都是个案”。王忠诚希望吴中学能突破这个难题。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吴中学发现，“脑血管病血管治疗研究，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材料问题。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法国和美国各有一家公司，在研制生产介入治疗所需的栓塞材料。而且，这两家外国公司生产的栓塞材料都不销往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医生开展介入治疗，国内没有栓塞材料销售市场。”王忠诚就从所长专项经费中，特批了6000美元外汇来进口国外栓塞材料——微型导管样品。师生约好一周见一次面，讨论和解决问题。就这样坚持到最后，他们设计出了7种栓塞材料，成本从一根导管2000～4000美元的进口价格，降到了15～40美元（按照1987年的汇率计算），为介入治疗在全国范围普及铺平了道路。吴中学在王忠诚的带领下，培养出了一支神经外科科研团队。
　　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王忠诚第二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转向了临床。王忠诚分析认为，每一个方面都应有一个人负责，否则在战略布局上就不能成为赢家。在方法步骤上，他采取巩固已有的专业，建立新的专业，齐头并进，向前发展，把学科逐步带到国内外前沿。人才培养为此必须做到，研究与临床两手抓、两手硬。在医院临床方面，按照一个专业一个病区，划分为12个病区。在研究所方面，开设5个基础研究室、8个临床研究室、9个博士站、15个硕士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将神经外科临床与研究的各个方面全面覆盖。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后是张亚卓，他带出了一个组，把神经内科内镜做起来了，制造商甚至将他设计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内镜命名为“亚卓镜”。
　　目前，全国近7000名神经外科人才中，2000多名大夫是通过王忠诚的计划培养出来的。
　　
艰难时世中坚守天职
　　
　　王忠诚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忠诚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下放进行劳动改造。反动学术权威是王忠诚的罪名，挨批斗、打扫卫生、刷厕所则是他每天的“工作”。在颠倒黑白的日子里，王忠诚仍然以一个医生的天职坚守着。在他眼里，“患者无贫富和贵贱之分，只要他是患者，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亲人”。
　　有一次，一个工人患听神经瘤入院治疗。进行手术的时候，由于主刀医生的失误，造成了出血不止，患者的生命危在旦夕。然而，那名医生竟然冒出了一句骂人的话，甩手就走了。听到这种情况，王忠诚十分气愤。在一个真正的医生心里，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于是，王忠诚走上前去，用那双已经被剥夺了拿手术刀权利的手继续手术。患者最终脱险！
　　还有一位患者，由于是全国总工会被打倒的干部，当时主持科里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把他撵出了医院。王忠诚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焦急。他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刀口化脓感染继续蔓延，就等于是“判了死刑”。但是，当时的王忠诚已经被剥夺了主持工作的权利。怎么办？王忠诚想了个法子，他偷偷地查看到患者病历上的地址，找到患者的家。然后，利用每天下班休息的时间，骑自行车到患者家里给患者换药。这个患者的家离王忠诚住的地方有20多里地，骑车得1个多小时的时间，一趟下来汗流浃背，背上的衣服全湿透了。但是，不管刮风下雨，王忠诚一天也没中断过。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患者的刀口愈合了。
　　作为一名潜心研究专业的知识分子，王忠诚看到，论文没人写，学术会议没人开，疑难重症手术没人做，新业务不开展刚刚起步的中国神经外科再次处于停滞状态。然而，祸不单行。就在王忠诚内心深处最为痛苦、最为苦闷的时候，他最敬爱的老师，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创人赵以成教授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霎时，那些与恩师朝夕相处的时光一下子全都浮现在了王忠诚的眼前，无声的眼泪在这个坚强的人脸上止不住地流下来。
　　一直到1972年，王忠诚才恢复正常工作。回想往事，他觉得“我们的荣誉与威信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他还觉得对不起妻子韩一方，也对不起3个孩子。1950年秋天结婚，夫妻本来在一家医院工作，却因为王忠诚参加全国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到了北京而两地生活。大女儿出生时，朝鲜战争爆发，王忠诚在前线；二女儿出生时，王忠诚在北京；儿子出生时，王忠诚又从同仁医院搬到了市郊的宣武医院。一个周末，妻子忙完一天的工作，已经是深夜十点。她怀里抱着儿子，肩上挎一个包，从天津回北京，看望两个女儿。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她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来到北京宣武医院职工宿舍，用钥匙打开房门，两个女儿却不在家。她不敢在家里多耽搁一分钟，就锁上房门，抱着儿子满世界找人，找遍了整个宿舍区、医院，却在途经一个沙坑时，看见两个女儿坐在沙堆上，小手小脸全是泥土，姐妹二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哭得像泪人。
　　白细胞下降、肺炎、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王忠诚一次次生病住院，都是妻子悉心照料。而王忠诚也常怀感恩，当了院士依然一有时间就洗衣服、擦地板、搞卫生，家里总是充满温馨。
　　
站在神经外科最前沿
　　
　　年过八旬，王忠诚依然按时上下班，参与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他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
　　从1952年进入神经外科专业到出版《脑血管造影》学术专著，王忠诚用了13年。3年后，《神经外科学》第一卷《颅脑分册》与读者见面。同年，“重型颅脑外伤抢救治疗”和“大脑中动脉扎结同时进行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吻合术”两项研究完成，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神经外科学》第二卷《颅内肿瘤分册》和《神经外科学》第三卷《脊髓疾病分册》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出版发行。1982年，中国神经外科规模最大的北京天坛医院建成，它与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一道，实现科研与临床结合，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三大神经外科中心之一。1985年，“脑动脉瘤的纤维外科手术”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8年11月25日，美国神经外科学会理事会给王忠诚邮寄来一份“通知书”，告诉王忠诚被授予“名誉会员”。“美国神经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是我们这一组织的一种特殊的奖励，只授予极少数在教育、临床及科研方面对神经外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您近年来做的重要贡献是得到部分委员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您的提名得到了全体理事的赞同，并得到了美国神经外科学会全体会员的一致通过。”
　　第一次出国，王忠诚不到40岁。作为保健大夫，他于1964年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苏联。又于1974年国家点名抽调他前往阿尔及利亚，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治病。布迈丁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多处出血，当地医生认为他是患上了地中海地区少见的巨球蛋白血症，先是送其前往苏联莫斯科治疗，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回国后，改请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专家为他治疗。美国专门从国内运了一台CT到阿尔及尔，为他诊断检查，发现他存在颅内出血。当时是否要为布迈丁总统作颅内血肿清除术，是会诊讨论的中心议题。以王忠诚为首的中国专家团会诊患者后明确表态：“总统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合做手术”。但会诊中还有一些不同意见，而就在当天晚上，布迈丁就因为呼吸道大出血而逝世。这一无情的结果以无言的事实证明中国专家的诊断意见是正确的。
　　行医60多年来，作为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中国规模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机构，创刊影响全国的《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举办有利于与世界接轨的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王忠诚都办成了。1994年，王忠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他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台上。
　　
　　
参考文献
　　[1] 王喆. 王忠诚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科
　　
　　
专家简介：　　
　　王忠诚，192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烟台。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宣武医院院长、北京天坛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科学会主任委员、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领导组组长等职。2012年9月30日，王忠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贡献　　
　　在临床技术方面，王忠诚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的危险性由2%～3%降至0.2%～0.3%。在国内他首先采用显微神经外科手术，使颅内动脉瘤病死率由10%降至2%，脑血管畸形病死率由15%降至1%。他攻克了神经外科手术禁区，解决了脑干肿瘤、脊髓内肿瘤、丘脑肿瘤、颅底中线肿瘤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
　　在医学理论方面，他率先发现了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特点，对脑干和脊髓等手术禁区的突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率先提出了血管母细胞瘤正常灌注压突破的观点，为降低术后病死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他率先提出了脊髓缺血预适应的观点，对防止脊髓内肿瘤手术后瘫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他牵头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统一了全国神经外科的病历和疾病的诊断标准。他创建了北京天坛医院，扩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并使之成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
　　
　　
荣誉　　
　　1978年　全国科技大会先进工作者
　　1979年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
　　1990年　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授予“国际名人”证书、美国传记研究所授予“世界名人”证书
　　1997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0年　全国卫生系统最高奖“白求恩奖章”
　　2008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