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证据
　　
陈保亚  张 刚  蔡曙山  夏 炎

题记
　　贵州不产盐，但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活在贵州的人群必然要远距离获取食盐，发达的四川井盐成为主要来源。从四川盆地到贵州高原，地形落差很大，盐运古道和后续的茶马古道如何在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中得以形成，民族语言文化如何在古道上延伸发展，成为一大谜团。近十多年来，我们对贵州盐运古道和茶马古道做了初步调查。贵州是保存古道遗迹较多的地区，水路陆路纵横交错，形态独特，是人类古道文化的重要遗产。
　　　　
黔系古盐道

　　中国秦汉开始有盐官，有榷盐现象，这是盐道繁荣的见证。由于人们对盐的普遍需求，就有商人自行采盐运盐谋取利润，朝廷盐官榷盐是要阻止商人的这种行为，把采盐运盐的利润收归国有。汉武帝在河东、太原、渤海、会稽、蜀、南海等二十八郡置盐官，盐道必然围绕盐官所在地而延伸，可见当时盐道已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根据王子今（1993）所汇集的数据，汉代盐官有43处之多，沿海地区占44.18%，其余分布在内地各个区域。从王子今所汇集的数据看，除了贵州，这些盐官的分布遍及各地。汉元帝以后盐官榷盐时起时落，利润在官商之间摆动，桓宽《盐铁论》一书讨论了控制盐、铁、酒的利弊，无论官方和商人哪方得利，都证明贩盐运盐的地方有盐运古道存在。
　　到唐代，盐运古道分布点更多，《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中国的盐运古道并不都是远距离的，一般都是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唯独贵州情况不同，贵州并不产盐，但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活在贵州的人群必然要远距离获取食盐，这使得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一开始就是远距离的远行盐运古道。这样长距离的盐运古道比较少见，也意味着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在人类古道上的重要性。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可分四路入黔。川黔盐运古道从四川盆地上贵州高原入黔，滇黔盐运古道翻越乌蒙山入黔，淮黔盐运古道通过湖南上贵州高原入黔，粤黔盐运古道通过广西上贵州高原入黔。
　　在通向贵州的几路远行盐运古道中，川黔盐运古达是后来形成川黔茶马古道的关键，这首先和四川的盐业发达有关。四川有世界上延续数千年的相当古老的盐业遗址（孙智彬等2007）。《华阳国志·蜀志》提到李冰领导开凿广都（今双流一带）盐井，白广美（1987）研究认为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55-251年之间。《汉书·地理志》提到了横断山西侧的盐官：
　　“南安，有盐官、铁官。”
　　“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汉书》中华书局版1962）
　　南安在今荣县一带，今属自贡，自贡是著名的井盐产地。朐忍在今云阳县一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有16个县有盐产地。到了唐代，四川盐业已经很兴旺，《元和郡县志·剑南道》记录了唐代剑南道的多处盐产地。
　　考古发掘显示，在四川盆地通向贵州的永宁河流域、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都有汉墓分布，也有少数民族居住，这些汉人和少数民族所用的盐，要从粤、两淮产盐地区获取，路途遥远，而云南产盐量不及四川，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汉代至少已经形成了繁忙的川黔盐运古道。由于从四川盆地进入贵州地形复杂，因此川黔盐运古道至少在汉代已经形成固定的线路和规范。《清史稿·志九十八·食货四》提到了4个水上盐运口岸：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P3633）
　　口岸的出现和规范是历史上长期水运的结果，是古道繁荣的重要标志，也说明清代川黔盐运古道继续保持着活力。赤水上的仁岸尤其活跃，民国初年仁岸港口装卸搬运愈繁，港区盐船百余艘，总载量2000余吨，年吞吐量达二三万吨，为全省之冠。（夏鹤鸣、廖国平1993，P180）
　　从前人的研究和2015年四川文博研究院、贵州文博研究所组织的川黔盐道调查情况看，川黔盐运古道通常是先走水路将盐运送到主要口岸，再走陆路将盐运送到山区村镇，川黔盐运古道是水陆并用的网络系统，很多口岸都有很深的多年踩踏遗迹，这也是川黔古道历史上极具活力的证据。
　　
古道语言学的证据

　　川黔古道上西南官话的高度一致性是川黔盐运古道商品流通频繁、古道具有强大活力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尽管从川南进入贵州高原路途艰难，高山峡谷变化复杂，但川黔盐运古道上的西南官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词汇基本一致，交流很自然，不存在任何障碍，非西南官话区的人甚至听不出沿途口音的区别，盐事方面的词汇特别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川黔古道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高度同构和入声的不一致，反映了方言间有频繁的接触。就我们观察到的声调接触机制看，当声调归类一致时，就会产生高度同构，川黔古道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地归类是高度一致的，在音值上高度同构。而当声调归类不一致时，音值走向一致性的速度就要慢一些，入声就代表了这种现象。
　　这几条线路上，水路多险滩，陆路翻山越岭，但由于古道活跃，沿途和周边的方言内部高度一致。语言的证据和川黔古道上留下的行走遗迹证据是吻合的。古道沿线的方言分布体现出一定的规律，为进一步研究语言沿道路传播的规律提供了参数，也为进一步确定古道的走向和繁荣时间提供了条件。语言或方言在古道上的分布有其特殊的规律，古道周边的语言或方言更容易受通语的影响，通语也容易沿着古道延伸，古道活力越高，方言越是趋向一致。
　　
川黔茶马古道的兴起

　　盐运古道的存在为茶马古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古道条件（陈保亚2004.4）。川黔茶马古道的形成是一个重要范例。
　　贵州尽管不产盐，但贵州茶历史久远。唐代陆羽《茶经》提到中国主要产茶地，多有贵州茶的记录，而且味道极佳：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陆羽《茶经·八茶之出》，沈冬梅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P80-82）
　　思州在今贵州铜仁市沿河县一带。播州今属遵义，费州在今贵州铜仁市德江一带，夷州在今贵州遵义市凤冈绥阳镇一带。（宋）《太平寰宇记》也提到夷州、播州、思州以茶为土贡，还特别提到播州产黄茶。
　　贵州著名的茶山主要分布在遵义、贵阳、都匀、独山一带。这一带的茶属于高寒地带茶，茶叶质地很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清代，贵州各地都有了种茶记录。贵州茶生在独特的高原喀斯特森林地带，森林滞留水与地下水丰富，气候湿润，空气清新，茶叶质地纯正清香。
　　黔茶大规模北上是在明代。明代因为和西番茶马互市的需要，在西南置四所茶仓，播州（今属遵义）为其中之一，《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
　　“（洪武三十年七月）辛酉, 命户部四川成都、重庆、保宁（阆中）三府及播州宣慰司置茶仓四所贮茶, 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中研院史语所校勘红格钞本《明实录》，P3662）
　　播州茶仓有一部分是换贵州西部的马，因为贵州也有很好的马，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记载:
　　“（洪武十七年五月辛丑）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乌撒（今贵州威宁一带）岁易马六千五百匹。乌蒙东川芒部皆四千匹。凡马一匹，给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盐如之。”（中研院史语所校勘红格钞本《明实录》，P2511-2512）
　　《明太祖实录》所说的“与西番商人易马”主要指与四川、西北商人易马，播州茶仓汇集的茶主要是通过川黔古盐道北上调往四川、西北，再经过茶马互市进入吐蕃、西羌等地。由此可见贵州茶叶在黔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性。
　　川黔茶马古道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西南和华南的联系。前面提到的川黔盐运古道上西南官话的一致性，向北经过川藏茶马古道一直可以延伸到青藏高原，沿途西南官话畅通无阻，在黔川藏茶马古道的高山峡谷间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内部一致的通语，是古道活力的又一见证。连接川黔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川黔古盐道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盐运古道对茶马古道的建构

　　川黔盐运古道和川藏盐运古道连接成黔川藏远征茶马古道，是盐运古道建构茶马古道的重要个案，这一个案揭示了茶马古道形成过程和盐运古道的密切关系。茶马古道的形成机制和盐运古道的形成机制相似，都是生活必要商品维系着古道的不间断运行。除了盐和茶，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物质具有长期存活古道的性质。毒品由于是危害生命的，不属于这种情况。丝绸、陶瓷、玉石、金属等都可能促成重要商道的形成，但都不具有持续存活古道的性质，因此民族冲突和自然灾害都可能使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商道中断。青藏高原基本不产茶，但藏族形成恃茶行为后，他们需要茶犹如他们需要盐，于是形成了路途遥远的茶马古道。就维持人类生存古道的范围看，盐运古道是茶马古道的局域网络，茶马古道是连接盐运古道以输送茶叶的远征古道。比起盐运古道来，茶马古道线路更遥远，黔川藏茶马古道跨越3个省，并且可以继续向印度、中亚甚至欧洲延伸，形成跨国和跨越欧亚大陆的古道。尽管盐运古道的距离不如茶马古道长，但盐运古道对茶马古道有重要的建构作用。盐运古道起源早，古道上人群的恃盐行为比恃茶行为更甚。只要人群居住的地方没有盐产地，必然有盐运古道连接。盐运古道为茶马古道的走向提供了既成的古道条件，甚至早期的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很多情况下也有赖于更早时期盐运古道的连接。
　　在各地盐运古道中，川黔盐运古道距离长，水陆并行，线路险恶，遗迹保存多，为深入认识盐运古道和茶马古道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类似的现象还有贵州南部和东南存在的黔粤盐运古道，主要有都柳江水路和南丹河池陆路，该盐运古道为后来黔粤茶马古道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进一步为茶马古道向海路延伸提供了条件。只是黔粤茶马古道上茶的运送方向是向南海方向运送，正好和黔川藏茶马古道上茶的运送方向相反，但川黔盐运古道、黔粤盐运古道在建构茶马古道的机制上却有共同性。
　　
参考文献

　　白广美，1985.2，《中国古代盐井考》，《自然科学史研究》
　　陈保亚，2004.4，《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
　　任乃强，1988.1，《说盐》，《盐业史研究》
　　孙智彬，2007.1，《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
　　王仁湘，2008.1，《走过千年袖珍晒盐场——寻访海南洋浦盐田村》，《中华文化遗产》
　　王子今，1993，《两汉盐产与盐运》，《盐业史研究》
　　夏鹤鸣、廖国平，1993，《贵州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刚，《科学中国人》总编，执行社长
　　蔡曙山，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夏炎，《科学中国人》副总编，首席记者
　　
致谢：
　　我们十多年来的调查先后得到很多学者和友人的帮助，特此致谢，他们是：彭玉娟、申时姜、高大伦、李蓝、罗力、吴斌、杨晓辉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