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

　　文  肖 丹

     “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徐光宪一生挚爱的只有两件事——教书和科研，而这两件事都与“稀土”有关。
　　他是化学家，让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生产应用大国，由此掀起“中国冲击”，奇迹般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格局；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撰写的教材哺育了中国几代化学工作者，仅在北京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中就涌现了3名院士、3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与人相处，徐光宪有自己的信条——推己及人。儒家说：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徐光宪提到，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些，就叫好人。“后来，王选讲，标准还可以降低一点，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是好人。”徐光宪就是大家眼里不折不扣的好人。
　　

改变世界稀土格局

　　邓小平同志曾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虽因国家需要，徐光宪多次变更研究方向，先后致力于量子化学、放射化学、配位化学和萃取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在这些方面都有所成就，但令他轰动世界的事业巅峰，还属由他缔造的“稀土王国”。
　　“稀土包含17种元素，其中有15种叫镧系元素，在元素周期表这个位置。”徐光宪对外行人解释稀土是什么，会随手指出他们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比如我们在石油炼制时，希望汽油产出多一些，就要用到稀土的催化剂，可以使生产的汽油产率变大。手机、计算机，包括激光通讯，都要用到稀土。”
　　从1787年开始，稀土逐渐被人们发现并利用，由于有特殊光电磁和催化功能，只需一点就能化腐朽为神奇，稀土成为发展电子、航天等高新科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被人们称为“工业的维生素”。它在军事方面的重要用途更是不言而喻。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到紧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相近的“孪生兄弟”镨和钕，而且纯度要求很高。徐光宪和同事们接下了这项任务。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稀土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外只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当时世界最大的稀土厂是法国的罗地亚公司，中国曾经考虑过买他们的技术，但他们要价很高，并要求中国的稀土产品只能卖给罗地亚公司，由他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要自己研究开发，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给国家争口气！”然而，要萃取分离镨、钕是国内外都没有解决的难题。15种镧系元素犹如15个孪生兄弟，化学性质几乎一致，要将它们一一分离十分困难，而镨、钕的分离更是难中之难。
　　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主流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两种方法在过程上不连续，成本很高，提炼出的稀土元素纯度也较低，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徐光宪思索再三，决定还是采用自己曾经研究过多年的萃取法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萃取法”是在煤油中加入萃取剂，通过摇晃震荡的方法将其一次次分离，最终得到纯度大于99.9%的镨和钕分离产品。当然，这个实验的设想在开展前还只能说是一次尝试，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将萃取法真正运用到分离稀土元素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很多人都不相信萃取法能够适用于实际工业生产。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萃取化学这一学科分支尚未成熟，而且也因稀土元素本身的特性决定，要想在17种元素中提纯任何一种，都是极大的挑战。徐光宪估算，这个试验要花去很长时间，要经过小试、中试，最后才能投入实际生产。
　　一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只能达到1.4～1.5。徐光宪却通过改进稀土萃取分离工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紧急军工任务，而且使镨钕分离系数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此后，徐光宪开始寻求新的办法，试图在理论上确定萃取剂、料液和洗涤剂的流量比例及萃取段和洗涤段的级数等工艺参数。经过试验，他发现在几百级萃取槽中，萃取段和洗涤段两相的金属离子总浓度比是一个常数。这就是他发现的“恒定混合萃取比规律”。
　　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串级萃取理论”，带领团队共同创建了“一步放大法”，革除了“摇漏斗”的小试和中试、扩大试验等国内外传统的新工艺研究开发的流程，并在上海跃龙化工厂试验成功。
　　一时间，该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稀土分离工业，彻底改变了稀土分离工艺从研制到应用的试验放大模式，实现了设计参数到工业生产的“一步放大”，引导了我国稀土分离科技和产业的全面革新，使我国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和应用大国的飞跃，为稀土功能材料和器件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整整30年，徐光宪创立并不断改进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工艺，令高纯度稀土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使如今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产品占世界产量的九成以上，每年为国家增收数亿元，国际稀土界纷纷惊呼“China Impact（中国冲击）”。为此，徐光宪又被誉为“稀土界的袁隆平”。
　　

稀土贸易纠纷

　　2009年1月9日上午，徐光宪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据他回忆：“那天在颁奖大会上，当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把获奖证书放在我的手上时，还说了四五句话，可惜我听力不太好，没有全部听清。”
　　颁完奖，徐光宪听到时任总理温家宝叫他：“祝贺您，徐院士！我记得曾批示过您的报告。”徐光宪一阵感动，他没有想到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两年前给自己做批示的事。
　　2005年9月，徐光宪、师昌绪、王淀佐、李东英、王乃彦、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写了一份《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院士建议，上报国务院。很快，这份紧急呼吁便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请国家发改委阅办。
　　这一场知识产权引起的稀土贸易纠纷曾让徐光宪这一辈科学家揪心不已。
　　如果稀土矿浸提和串级萃取技术一直为少数人掌握，那么稀土产品价格可能一直居高不下。因为在我国稀土原矿的成本很低，像最大产地白云鄂博，本来稀土矿就是钢铁生产的废渣，几乎没有成本，稀土产品的成本主要就是分离提纯的工艺成本。
　　当徐光宪独辟蹊径地用萃取法攻克了国际稀土分离的难题后，一排排看似貌不惊人的萃取槽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一端放入原料，流水线的另一端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很快，徐光宪改进后的串级萃取方法被我国大江南北的稀土生产企业掌握。
　　“我们的科研经费是国家给的，科研成果能在国营厂里应用我们就很高兴，根本没有想到要知识产权、专利费等”，徐光宪带领大家去推广，先后到上海跃龙厂、珠江冶炼厂、包头稀土厂三大国营大厂办学习班。因为技术先进且成本低，地方企业、私营厂也想分一杯羹，他们高薪从国营厂“挖”走工程师、技术人员，十多个稀土厂相继成立。
　　中国工厂可以以无法想象的成本生产高纯度单一稀土产品。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拥有了“稀土原矿—粗加工产品—高纯度单一稀土—稀土应用产品”完整的产业链条，基本垄断了国际稀土市场。中国价格就是世界价格。
　　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当全国稀土年产高达12万～15万吨时，超出全世界每年10万吨的需求量，造成供大于求，稀土价格一落千丈。国外大量购买我国廉价的高质量单一稀土，坐享我国科技进步带来的果实，而我国稀土工厂的利润却很低。1995—2005年，我国每年因出口稀土造成几亿美元白白流失。最关键的是，如果稀土这种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用完，不再有替代，子孙后代将无法享用。
　　徐光宪为此痛心不已，“我就拼命呼吁，希望成立像OPEC那样的行业协会，自觉控制产量，提升价格”“我建议限制在10万吨以下，但是办不成功”。多次的呼吁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徐光宪和其他科学家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一事。
　　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将落实总理批示的进展再度报告总理。一周内便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再次批示：“请培炎同志阅转发改委研究，发改委可邀请徐光宪同志谈一次。”
　　在总理批示后，国土资源部从2007年起实施限产计划，限制我国稀土矿开采，从原来的12万吨减少到8万吨，小于全世界的需求量10万吨。日本得知消息后，拼命收购稀土，稀土价格在2006年开始回升，最高价格达到2005年的3倍。
　　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在推动科技进步的进程中，徐光宪的声音一直在呼喊，“稀土用完了，没有替代品，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倡导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制度。在不同场合，他也一再提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重视，企业就不愿意对科学研发投资，因为他搞出来了，别人就仿造，他不能回收研发所花费的资金”。
　　

“霞光”普照

　　1980年，徐光宪、高小霞夫妇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这一年，他们60岁。
　　徐光宪和高小霞都是浙江人，是老乡，又在1940年同时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徐光宪的大学生活是在抗战中度过的，但他说：“（大学时期）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整整4年，他始终是班级第一名。而他最大的幸运则是，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班级中唯一坚持到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女生——高小霞。
　　1947年的那次留美考试，公费生有三四十个名额，考生有四五千人。因为所学和所考不太一致，徐光宪和高小霞与以公费生身份留美的机会失之交臂，双双被自费公派生录取。自费就意味着自己要出十分之一的费用，可当时180美元他们都出不起。徐光宪向三姐借了10两黄金，价值350美元，仅够支付一个人的留学费用和一张三等舱船票。于是他们商定，徐光宪先出发。
　　两年后，徐光宪因成绩优异，获得了一份每年1800美元的助教工作，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将高小霞接到美国留学。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徐光宪取得博士学位，高小霞正面临读博的机会。“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高小霞毅然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月15日，徐光宪夫妇以华侨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这是后来“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在好友唐敖庆的介绍下，两人来到北京大学落脚扎根，从此专心教书、科研，再未离开。
　　两人之间有着传奇的“十同”故事：1940年一同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成为同学；1951年一同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1964年一同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一同去江西“五七干校”；1971年一同回北京大学继续任教；1978年一同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一同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81年一同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评审组成员；1989年一同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届亚洲太平洋化学大会；1992年一同被邀请去香港讲学，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高小霞心灵手巧，又受到过严格的实验训练，动手能力很强。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中，她经常根据实验需要自己组装仪器设备。徐光宪回忆起自己当时转换科研方向，对高小霞肯定有加：“记得刘若庄教授曾说佩服我能快速转变科研方向，但他不知道我得益于高小霞的启发和帮助。”
　　最开始，徐光宪主修量子化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光宪的任务要改变，不仅要指导量子化学的研究生，还要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为了开展相应的实验研究，他从高小霞那里学到怎么用k式电位计组装极谱仪等各种仪器。用这些仪器研究溶液络合物，徐光宪又有了收获，他发现通常认为没有络合作用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也有络合作用。在他的启发下，同事吴瑾光开创了溶液碱金属配位化学的新方向，给30年后研究钾离子和钠离子在生物膜中的通道打开了一扇门。
　　徐光宪说：“如果没有高小霞的帮助，我要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验研究，恐怕很不容易。”可高小霞说：“我们俩是同行，在家里也经常探讨学术问题。他的基础好，我有些问题还要向他请教，我让他帮我查资料，他总是很高兴地答应。他说我的字写得好，让我帮他抄点什么，我也很乐意。”她还说道：“虽然自己记性好，不像他那样总是随时做笔记，可是，真要一些确切的材料时，还得找他才有。”
　　徐光宪既体贴又细心，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高小霞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他很幽默，我有时想问题太专心了，他就会问我‘你在那里发什么傻呀？’年轻时，我经常工作到午夜，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工作到11点还不休息，他就会提醒我：‘哎，黄牌警告啦。’”徐光宪从小喜欢下围棋，高小霞有时间的时候会陪他下上一局。两人出去散步的时候，高小霞坐在轮椅上，徐光宪推着。
　　“能够跟他在一块儿我很幸福。”高小霞说。
　　“我一生中最满意、最幸福的事就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了52年，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能牵着她的手，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不舍不弃。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照顾好她，让她先我而去。”说这句话的时候，高小霞已因病去世，那是1998年9月9日。她的离去曾让徐光宪伤痛欲绝。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虽然没有一起相伴到终点，但“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耄耋之年的徐光宪深藏哀思，化悲痛为力量，将精力再投入到教学科研事业中。
　　

在北大的时光

　　1951年，北京大学红楼前的老槐树郁郁葱葱。
　　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唐敖庆（后任吉林大学校长，有“中国量子化学之父”之称）介绍，徐光宪和高小霞双双到北大化学系执教，这一教就是半个多世纪。
　　“那时，人心很团结，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尽管国内的科研条件与美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
　　应曾昭抡的要求，徐光宪开授了“物理化学”“核物理导论”等课程。物理化学在化学系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课，这门课程的好坏，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化学系毕业生今后独立工作的能力。接到任务后，徐光宪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备课写讲义，又借鉴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物理化学助教的经验开展教学。徐光宪主张大学化学教学要“授人以渔”，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他要求学生要把学到的知识纳入自己头脑中的化学知识框架，经过消化、吸收、分析、整理，变成自己的东西。他讲课思路清楚，逻辑性强，深入浅出，易学易懂，学生反馈很好。他后来提道：“开好物理化学课是我在北大克服的第一道难关。”
　　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国各类科学人才极度匮乏，徐光宪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先生教学几十年，从未迟到过一分钟。”“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使我们这些比较接近他的人，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所提的合理意见，先生一定采纳。”“我因为病假扣工资，又需要自费买药，先生亲自拿来他的工资，要我用来治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难保’，却在学生上台挨批时挺身而出，向造反派力保‘他们绝不是特务’。”这是学生们眼中的“徐先生”，各自感受不同，但却又出奇地一致。
　　1989年除夕，徐光宪的学生黎健和妻子无法回老家过年，在北大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小两口儿望着年仅1岁却患脑瘫的孩子，在悲苦和无奈中熬过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吃年夜饭。初一大清早，天还没有大亮，黎健突然听见楼道中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匆匆披上衣服，打开门一看，发现老师徐光宪竟披着一身寒气站在门口。原来，老师心里一直牵挂着他们小两口儿，趁早晨拜年的人还没来，他让老伴儿高小霞烹了烧鸡和八宝饭放在保暖饭盒里，骑着自行车亲自送到了黎健夫妇住的地方。在昏暗的楼道里，不知道黎健房门号的徐光宪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喊“黎健，黎健”，这才找到他们家。徐光宪临走时还从兜里掏出400元钱塞给黎健。此时，夫妇俩的眼眶中早已噙满了泪水。
　　他待学生亲如子女、爱如家人，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周围的人，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学生们阐释着什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绣取鸳鸯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在科学界，也充满了竞争，可徐光宪经常把自己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公开、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大家。他总结出的“科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和方法”“成功的十大要素”“科研创新十六法”等启迪了众多学子。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在北京大学执教50多年后，徐光宪说“感觉到幸福”的是：北大有一批聪明勤奋的好学生。如今，他的不少门生也已成为院士、长江学者或学科带头人。得意门生严纯华，如今已经接过徐先生的接力棒，担任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973”计划的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在串级萃取理论方面，不断改进，提出了“联动萃取”的新概念。“我认为，一位有成就的教授的标志之一，就是培育出超过他本人的创新型人才。”徐光宪认为，严纯华已经超越了自己，对此十分满意，并称这是自己的心愿。严纯华评价恩师：“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
　　

人生的幸福

　　徐光宪是在美国遇到唐敖庆的，这个数学奇才和记忆天才考试总是得满分或第一名，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最高奖学金，令美国师生刮目相看。当年，唐敖庆、徐光宪等4人一同住在一个叫“日落”的公寓，共用餐厅和厨房，4个人轮流做饭吃，互相帮助，结下深厚的友谊。
　　“认识唐敖庆是我人生中很大的机遇”，不仅是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唐敖庆给了自己很多帮助，回国工作也是他帮助推荐的，而且在学术、思想甚至政治方向上，他都对自己影响至深。
　　“学校新开‘物质结构’课，没教材，教育部指定了4个人编写——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还有我。那时，同行们都管他们3个叫‘糖葫芦’（谐音），所以我也常常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串‘糖葫芦’。”徐光宪每次想起都忍俊不禁。4个好朋友暑假“隐居”青岛，从山东大学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夜以继日，每人每天写1万余字。结果一碰头，总字数超过了100万，却才写完原计划的一半。“教育部说，你们人多智慧多，教材装不下，这本只能作为参考书了。那时我讲物质结构已经5年了，有讲义，所以后来就把我的讲义整理修订，作为教材出版了。”这本“讲义”，就是至今在学界仍享有盛誉的《物质结构》。它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化学一级学科领域获此殊荣的唯一教材，发行20余万册，在全国沿用了近1/4个世纪，影响了几代“化学人”。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徐光宪用亲身经验来教导学生，以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生活却要求很低，他一生简朴，衣柜里没有几件好衣服，袖口、领口常有磨损。到人民大会堂领奖时，徐光宪特意穿上了新衣服，这让他的小女儿徐放大感意外。徐放说，颁奖前几天，父亲还曾为这几件新衣与她怄气。原来，从美国回来的她特意为父亲添置了几件新衣，“不过几百元”，可徐光宪心疼她花钱，“别买了，这么贵”。
　　“所谓幸福，是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称心的工作，一个深爱你的爱人和孩子们，一帮可以信赖的朋友，一批聪明勤奋的好学生，获得超越自己的好成就。”在晚年，徐光宪谈起自己对幸福的理解。这几条标准，徐光宪的人生都逐次达到了。
　　身为父亲，徐光宪很少直接耳提面命地去给孩子们灌输做人的大道理。因为除了吃饭睡觉等必要的时间，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教学和研究，但是顾得了工作就顾不上照顾孩子。徐光宪和高小霞的孩子们从小“散养”长大：放学回家，父母都趴在桌上，各干各的，很少和女儿们聊聊天，很少管她们的事，她们也很少享受和父母一起玩游戏的快乐。
　　但父母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言行早已潜移默化地映射到孩子身上。如今，4个女儿中有3个都在国外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生活幸福，为此徐光宪十分欣慰。然而，也有遗憾，大女儿徐红因下放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曾受刺激，性格孤僻，更在几年前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作为父亲，我始终觉得对不起她，没有及时做好她的思想工作。”这成为徐光宪至今无法释怀的痛。
　　晚年后，除了听力不太好，徐光宪的身体还算硬朗，不像他小时候那样体弱多病，需要经常看中医。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在楼下的草坪旁边散步半小时左右，这是他在闲暇时光里最喜欢的活动，就算去办公室也一直是步行前往。
　　徐光宪打字不快，但在他那一代老教授里，他是最早学电脑的。有时间上网了解到各种信息，他经常会把有用的东西“打包”转发给大家，连书信、论文和PPT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的。90岁以后，徐光宪已不在一线工作，但却从来没有闲下来过。每天会有一大沓的书报信函送到他家，书桌上也总是有处理不完的书稿。“A clean desk is a sign of a sick mind.真的没有什么工作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就会产生老年人的空虚失落感。”徐光宪说：“现在有做不完的工作，说明社会还需要我，使我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人生很大的安慰。”
　　面对荣誉和称赞，徐光宪很淡然：“要说工作成绩，那是团队集体努力的心血结晶，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工作能力和成绩大大超过了我，这点是我最大的欣慰和骄傲。”《诗经》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仅是他个人的最高荣誉，也让祖国因为他而自豪。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春辉说：“中国科学史上不能没有徐光宪的名字，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上会有徐光宪的专页。他的精神直接教育和鼓励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并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2015年4月28日，95岁的徐光宪因病永远离开了他所牵挂的祖国和稀土事业。“中国稀土之父”留给世人的，是一颗跃动半生的赤子报国心和让科学界深感幸福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郭建荣.徐光宪传[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2] 岳岳.惊动温总理的徐光宪院士[J].中华儿女，2009（5）：74-77.
　　[3] 孟兰英.徐光宪的稀土人生[J/OL].大地周刊，2009（3），http://paper. people. com.cn/dd/html/2009-02/01/content-200597.htm. 科
　　
　　
　　
　　专家简介：
　　
　　徐光宪，1920年11月出生于浙江上虞。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15年4月28日逝世，享年95岁。
　　
　　贡献
　　
　　徐光宪的研究领域较宽，涵盖物理化学和无机化学，在量子化学和化学键理论、配位化学、萃取化学、核燃料化学、稀土化学、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
　　他在我国较早开设物质结构和量子化学课程。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他和卢嘉锡、唐敖庆、吴征铠一起在北京举办物质结构暑期进修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物质结构课的师资。20世纪50年代末，他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提出萃取机理的分类法，准确测定大量溶液化合物的稳定常数和两相萃取平衡常数，为国际手册收录。
　　1976年，他提出串级萃取理论，并在全国推广，把我国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量子化学领域中，他对化学键理论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原子价的新概念、nxcπ结构规则和分子片的周期律。一生著述颇丰，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科书8种。
　　
　　荣誉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7年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三等奖
　　1988年　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91年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995年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5年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08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