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7日，CrystEngComm杂志封面文章详细阐述了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邓文礼教授课题组在世界上第一个创建分子纳米尺度的“中国结”和“麦穗”结构。
　　2016年8月7日，J.Phys.Chem. Lett.对通过卤键诱导实现分子组装的有效调控研究进行了报道，并选作“亮点文章”特别展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来自邓文礼课题组。
　　短短3个月，两次走上材料科学“热搜榜”，邓文礼本人却淡然如故。用他的话说，他所做的无一不是自己认定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为了把感兴趣的科学问题搞清楚，不断追求，不断探索，做出更好的工作，对他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状态。
　　

爬山虎的初启示

　　2004年5月，邓文礼作为华南理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完成工作回到广州，6月进入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始着手创建纳米技术与分子科学实验室。
　　一个全新的开端下，到底要做什么？邓文礼环顾实验室，彼时，他所擅长的分子组装研究需要的设备尚未完全到位。与其坐等，不如趁此机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他瞄准了仿生学。“2000年以后，国际上对壁虎的仿生学研究最为热门。可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国际上在这方面已经日渐成熟，就算我再去做，也只能跟随别人的脚步，或者做一些小幅度的修修改改。”
　　这种“跟随者”的定位，与邓文礼心目中的“创新”不相符。“后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自然界中，动物和植物是相对的，既然有这么多人做爬行动物的仿生，那么，有没有适合仿生研究的爬行植物呢？”
　　很长一段时间，邓文礼脑子里都盘旋着这个疑问。直到有一次，他开车经过一座高架桥，看到桥墩上长满了爬山虎。留心了这种“有意思的植物”后，邓文礼才注意到，不仅是高架桥桥墩，就连他家院子外面的水泥墙和水泥柱都被爬山虎覆盖了。
　　爬山虎到底是怎么攀爬的？叶圣陶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认真论述过，他认为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蜗牛的触角”。当“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巴住墙”，此时，原本直的细丝呈弯曲状，“拉”住爬山虎的嫩茎，使其紧贴在墙上，一步一步往上爬。
　　爬山虎的脚，学名叫做“吸盘”。如果离开接触面，吸盘用不了多久就会枯萎消散；反之，只要粘附在接触面上，就算干枯灰败，这吸盘也会将爬山虎的藤蔓牢牢地“贴”在接触面上，等闲不能拉开。
　　这是真的，邓文礼特意测试过吸盘与表面的粘附作用力、吸盘的质量以及与表面的粘附面积。根据他的测量，单个成熟的爬山虎干吸盘的平均质量约为0.0005克，吸盘与基底的黏附接触面积平均也只有1.22平方毫米，而黏附力却达到13.7N，能够承载的最大拉力是其自身重量的280万倍。
　　四两拨千斤，小小的吸盘竟然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邓文礼震撼了，称之为“超强吸附力”。而后，经过对比，他发现，与仿壁虎粘附材料相比，爬山虎吸盘类的天然粘附材料的粘附强度足足高出了两个数量级。
　　2008年1月15日，他在学术网站Nature Precedings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几个月后，《自然科学进展》杂志也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重点报道。在这些文章中，他还对出现超强吸附力的原因做了初步解释。
　　经过3年的观察，邓文礼对爬山虎吸盘和卷须的微观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他认为爬山虎吸盘内的海绵状的微孔区域和细胞壁内的多孔区域类似，这种结构有利于植物激素的传输和黏液的流动，强化了吸盘和衬底间的黏附强度。同时，由于爬山虎吸盘分泌的大部分生长素含有弱酸性物质，一种缓慢的化学反应在吸盘与衬底的接触面发生，这种反应很难通过肉眼和普通分析方法予以检测，却能导致吸盘在衬底表面锚合。
　　吸盘与表面的粘附作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吸盘的微观结构和化学组成决定吸盘与表面的粘附强度。在分子层次上的多种弱相互作用力，包括分子间力、静电力、毛细力和范德华力等，对黏附也有辅助作用。”邓文礼补充道。
　　

竖起爬山虎研究的标杆

　　“此前，爬山虎的应用研究集中在药理学、环境保护和绿化美化功能上”，邓文礼说，对超强粘附力的挖掘，证明了它在仿生学应用上的前景。比如，设计合成一些优异的黏胶，其中具有可逆生理学作用的黏胶可以用在生物医学上，而具有可逆传导作用的黏胶则可以用在仿生学和生物分子电子学上。再比如，以爬山虎为跳板，可以在纳米尺度上研究植物体系中药物的传输、代谢和转换作用，进而寻找纳米技术在生物遗传和进化中的应用。
　　小试牛刀之后，邓文礼认真盘算过爬山虎研究的未来，他认为如果能够真正深入系统地去探索，一旦取得突破，必将促进仿生和生物信息材料以及仿生器件的发展。“这就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理论工作。”
　　2010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支持下，邓文礼开始对爬山虎研究重新布局。这一次，他选择了从材料科学、化学生物学和纳米仿生学的视角去“看”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吸盘的化学组成、微观结构和粘附作用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他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结果是，他带领课题组从吸盘的萃取分离物中初步测定含有丹宁酸和黏多糖等21种有机组分，用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吸盘中含有钾、钙、铁等6种金属元素，并测定了它们的含量。这当然还不够，紧接着，他们就利用电化学刻蚀方法制备出了金属铝及其氧化物模板，制备获得了聚苯乙烯多孔结构，并测试了水在其表面的润湿和粘附作用。“糖类化合物在吸盘形成和粘附过程中也有着独特的作用”，邓文礼一心想要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为此，他开始琢磨吸盘中的多糖组分，从提取、分离纯化，到理化性质、结构分析等，做起了“一条龙”的盘查，还将这些多糖高级结构放到原子力显微镜下观测，对其粘附力进行了测试。
　　2010—2012年，邓文礼带着这一时期的结果频繁出现在学术会议上，从北京国际真空大会到珠海亚太材料研究学会国际会议，从全国扫描隧道显微学学术会议到美国波士顿国际仿生工程大会，他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的关注，被认为在中国爬山虎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我当然不是国际上第一个研究爬山虎的。”采访刚开始时，邓文礼就先表明了立场。早在最初查阅文献之际，他就发现，爬山虎的“粉丝”早在文艺复兴后期就出现了，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也对之青眼有加。“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科学设备，达尔文利用爬山虎吸盘做承重实验，发现即使是‘10岁’的老吸盘，也能够挂住两磅的重物。”说起来，邓文礼2005年利用弹簧秤做验证手段，也是受到达尔文思路的启发。
　　“达尔文早期观测爬山虎吸盘与表面的粘附作用力，得出了9.1N的最大值。我们测试出来是13.7N，后来德国研究团队的测试上限是14.1N。”在邓文礼看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科学家所能突破的极限会越来越强。2012年11月，他带着博士生杨小军前往上海光源，利用其同步辐射（SR）技术测试分析天然吸盘和实验室制备模板的结构。“我们用光学显微镜观测，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用透射电镜、扫描电子显微镜也只能看出二维的结果，但利用同步辐射，可以看到一个三维立体的整体结构。”
　　这使邓文礼课题组成为世界上最先把大型同步辐射技术带入爬山虎吸盘观测的团队。这是他们能够获得一个良好基础性结果的催化剂，也意味着他能够对更多的问题发起挑战。
　　一年多前到北京时，邓文礼与博士后合作导师白春礼院士有一段对话。“白老师跟我说，做这些研究的最大意义并不是认识这些有趣的现象，而是要去挖掘这些现象的潜力，如何利用它们做一些以我们现有科技水平能够应用起来的东西。”白春礼院士的话正好引发了邓文礼的共鸣。从研究爬山虎开始，他就一直想要做出能够在实际应用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新材料。这也是他在2013年就“从爬山虎吸盘粘附到新型功能材料创制”再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支持的出发点。
　　“在上一个面上项目中，我们回答了一些基本问题，也还有一些问题没能解决。”务实的邓文礼坚信路要一步一步走，在项目申请书上，他郑重写下拟解决的三大关键性科学问题：天然吸盘粘附作用与其结构和化学组成的关系？模板制备和模板铸造创制新结构材料过程中的表面界面效应和微尺度效应？模板结构调控和创制材料结构调控、基质材料选择、表面化学修饰对创制材料性能的影响？
　　3个问号划下来，邓文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在为新材料制备做准备。经过近3年的努力，在2017年，他们进入挑选用于仿生制备的多种基质材料，进行设计合成及性能评估的冲刺阶段。
　　只要还能发现问题，就会在爬山虎领域继续钻研下去。从不经意间介入，到逐渐拓展成旗帜鲜明的系统研究，一点“痴念”令邓文礼在爬山虎研究上走到如今。“科研人员对有趣的现象总会有兴趣。成功之道是外人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就不断尝试的过程，思路走对了，看起来就是成功了，但我们还会继续不断做新的尝试。”邓文礼平静地说。
　　

合果芋，爬行植物家族的新成员

　　爬山虎是爬行植物家族的重要成员，但邓文礼也没有放弃探索家族中的新成员，具有独特结构和粘附作用的合果芋，就是他的又一重要发现。
　　合果芋的茎节处有两种类型的气生根，几个趋暗性的攀缘根用于基底粘附，单个向地性的营养根用于水和养分运输。气生根的数目、尺寸受攀缘植物生长环境影响，营养根的尺寸至少是攀缘根的2倍。攀缘根在前期生长速度快，后期生长速度趋于平稳，到达一定长度后，维持不变。攀缘基底的材质不会影响气生根的发育，气生根能粘附在各种有机、无机基底上，但粘附强度因基底的质地、粗糙度而有所不同。
　　几年下来，针对合果芋的具体研究，他指导博士生杨小军进行了系统实验，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
　　测定之后，他们发现，在树木基底上，合果芋气生根粘附系统的抗拉强度与基底的直径有关，基底直径越大，粘附力越小。数据显示，气生根粘附系统单元的平均粘附力为11.3N，最大粘附力为22.5N；但在直径小的树木基底上，气生根能缠绕在树木周围，最大粘附力可高达36.4N。
　　这种粘附特性，使合果芋的生长爬行变得独特有趣。其气生根的粘附是时间导向的由弱变强的多步过程。根冠能分泌粘液，诱导最初的弱粘附，同时具有润滑作用，减少了气生根伸长生长时与基底的摩擦。气生根朝向基底一侧产生大量单细胞根毛，直接负责气生根的强粘附过程。应用多种实验技术，他们初步确认了气生根根毛分泌的粘液是一种多糖和蛋白的复合物。粘液的分泌和固化确保了根毛细胞与基底的界面粘附。而从结构上看，根毛在基底表面的极度延伸，增加接触粘附面积；根毛顶部形成特征结构，与基底产生机械互锁；根毛的多种形变，调节气生根与基底的交互作用，这三者共同保证了粘附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在器官的形态结构观察中，他们首次发现合果芋植物有独特的螺旋带状根毛，与常规的脱水螺旋卷曲根毛不同，而且带状根毛由细胞壁的螺旋开裂形成。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观察确认了螺旋带状根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螺旋结构的方向一致为左手性。从功能上看，螺旋开裂根毛充当能量分散单元，有效地延缓了风、雨等外力负载下粘附的失效。经过多次扫描电镜实验反复观察，他们确立了合果芋气生根根毛的螺旋开裂结构的形成过程，涉及裂纹出现、裂纹扩展和最终开裂3个步骤。根毛细胞壁具有层状结构，它的内、外层纤维素微纤丝均以螺旋方式排列，这是螺旋开裂结构形成的结构基础。
　　在实验中，他们创造性地采用胶带粘拉法成功实现了根毛从管状到螺旋开裂带状的结构转变，证明外力能直接导致螺旋开裂根毛的形成。借助微纳米力学测试系统，建立了单个根毛的拉伸力学性能测试方法，测定了单个根毛的最初开裂仅需80μN的拉力，最终断裂则需920μN的拉力，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阐明了根毛结构转变的动力学过程。根毛最初的开裂位点和最终的断裂位点都具有随机性，与根毛本身的细胞壁结构缺陷位置密切相关。
　　他们的这项工作为新型爬行植物粘附体系研究推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研究结果发表在德国的Planta杂志上。
　　

倾情分子组装

　　“从1993年到电子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我就开始涉及分子组装了。”在国内，邓文礼是最早进入分子组装领域的研究者之一。即使后来，在爬行植物研究上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对分子组装依然兴趣不减，将两者一视同仁。
　　“我们有一双眼睛和一双手，但是分子、原子层次上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能直接看得到、摸得着的。”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让人们对物质的本质认识得更加透彻和清晰，只要想到在那个神秘的微观世界里有那么多问题等着人们去发掘，邓文礼就觉得动力十足。 
　　1993年，扫描隧道显微镜已经问世11年了。但在电子科技大学想要做分子组装，扫描探针显微镜（SPM），没有！用于分析表征分子膜样品的接触角测量仪和椭圆偏振仪，没有！就连实验要用的Au（111）薄膜基底材料，都得去位于永川地区的44所制备！
　　实验条件这么简陋，怎么办？鼓起勇气，克服！邓文礼的勇气，来自于导师姚熹院士的鼓励。“刚入学不久，姚老师就专程从西安交通大学赶过来给我们作了一场专题学术报告。”邓文礼回忆道。
　　作为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家，姚熹院士是我国铁电陶瓷研究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电子陶瓷科学与技术创新方面有突出的建树。然而，与科研成绩相比，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曾用1年10个月的时间取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固态科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获此专业学位用时最短的一位学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同时，由于解决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长期关注却一直未能解决的一个有关铁电陶瓷领域的难题，他也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最富创造性的、极其勤奋的学者”。
　　在那次的报告里，姚熹院士就以自己在美国的科研经历为例，明确提出对待科学研究，一定要报以最大的热情，“不做则罢，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做到世界第一”。
　　“这个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邓文礼说。在随后的博士时光中，他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分子组装研究里。除了前文提到的44所，四川大学和位于重庆的24所，都是他借助实验的“宝地”。为了将博士论文尽力“做到最好”，他还两次从成都前往北京进行论文实验，分析测试自组装分子膜样品的微观结构、薄膜厚度、表面润湿性等，每一次几乎都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电子所，都曾留下他埋头苦干的身影。
　　即使80%的实验工作都要在校外完成，邓文礼还是不到3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那时候国内还很少有人专门去做分子组装”，寥寥一句，他就带过了那段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副导师杨大本教授也经常跟我说，遇到的困难越多，取得的进步越大。”显然，邓文礼也牢牢记住了这一点。后来，他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在多家期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受邀在IEEE的多次国际会议上交流研究结果。他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导师们致敬。
　　与白春礼院士结识，就是在这段“流浪科学家”的旅程中。1994年，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春礼的支持下，邓文礼踏踏实实地在该所STM实验室做了近两个星期的实验，那里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帮了他的大忙，观察起硫醇分子在Au（111）表面自组装分子膜的微观结构，事半功倍，且取得了预期的结果。而他的表现，也得到了白春礼的赏识，并于1996年1月正式投入其麾下，进行博士后研究。
　　白春礼是我国扫描隧道显微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国际STM方面有重要影响和活跃的科学家之一。长期站在前沿研究上，令他对国内外的热点研究十分敏感，经常将纳米科技和扫描探针显微技术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实验室成员，开阔他们的视野，勉励他们保持对前沿创新的热情。
　　“他要求我们选择的课题必须具有创新性，能够通过完成课题使研究水平和科研能力得以进步，做出在国内乃至国际具有竞争力的工作。”直到现在，邓文礼还记得这位合作导师的谆谆教导。“我的老师是科学精神非常高的人，他坚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他看来，我教会你打渔的方法，你自然什么样的鱼都能捕得到了。”
　　在导师的高标准、严要求下，邓文礼在分子组装研究上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以烷基二硫醇双功能基链形分子为桥梁，利用其在固态表面进行分子组装，将形成的单层分子膜在进行表面化学修饰，最终形成多层异质纳米结构，并提出“分子桥”概念。
　　研究结果一经发表，便立刻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而邓文礼也愈发想要走出国门，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1998年9月，他登上了由北京到日本的飞机。此后6年，从日本筑波科学城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他完成了一个新的飞跃。尤其是在超高真空条件下研究金属卟啉衍生物分子在Au（111）表面的组装构筑方面，他以单层分子膜为介质，考察扫描隧道显微学中针尖与样品的分离，寻求针尖与样品的距离变化随隧道电流和样品偏压改变的依赖关系，测试了研究体系的轨道媒介隧道谱。当J.Phys.Chem.B论文评审专家收到这项工作，也为之赞叹，认为这是对扫描隧道显微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贡献。
　　邓文礼在分子组装上多年的积累终于破茧而出。
　　

捷报频传

　　“纳米技术与分子科学实验室”成立以来，邓文礼一直坚持精益求精，力求做出更多更好更具水准的工作。2016年的捷报频传，无疑是鼓舞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第一项工作是由博士生胡懿和博士后许莉等具体完成的。”邓文礼介绍说。他们利用合成单碳链取代的蒽醌衍生物，在石墨表面构筑出两种结构，之后就对其进行深入观察。当这些特殊结构在扫描隧道显微镜下观察时，有人觉得其中一个结构的形状有点像“中国结”。邓文礼观察后，也认为它的确与中国结对得上。他又特意去查阅了资料，发现中国结起源于旧石器时代（距今300万年到1万年）的织物打结，推广于汉朝的礼仪记事，盛传于清朝的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个名字一定要用好”，邓文礼一锤定音。
　　能把现实的“中国结”和“麦穗”构筑到分子纳米尺度上，邓文礼课题组在国际上拔了头筹。通过分子组装技术，将纳米科学、中国传统艺术品和自然植物的结构形态进行关联，这样的构想是一种显著的创新，这种关联使得学术研究在多了几分新颖性的同时又保持其原有的科学严谨性。但是，无论是分子纳米尺度的手性“中国结”，还是非手性“麦穗”结构，他们想做的都不只是构筑结构。为了深入分析，他们试图从各种弱键（范德华力、氢键、偶极作用、静电作用等）的相互协同与竞争关系出发，对这两种结构的形成机理进行探究。
　　“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诱导了这种手性与非手性结构的形成，后来发现是分子间氢键与偶极作用共同造成的。如果改变碳链长度、溶剂极性、溶液浓度等因素，则能够实现手性与非手性结构的有效调控。”令邓文礼团队振奋的是，这种诱导机制从未被文献报道过。对于这一发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旗下的CrystEngComm杂志十分重视，特别将其选为封面文章报道。
　　他们的第二个好消息要追溯到2014年发表的一项成果。当时，博士生查宝和副研究员苗新蕊等设计合成了卤代噻吩并菲衍生物，并发现利用溶液浓度可以调控分子间的卤键密度。随着研究深入，他们在最新的实验中，首次发现分子间卤键的形成与官能团的位置和伸展取向有关。这里所说的“有关”表现为三重含义。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通过理论计算模拟表明，卤代噻吩并菲分子中酯基官能团的取向影响卤素原子的电荷分布，从而诱导分子间异质卤键形成。继而，他们又发现，可以通过改变分子结构中卤代基团而构建不同的卤键作用方式，借助改变组装微环境（溶剂和溶液浓度）从而调控分子在固液界面自组装结构的多样性。与前一项工作相似的是，分子间偶极作用和范德华力的协同诱导，也是促成稳定的手性自组装结构形成的诱因。
　　如此一来，他们就为研究超分子体系中多重卤键的识别、多种弱键作用协同与竞争的组装机制以及组装微环境的变化，直接亮出了实验证据。2016年7月10日，J.Phys. Chem.Lett.表示已经收到他们的投稿；8月2日，评审组对其工作作出了高度评价；8月7日，该杂志以7页的篇幅进行了详细报道并选为“亮点文章”，而在这种“快报”性质的杂志上，能够毫无压缩地展示一项工作实属难得。文章发表后，邓文礼收到了多封来自国际同行的E-mail，有人表示想来他的实验室交流，还有人邀请他前往自己的实验室参观。
　　“我们课题组的规模还不大”，邓文礼说。的确，到2009年，整个纳米技术与分子科学实验室也不过是个只有7名教师和25个流动人员的“小集体”。但自2010年以来，这个小集体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完成了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探索工作，先后报道了主客体组装构筑蜂窝状结构、芴酮衍生物通过弱键竞争诱导组装结构、分子—溶剂间范德华作用力构筑并调控手性组装结构、分子—溶剂间氢键构筑异质手性组装体、多重氢键的形成及其对芴酮衍生物组装行为的影响等，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
　　近来，他又在探索噻吩并菲发光结构单元的苯乙炔撑大环低聚物的合成与组装行为。“我们合成出了3,6—噻吩并菲衍生物，并在深入研究时发现该分子具有光敏感特性，可望在太阳能电池敏化材料研究中发挥作用。”为此，他提出了“苯乙炔撑噻吩并菲大环衍生物的设计合成与液晶态和组装构筑特性探索”项目申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支持下，该项目已经在2016年1月启动，目前进展顺利。
　　

采访后记：

　　科研应该怎么做？
　　20年前，邓文礼收到博士后导师白春礼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邓文礼，想想我说的三件事。”至今，邓文礼依然牢记这“三件事”：自信、挑战精神、毅力。
　　早期做爬山虎研究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科研经费不足。最起码的，做实验要买试剂和材料吧。“我的学生去采集爬山虎吸盘样品，但是靠个人的力量，一天根本采不了多少。”邓文礼说，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发动在校学生们去采集，再由他花钱把样品买回来。“采集1克给10块钱，我们靠这法子采集1000克，也就是1万块。”在2008年，1万块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研究经费欠缺了，他就从工资里掏钱垫付，然而多少年过去，那些垫付也只能是垫付。
　　“有条件要做工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把工作做好”，在邓文礼眼中，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第一次见到邓文礼时，记者有幸读到他写的一阕小令：人生变老天不老，年年冬至，今又冬至，团队英才立壮志。一年一度寒风冽，不似盛夏，胜似盛夏，大江南北暴雪下。
　　这是他在2015年冬至日的随笔之作。在他心里，只要能够在感兴趣的问题上不断地挑战，数九寒冬中也能迸发出盛夏的热情。
　　“全世界有那么多厨师，哪怕原材料一样，经过他们各自的做法，出来的也是不同风味的佳肴。”他相信，只要心存“做到更好”的信念，就可以找到更具新意的角度，做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研究。
　　采访当天，邓文礼正准备晚上与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聚餐。其中，参加“中国结”构筑的胡懿，才读到博二就已经发表了5篇文章，马上就要作为联合培养对象去欧洲比利时学习。开展卤键研究的查宝，马上要毕业了，邓文礼正在为他的未来盘算。
　　以项目来培养学生，邓文礼很为学生操心。他总是说自己深受师恩，也要对学生们倾囊相授。尽管自称“工作狂”，邓文礼并不是生活中只看得到工作的人。他习惯思考，喜欢阅读和写作。2013年年底，他撰写的专著《我的科教思考》出版，书中录入了他几十年来在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希望能与更多人分享交流。而现在，他也在琢磨着新书的出版，“是跟诗有关的”，邓文礼说。每每提到他所感兴趣的事情，无论是科研、教学还是写作，他的目光总会变得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