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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兴旺:历尝人生百味 无所求无所畏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5-24

——记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徐兴旺


本刊记者  王 辉


 

    岁月给予徐兴旺的苦难与幸运似是恰如其分,两者谈不上孰轻孰重,但唯有一点值得肯定:在这位豁达的长者眼中,在他的言谈玩笑间,过往的困苦被剥离得只剩边边角角,而那些施以援手、拉他一把的人却是记忆犹新。
    迈进数学领域将近40年,徐兴旺留有一份宽容、亲善给人生境遇,唯独以不变的严苛审视着共形几何、微分方程等分析理论研究,“一是一,二是二,数学面前容不得投机取巧,也不是说转个弯儿就能绕过难题。”他说他喜欢这里边没有模棱两可的严谨,尤其偏爱只此一处的高度逻辑思维。几十年如一日,一间办公室、一台电脑、一块黑板,徐兴旺用科学研究中最简单的工具谋求世界上一串串复杂公式背后的奥秘。

初识少年:一条路该怎样走?


    从一个“浑浑噩噩”的毛头小子到如今蜕变成享誉一方的数学家,徐兴旺依旧保持着惯有的态度——将一切看淡、把名利看开。只不过早年充满涉世未深,将前途抛之脑后的稚气,现在则带有着一份尝尽世间酸甜苦辣的坦然。
    20世纪50年代,徐兴旺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的一户农民家庭。海安,中国研究“组合数学”的鼻祖、清末数学家杨冰的故乡,其东临黄海,南和如皋毗邻,西通泰兴,北与东台市相连。它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市的交界处,是全国闻名的教育之乡、装备制造之乡、建筑之乡然而,在徐兴旺成长的年代,海安还没有今日的发展,处于市与市的交界地,这样的地理位置着实有些尴尬,在管辖范畴的不断争议下,自然很容易就被忽视。
    在徐兴旺的记忆中,上学的日子并不多,反倒背着鱼篓与朋友钓鱼的零碎印象频现。“当时考虑到自身家庭背景等因素,没有想到会有升学的机会,功课学业也就变得无所谓了。”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说是伴随了徐兴旺整个小学阶段。年少贪玩,小学的生活也就没有在徐兴旺的脑海中烙下过多的印记。若一定得说出些什么,从来不去学校,成绩自然而然落下了,他恍惚记起自己的数学成绩常常不及格。小学毕业考试他不出意料地落榜了,在父亲的棍棒威逼之下,徐兴旺不得不返校重读一年。为了争口气,也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以往的顽童开始认真了,而认真的效果立竿见影,他考了班级第一名,获得仅有的几个升学名额。
    从那时起,徐兴旺也道不清为什么,许是天资聪颖,许是比别人多了一点儿勤恳,他的成绩再没有跌出过三甲以外。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荡风波让学生的活动范围已不仅限于课堂。他们一天到晚走街串巷,做社会调查、写报告,学习的是如何修理柴油机,甚至还要去乡下学开手扶拖拉机。日复一日,直至潦草地结束学业,徐兴旺于1975年在田间地头忙活起来。
    十几岁的年纪,瘦条条的少年,挑大粪、割小麦、插秧他担负着和成人肩上一般的重量。好在生产队队长看他过于瘦弱,指派他去养水葫芦,可水葫芦没养好,他又被委任去做通信报告员。那会儿,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加之年少经验不足,徐兴旺似乎总是事事无成。所以在当地中学校长打算聘用他为临时代课教师时,教育局局长满腹疑问:“你要搞清楚,这家伙可什么都不懂。”“懂还是不懂,我比你更清楚。”徐兴旺清晰地记得校长后来开玩笑提到的情形。如果要借用伯乐与千里的典故,那么当时的校长以及徐兴旺曾经的数学老师毫无疑问是赏识他的伯乐。
    执教于中学,教授了一个学期的初二课程后,徐兴旺又被委派接管高二的数学教学工作,这一转折成为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拿着每月13块钱的工资贴补家用,那时的日子虽不富足但过得尚还顺畅,至于考大学,他表示完全是一个被鼓动过后的“赌博”。“我对高考的概念很淡薄,是当时一起教课的同事鼓励我去试一试。我心想着如果考不上也就没资格再回来教学,于是便下了大决心去博一次。”
    1977年,是被历史铭记的一年。在那一年,困扰中国人民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重要决定。同年12月,570万名来自全国各地身份迥异、年龄参差的考生步入考场。徐兴旺作为当年的考生未曾唏嘘不已,他印象最深的倒是自己第一次做了甩手掌柜的“清闲”。把高考报名和志愿填报全权交由同事代劳,他一门心思埋头在考试的复习中,这么说来能与南京大学结缘,能与计算数学结缘,于徐兴旺本人而言实为掺杂了人为因素。

踏上征途:日渐与数理为伍


    籍着数学研究的因由,若把徐兴旺的人生比作一个圆,那这个圆的圆心便是数学,而伴随着时间的推演从圆周至圆心有一条射线渐渐凸显,在这条延展线上有计算机软件的学习,有对几何分析的理解,有梯度流方程的应用,有对偏微分方程的贡献......
    每一处经历是一小步,每一项研究是一大步。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实属不易,徐兴旺想要踏入南京大学的校门亦不简单。当得知儿子考上大学,徐兴旺的父亲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已经模糊,但目的无非是打消他读书的念头。像徐兴旺所言“成长的道路应该感谢太多人的帮助”,正如当得知他可能弃学的消息后,那时的校长协同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次次登门做思想工作,也正是得益于两人的苦心劝说,徐兴旺才最终有机会走出乡村去扭转命运的轮盘。
     1978年初入南京大学,操着一口海安话的徐兴旺一边学习计算机软件,一边纠正自己的口音。两年之后,适值南京大学对计算机与数学展开明确的系别划分,徐兴旺转至数学系从事计算数学研究,可谓向数学领域跨进了一大步。随后,攻读本校硕士、留校任职讲师,他用5年的时间奠定下深厚的数学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留学深造流行于坊间,知识分子中悄然掀起一股出国热潮。徐兴旺有幸获得了学校公派出国的机会,于1986年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专攻数学,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等他再次踏上故土时已是30年后。
    第一次离开祖国,徐兴旺直言语言是最大的障碍。“没有办法沟通交流,另外还需要自己负担房租和生活开销,吃饭也成了一个难题。”为了能够节省生活开支,他课余时间到学校食堂打工,用每天两个小时的劳动换得一餐温饱。“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夜里下大雨,我送外卖在乡下迷了路,四下漆黑而且路又狭又窄,几经周折才找了回来。”独在异乡,诸如此类的无助感没有击垮徐兴旺,而是催生了他研究的动力,建立起强大的自我执行力。
    徐兴旺的幸运在于他会被时间眷顾,每个人生阶段都或多或少有人向他伸出援手。1991年12月,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记忆中,那是新加坡刚刚对国人开放不久,徐兴旺是拿到教学职务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人之一。在新加坡的那些年,从讲师至教授,由教学到科研,他表示整个过程循序渐进,各方面皆有不错的斩获。只不过忆起初登海外的三尺讲台,徐兴旺调侃起曾经胆怯的自己。“怯场的毛病是自小养成的。小时候在众人面前讲话10分钟就满身是汗,只差瘫痪在台上,可想而知要全英文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状态大概好不到哪去。”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从系主任的听课反馈中,徐兴旺得以有更加明确的认知:美式英语是优势,而有待系统训练的是讲话流畅度。不仅如此,在长期的交流探讨中,受益于前辈经验及对政策走向的深度把握,徐兴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推进形式成为他考评教授成功的重要缘由。人才教育层面,他将2007年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提出的猜想扩展,带领博士生研究了数量场—爱因斯坦方程(Einstein)解的存在性和多解性质。而作为发展团队的领导力量,他先后主持负责了多项新加坡科研项目,提出一系列建设性、创造性观点并给出相关论证。
    尽管几何学历史悠久且成果辉煌,但它也在时间的演进中进行着不断的自我更新。稍有留心的人不难发现,近几十年来几何分析大行其道,在新近变革后初露锋芒。简单来说,几何分析的最终目标是发挥数学分析(微积分的高等形式)的威力来认识几何现象,换言之是利用几何特有的直觉助推理论分析的发展。“几何分析数学的难点在于有些东西是无法控制的,我通常会用爬山来形容这件事情。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类似球体的阻碍,这时候要怎样爬、向哪爬就成为研究者该思考的问题。传统的做法之一是将球切割、挖掉,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做手术’,手术做完自然可以继续走了。”
    在新加坡的十几年时间,徐兴旺教学之余的大部分精力都付诸解决上述球体的障碍问题。一般而言业内熟知的预定曲率方程,不管是二维还是高维的数量曲率,最难处理的是其基本空间的球面刻画问题。徐兴旺为此同Paul Yang合作,提出一种充分条件,保证了在预定高斯曲率是球对称的情形下解的存在。该条件后被研究学者证明为必要的,故而著名的Nirenberg问题也有望获取一条解决当前困局的崭新思路。“许多专家相信,我们的研究可能为问题的可解性提供了一种充要条件,这也是目前许多著名数学家认真研究我们文章的原因。”
    除此之外,针对一类高阶共形不变的椭圆方程,徐兴旺提供了一种极值原理。“通常人们都认为,高阶椭圆方程不存在极值原理,巧合的是在某种具体情形下,该类方程的确有极值原理。”极值原理的提出为一类方程解的划归带来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工具,也为该类方程的后续演化积累下具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在极值原理的基础之上,徐兴旺首先采用四阶方程进行试验,随后与合作者一同将其推广至所有偶数阶方程。反复论证试验结果的同时,过程中他多次运用的先进性方法得到国际数学权威的多方认证,并且在过去的10余年中,该方法被广泛使用,引用次数超过100次。基于同样的充分条件,徐兴旺再次将二阶高斯曲率方程解的存在性推广至高维高阶Q-曲率方程,为分析几何领域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只盼归途:有中国人的地方才是家


    月是故乡圆,水是家乡甜。于徐兴旺而言,漂泊在外越久,归心越是迫切。早在2008年,他便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只不过磕磕绊绊真正的归期竟晚了8年。
    人虽未回来,但徐兴旺近几年一直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研究,热心支持着母校发展并积极服务于人才培养工作。早年间为表彰其突出贡献,南京大学特聘他为思源教授,而他也不负所望与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引进了负能量流的方法去研究预定数量曲率在高维的情形,将已有的结果推广到最佳可能,使其几何分析范围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
    2016年,在“千人计划”的牵引下,徐兴旺如愿以偿回到祖国怀抱,任职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面对国外院校的极力挽留,他没有开出任何条件,坦诚相告:“在我这个年纪,任何诱惑都失去了吸引力,回来,回到有中国人的地方才是家。”落叶归根,年近花甲的徐兴旺还在谋划着为国家兴旺、学科建设、人才教育出把力。
    他指出,数学作为各学科研究的基础,是推进科学发展的最大能动力之一。“文科也好,经济金融也好,以及现在火热的自动化研究实际上均离不开基础数学的支撑,各类技术研究也都贯穿了一定的数理知识。”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基础数学的现实意义在将来,而并非眼下。一项新的数学理论的建立往往在几十年,甚至百年之后才能看它产生的价值效益。徐兴旺说:“你要问我数学有什么用,我告诉你现在它没有任何用。但再过20年,甚至更长久,研究数学与否的差距就能明显显现出来。”
    无可厚非,此类基础研究的严重产能滞后性给科研传承带来严峻的现实挑战,徐兴旺也专门对此表达了他凝重的思虑。“一方面肯学数学的人少,生源是一大问题;另一方面国内的学术环境、学生综合素质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他看来,当下的社会诱惑太多,真正能学懂数学、下功夫钻研的人越来越少,况且数学研究不同于其他门类,想要真正做出成果格外不易。“有时候3年、5年可能也拿不出一篇文章,而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5年不出成绩面临的又会是生活、研究衍生出的多方面问题。”即便深谙于此,徐兴旺也只能尽自身的绵薄之力,为人才、学科的发展寻求尽可能多的机遇。
    谈人才、讲发展,徐兴旺脸上的笑容少了,言辞、语调间传递的则是更多的慎重。“实事求是地讲,我自己的能力水平有限,所以说对于好学生、好生源,我尽可能将他们推向更广阔的平台。我不喜欢学生留在身边,所谓‘近亲繁殖’,根据我的经验很难有学生可以超越自己的导师。”徐兴旺认为,既然从事科学研究就切莫做井底之蛙,必要的“出去”开扩眼界充实提升自己,去看看世界前沿有什么、在研究什么,对科研工作的发展大有裨益。他表示,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并不是代表着他们具有极高的知识储备,对于任何工作岗位而言,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人作为个体独立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分析能力,而各种能力的锻炼与提升蕴涵的则是时间和经验的磨砺。
    “从我接触的学生来看,大部分人总是认为自己不足以去好的学校,去高质量的学校,这种自信心缺失的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在回国这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徐兴旺慢慢养成了爱操心的习惯。每一个向他咨询留学事项、请他帮忙写推荐信的学生总免不了被一顿盘问。要去哪?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将来打算做什么他一问就是一两个小时,非得让学生把问题都想清楚才罢休。他说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学生该有的责任,他说有些学校去了不如不去,有些学生现阶段去了等于白去,他不想让他们耗费不必要的时间、财力。
    立足于自身研究,徐兴旺即便当下遭遇瓶颈期,也总是不慌不忙、徐徐图之。在他的认知中,科研探索要打的是持久战,而他自己秉承着精益求精的原则,“要么不做,要么做好”。他说自己是不加班的人,但大脑的思考不会间断,在学校、在自家小区,散步的时间,说不清脑子里在进行着怎样的盘算。而今广泛地阅读,像海绵一样吸纳新的想法,变换思考的出发点,徐兴旺正等待着某一天研究灵感的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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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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