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

　　
前言：
　　21世纪中国经济和能源发展的状况提醒我们，中国能源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本文首先从唯物认识论和辩证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正确的哲学观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义，以及产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问题的哲学根源，着重强调“快也是双刃剑”；接着提出以五个维度的“科学发展指数”体系取代“唯GDP论”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建议，并提出，目前中国能源发展阶段的战略机遇期应理解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期”；最后提出中国能源长远发展的“三个阶段、百年图景”的思想，以利于中国能源战略和政策的稳定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增长过快，10年增长2.2倍。201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约10%，但消耗了世界年能耗总量的约20%，即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单位GDP能耗适度偏高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继续增长，应该以较低的能源弹性系数来支撑这个增长，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同时，化石能源的消耗也带来了较多的环境问题。2011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91个国家的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国是倒数第15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到世界年排放总量的25%，人均排放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逼近了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这些情况提醒我们：中国能源的发展需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本文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对中国的经济和能源发展提出几点思考。
　　
一、从哲学角度看发展“元命题”
　　
　　“发展”是一个既涉及自然界，又涉及人类社会，而且跨越了广阔时空的深刻而复杂的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哲学正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科学。所以，对于发展问题，对于能源发展的速度、方向，对这些“元命题”的思考与实践，需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从认识论的角度，可得出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要客观认识物质世界，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地球虽提供了我们发展的空间，但也有所制约，环境是有容量的、有极限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第二，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得不断地适应它，深化改革是必然的。
　　第三，要秉持唯物主义，按国情办事。我们的国情就是人口多，水、土地和矿产能源等人均量少，不可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需要精心设计现代化道路。
　　从方法论角度看，发展是“度”的哲学，对快、慢、质、量、当前、长远都要有辩证的把握，哪一方面走过头了，都会片面、无度。中国有不止一次的经验教训是坏在违反规律上，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
　　当前有个现象，好像中国GDP只有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人们才觉得是“高增长”，稍微低一些，就说经济下滑了。殊不知，GDP增长的比例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函数，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经济发展一开始肯定是低端起步，底数小，增长快，逐步从低端到高端，从粗放到创新。比如，现在哪怕5%的增速，相比2000年的10%，其绝对量要大很多，因为经济总量的基数大了，因此，老是用百分数来标志快慢，实际上本身就不是很科学。GDP增长有一个规律性，就是符合曲线形态，先是上升得很陡，接着进入中速增长，最后趋于低速。
　　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有“好大喜功”的因素。如果只讲快，只讲量，只讲当前，这样容易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稳中求进”才是正确方针。可有的地方还在比赛GDP的增速，似乎越快越好。其实，快也是“双刃剑”，这是发展的辩证法。发展快的好处容易理解，发展过快会有哪些不好的后果呢？发展过快，至少导致八个“跟不上”：
　　第一个“跟不上”是科学技术跟不上。以中国主要能源——煤炭为例，现在煤炭界为什么提出“科学产能”的概念？根据国内几个大的产煤基地的实际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能保证生态、环境不破坏，少死人，不浪费地生产，其产能可定义为“科学产能”。目前中国的科学产能总量就是十几亿吨。2010年中国工程院在作中长期能源战略研究的时候，所有参加煤炭课题的专家一致地提出“科学产能”这个概念。该研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进步，科学产能会提高，到2030年可以达到34～38亿吨[1]30。而中国现在每年生产的30多亿吨原煤，有一半属于不科学的产能。我们却不得不容忍相当数量的非科学产能，因为发展太快了。矿难频发，本质上就是突破了科学产能的结果。
　　第二个和第三个“跟不上”是标准跟不上、监管跟不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这是当前中国主要的发展特征或者主要的经济增长点），盖房子、修公路、修铁路等都涉及标准，比如节能标准。需要关注的是，标准制定得够不够、标准管不管用、是否有严格监管。现在中国每年盖的楼房，有多少符合节能、低碳的要求？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有消息称，现在盖的房子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一些高速公路，从通行以后就不断地在修，其中巨大的投入和浪费，难以计算；高铁要实现真正的安全，建设的标准、通信和信号的标准都要严格地制定、监管和执行。
　　第四个“跟不上”是安全管理跟不上。这除了会引发重大安全事故之外，还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五个“跟不上”是配套措施和平衡发展措施跟不上。如城市“地上”与“地下”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地面上“水泥森林”拔地而起，但雨水一来，地铁站成了“积水潭”。城市地下的防洪排涝工程需要统一设计。但目前的情况却是，每一个开发商设计建筑工程，只管自己所处的地块。另外，城市往前发展了，如何让乡村不被远远地甩在后头？如何做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还有东部和西部的平衡协调发展，这都是重大问题。
　　第六个“跟不上”是生态环境修复跟不上。过快的发展超出了环境容量的承受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中国2011年的GDP是四十几万亿，按环保专家的数据，环境损失达2.5万亿。这说明，GDP增速的比例里，有很大一块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第七个“跟不上”是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了，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没有同步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效果不像发展GDP那样立竿见影，所以更容易被回避。为什么近年来民生问题愈加突出，这里有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进而诉求增加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社会问题解决上的延宕。
　　第八个“跟不上”是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遥遥领先，尤其第二产业当中的高耗能产业增速居高不下。而耗能产业的发展则是由基本建设带动的，这里面存在一个“带动”与“推动”间的循环问题。第三产业比例上不去，而它是惠民的，是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的，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尤其要加强第三产业。一位经济学家指出，第三产业增长7%，就能够吸纳第二产业需要增长10%才能吸纳的就业人数。可是有些地方的发展观念未必是这样理性的。第三产业做得再好，也不像政绩工程那样，没有那么显眼的表现度。
　　由以上八个“跟不上”，就不难解读中共中央指出的“三不”的根源：
　　1）“不平衡、不协调”：直接源于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对发展内涵各方面的科学把握。
　　2）“不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五个初级生产力要素（消耗资源、牺牲环境、投资拉动、引进技术和廉价劳力）。靠这五个要素，经济快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的，但显然不可长期持续。
　　
二、以“科学发展指数”取代“唯GDP论”
　　
　　现在人们对GDP增长过度关注，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科学性理解不深，归根到底还是源于缺乏哲学指导下的科学设计。这个科学设计如何体现？就是制定一个“科学发展指数”体系，以引导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下，这个指数体系应该是多维的，应包括经济质量、社会建设、民生改善状况、生态环境、科技发展等五个维度，不仅引导发展的数量，更要引导发展的质量。以此进行政绩考核，就会带来比较良性的、平衡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使政府部门把注意力放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上。制定这个指数体系，将使科学发展观具体化和可操作。
　　其实，GDP只是联合国公布的衡量社会发展的上百个指标中的一个。有专家指出，低效、浪费、管理不良的部门，反而容易创造比较高的GDP。为什么呢？比如一条马路，今天修了，明天拆了，后天再修了，全都算进了GDP。这样的GDP，既不惠民，也不利国。
　　对2012年国家定下的7.5%的GDP增速目标，有人理解为中国从此告别高增长。是否GDP保持两位数才是高增长？GDP的发展曲线是随时间变化而趋平的，不可能一直陡峭，7.5%这个数值本身已经够高了。GDP增速的逐渐变化规律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普遍理解。
　　中国有些地方不仅还在比赛GDP增速，而且伴随着高的能源消费增长。我国正处在人均GDP5000美元的阶段，按“十八大”提出的目标，2020年要达到人均GDP约10000美元的水平。在近10年内，中国能源消费的合理增长空间该是多少呢？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同样从人均GDP50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人均能耗增长都不多（美国、加拿大、德国约为12%，法国为3%，英国、日本增长甚微[2]），值得认真分析研究。在“十八大”预定的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加石油仍将占五分之四以上，能源消费的高增长必将是碳排放的高增长。只有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效、促进节能和技术进步，才能使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且不至于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
　　我们经常说要用好“战略机遇期”，但这究竟是“高GDP机遇期”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期”？我认为是后者。世界已开始了一轮“绿色、低碳发展，走向生态文明的竞赛”，如果我们再不转变发展方式，错过10年、20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会更尖锐，就要付出更多的不可挽回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三、认清“百年图景”有利于能源战略稳定
　　
　　中国发展能源要讲认识论，要清醒认识中国能源发展的几个基本点：
　　第一，要认清家底。我们的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但是煤炭的储采比约是40，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00多。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要看懂人均量。我们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能源、其他矿产资源、淡水、耕地等，都存在一个很严峻的国情——人均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
　　第三，要看到能源结构的天然不良。中国能源以煤炭为主，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大多是以石油、天然气为主，我们的能源密度低、污染排放和碳排放水平高。
　　第四，环境的脆弱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真正可用的地方多在东部，很大一部分国土是山地、荒漠，环境自我修复能力弱。
　　第五，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时空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18、19世纪美国、英国进行现代化那个时候了。在目前的全球能源格局下，我们的人均能耗提升空间有限。相较于2011年欧洲、日本的人均能耗水平，我们不过相差一倍（图1）。何况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中国应比他们更节能才对。
　　从辩证的观点看，可得出下面五个结论：
　　第一，中国只能以人均能耗显著低于美国的水平，来实现现代化。美国有3亿人口，约为全世界的4.5%，却每年消耗全世界近20%的能源。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4倍，如果人均能耗与美国一样，就要消耗世界90%的能源。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国的能源消耗水平看齐，人类需要四个地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我们有些部门在做规划时，往往说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与美国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这种把美国当标杆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地球没有给我们那么多可能性。在现在这个时空环境，我们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要坚定“科学产能”的观念，尽量减少非科学产能，不能无度地、粗放地向大自然索取。
　　第三，必须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以科学供给来满足合理需求。所谓“合理需求”，就是在提高效率和节约基础上的能源消费。这个“合理需求”如何判断？高耗能产业的合理发展空间还有多少？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生铁、钢材和水泥产量，目前均占全球产量的50%～60%，应认识到其已趋于饱和（图2）。
　　我们也可以把“合理需求”简单地定义为避免浪费的需求，或者以人为本的需求。攀比建造“摩天大楼”，就是应该抑制的不合理“政绩需求”。现在能源需求还在增加，同时污染、碳排放也在增长。如果走绿色低碳的道路，使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逐步提高，就可以做到虽然能源消费有所上扬，但是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往下走，在他们之间“解耦”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产业结构必须调整。高耗能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其增长已逼近顶端，不能长期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点，就算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当前也要摒弃这种认识，西部的后发优势恰恰是不要重复粗放的老路。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着力点，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
　　第五，从哲学的方法论出发，应该有长远的目标来指导当前的经济发展。对中国能源的发展战略，可以构想“三个阶段、百年图景”。目前中国能源结构处在以化石能源为主（占90%以上）的第一阶段；如果以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超过10%作为进入多元能源结构的标志，则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进入多元能源结构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非化石能源为主（占90%以上）的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可能会持续约百年。至2050年左右，煤炭还会占35%～40%，其次是石油，但是可再生能源、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加起来会占到50%左右（图3），而且比例会越来越高。这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是必然的。如果从战略上把这个长远的发展前景看清楚，对能源政策或者方针的把握，就可以增加很多确定性。
　　对能源发展三个阶段的认知不够清晰，会导致能源政策和战略的摇摆和起伏。比如：福岛核事故之后，核电发展进入低潮，很多人认为能源发展方向要转向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了。随着页岩气的大量发现，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天然气足以支撑人类的能源需求，在可再生能源上不必多投入了。其实，评估下资源量和开发条件就会知道，开发包括页岩气在内的天然气应是一个战略方向，应提高它在中国一次能源中的比例，使其成为中国低碳能源的支柱之一。但定量分析表明，天然气（包括各类非常规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目前的3%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是有可能的，但之后的增长空间有限。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产业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竞争和排斥关系，都应积极发展。中国有这么大的能源需求，发展清洁能源等替代能源是重要的解决路径。
　　百年远虑，能源消费最后的归宿是非化石能源。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我们就会有稳定的战略，积极地推动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的发展，大力推进节能措施，同时努力让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走向高效、洁净。
　　
参考文献：
　　[1]中国工程院.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The World Bank. Word Data Bank(1961-2010) [DB/OL]. [2012-12]. http://data.worldbank.org.
　　[3]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50-356
　　[4]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er,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12[R]. Washington, DC: USGS, 2012.
　　[5]World Steel Association. 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2[R]. Brussels: Economics Committee. 2012.
　　
　　
作者简介：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应用物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是我国新型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主持研究、制定了符合国情的目标、重点与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2001年后任863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近年来参与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起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