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潘卫庆

　　□　胡 敬
　　
　　
　

　　
　　2018年7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3名个人记功。其中一位就是原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热带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潘卫庆，他同时也是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短短的一条消息并没有讲述潘卫庆记功的原由，但熟知他的人却深知，这些年来，他在生与死的边界坚持科研的种种艰辛与坚韧。2012年，潘卫庆不幸被查出罹患肺癌，2016年又出现脑转移。历经两次重大手术，生命随时面临危险，但他却将生死放置一旁，在术后只争朝夕地忘我工作。余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全部献给科研，对潘卫庆来说，“尽忠于国”4个字是支撑他呕心科研的力量，更是他直面生死后，对生命含义最深刻的领悟。
　　

学成是为了尽忠于国

　　寄生虫病是一类与贫穷相关的疾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寄生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感染率明显减少，但血吸虫病、疟疾及包虫病仍然危害严重。寄生虫病在我国是流行广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据潘卫庆介绍，在他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一些农村和高流行区，人群寄生虫的感染率可达90%以上，一些大城市的感染率也在40%～50%左右。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分子遗传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以重组DNA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及遗传工程均是当时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主角，并不断深入到各个学科，促进各学科的发展。从参加工作起，潘卫庆就从事寄生虫学的研究工作。一些新兴学科的兴起无不对这门古老学科产生巨大冲击。而潘卫庆早早地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当初报考该专业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把新技术、新知识运用到古老的寄生虫病研究中，使古老学科的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潘卫庆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他的学位论文课题均是以寄生虫作为研究对象。
　　1993年，潘卫庆在第二军医大学分子遗传学专业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读硕士期间，他的出类拔萃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学位论文发表在了《中国科学》上，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国内的“顶级杂志”了。1992年，他还获得学校2000元奖励，以鼓励其发表高水平论文。同时，在这期间，他还获得了第二军医大学李瑞麟奖。
　　1993年，潘卫庆作为访问学者远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学习。当时他在德国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完成了当时最长的人工合成基因，在国外完全有机会发展。德方学校开出8.5万马克（约6万美元）的年薪，在那个时候已是不折不扣的高薪。但潘卫庆并没有为之所动，让“祖国寄生虫病研究焕发新的活力”的初心，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学成之后，尽快把在国外取得的成果引入国内，服务祖国。
　　当时，中国驻德国使馆获悉此事，在写给国家教委的《关于潘卫庆博士回国工作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道：“潘卫庆博士在德工作条件很好，收入甚高，工作非常出色，但他已决定今年（1996年）10月回国工作，用他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争光，是很值得赞扬的。”
　　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待遇，顾不上已在德国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回国后要面临留级的压力，潘卫庆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国家的科研事业中，回到自己的母校第二军医大学继续效力。
　　回国开展工作之初，潘卫庆碰到了不少困难：场地、设备不足，人手缺乏，课题任务繁重，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但他都一一克服了。面对科研条件不足的难题，他带回了一个4.2万美元的世界卫生组织专项基金项目，在国内开展研究，而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这也为其在国内顺利展开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被他称为回国开展科研工作的“第一桶金”。紧随其后，原“863”计划、“九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接踵而来，潘卫庆的科研之路才逐渐转入正轨。
　　如今，他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热带病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银星”获得者、原“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优秀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多达30余项，包括国外科研基金项目10项，国内项目有原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原国家“863”计划项目等。
　　同时他目前还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传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寄生虫学学会荣誉理事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热带医学》杂志副主编。他还以通讯作者身份在Cell host & microbe、PNAS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主编专著《分子寄生虫学》、《军事热带传染病学》、《寄生虫生物学研究与应用》和国家规划教材《病原生物学—医学寄生虫学》。此外，他还担任或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基因合成与表达合作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和同济大学传染病与疫苗研究所所长。
　　这些成果是潘卫庆回国以来交出的答卷，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回国时的承诺：把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国家和军队国防卫生事业做贡献。
　　

让古老学科焕发异彩

　　从国内到国外，再回到祖国，脚下的路无论走了多远，潘卫庆的科研都始终没有离开过寄生虫病。对于研究工作，潘卫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他给自己作了详细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头20年，这一阶段潘卫庆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研制寄生虫病疫苗。与细菌和病毒性传染病不同，迄今全球尚无可应用的寄生虫病疫苗。寄生虫病疫苗的主要难点是，寄生虫是真核生物病原体，其基因组和蛋白质组复杂，与人体相互作用也很复杂，这类病原体很“狡猾”，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很强。因此，攻克这类病原体的疫苗成了全球性难题。对此，潘卫庆实验室早期就瞄准了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建立了针对寄生虫这种特殊病原体的疫苗研发体系，建立了疫苗研发的实验室—临床前—临床研究的集成技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和合作，使该技术的标准和参数与国际接轨。从1998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实质性全程参与了该技术建立，包括资金的投入（先后共投入了近10个专项基金项目）和技术指导和支持等。该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我国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寄生虫病疫苗，即PfCP-2.9疟疾疫苗，并得到了比尔盖茨基金会220万美元的支持，成为国外资金投入我国研发项目的一个典范。该疫苗研发技术还荣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尽管该寄生虫病疫苗离成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的工作为寄生虫病疫苗的最后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潘卫庆欣慰地说道。
　　开展传染病诊断、溯源技术研发的工作，是潘卫庆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血吸虫病是一种仍流行于我国多个省区的古老疾病，但迄今血吸虫病诊断的“金标准”方法仍然是古老落后的粪检方法，此法诊断敏感性严重不足。而创新血吸虫病诊断技术，则是该病防控中的重大技术需求。在原“973”计划项目支持下，潘卫庆团队从全基因组水平筛选到唯一一个极具诊断价值的蛋白（定名为SjSP-13），可想而知，其难度犹如大海捞针。他们创新的方法诊断敏感性比传统方法提高了6倍。该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并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此外，国内的《科技日报》及《中国科学版》均于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成果，《光明日报》、新华社和英国路透社等主流媒体亦进行了广泛报道。
　　从事疾病致病机制的研究，是潘卫庆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血吸虫感染引起的主要病变是肝纤维化和继而发生的肝硬化。潘卫庆团队关注的科学问题是：血吸虫感染后宿主表达改变的非编码RNA在致纤维化方面的作用及机制；血吸虫自身的非编码RNA通过跨物种调控，在血吸虫致病方面的作用。围绕这些科学问题，团队近年来陆续阐明了一些重要的与致病相关的科学问题，如阐明宿主miRNA-21、miRNA-96通过靶向SMAD7调控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相关论文以通讯作者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Hepatology上，并得到了积极正面评价，其他成果也以通讯作者相继发表在PNAS、Ebiomedicine、PLOS Pathogens等国际著名杂志。此外，潘卫庆团队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血吸虫非编码RNA能跨物种直接调控宿主的肝纤维化，这一全新的致病机制，一方面拓展了对血吸虫病传统致病机制的认识，为这种疾病防治提供干预的靶标；另一方面，这一新的机制对其他传染病致病机制的研究及其干预提供了新视角。在疟疾致病机制方面，潘卫庆团队发现了恶性疟原虫重要致病基因（Var基因）表达调控元件，相关论文以通讯作者发表在Cell杂志子刊Cell host & microb上，该杂志还发表了针对该重要发现的评述文章。
　　

为科研矢志不渝

　　除了科研工作者这层身份，潘卫庆还是一名有着40多年军龄的老兵，他在基层连队当过战士，在军校上过学，后又在军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军校是潘卫庆成长和工作的地方，他说：“我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军校这个平台。这里是能催人奋进的地方。”
　　作为军人，多为军队科研做贡献、出成果是潘卫庆履职的目标。在军校工作期间，他承担过军队各级别的科研任务，也多次代表我国军队出国执行任务，包括参加国际军事学术交流和军事会议等，为军队国际交流赢得了声誉。通过努力，潘卫庆团队在我国军队中成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然而作为军人，潘卫庆在个人生活上也必然有诸多割舍，其中最让他心痛的就是“自古忠孝难两全”。2016年的一天，潘卫庆接到通知，要赴美国执行任务。但就在同一天，他却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由于计划早已确定，如果潘卫庆缺席，将影响到此次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潘卫庆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没能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毅然随军队代表团出行，并出色完成了任务。但熟悉潘卫庆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孝子，这件事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憾事。每当往事重提，对过去的选择他却总是咽下苦痛，坚定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履行了一个军人的职责，做了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事。”
　　今年年初，因其在疟疾、血吸虫病等重大寄生虫病防治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潘卫庆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相关科研成果成功解决了一些寄生虫病防控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创新建立了寄生虫病防治技术的研发技术平台，其创新技术为寄生虫病这一古老疾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价值。这是潘卫庆科研历程中最华美的一章，也是寄生虫病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但谁也想不到，这项成绩，竟是潘卫庆在与癌症病魔多年的抗争中完成的。1957年出生的潘卫庆，2012年被查出患有肺癌，刚过知天命之年，病魔对他又是几番次强袭，4年后出现了脑转移。按医疗常规，脑部手术后需要全脑放疗以预防复发，但这会影响认知功能。想到在研的3个国家和军队的重点科研项目，想到尚未完成学业的学生，潘卫庆深感时不我待，毅然选择放弃全脑放疗。为科研，他敢于拿生命做赌注。
　　因为靶向药物治疗具有强烈的副作用，潘卫庆每日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全身的皮疹奇痒无比，有时彻夜难眠，还有长年的腹泻、甲沟炎等。但为了计划任务的扎实推进，他以顽强的毅力焚膏继晷，以重病之躯攻坚克难，最终圆满完成了各项计划任务。
　　历经两次大手术，生命随时都有危险，但潘卫庆却完全顾不上这些，他只想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便爆发了异乎寻常的学术能量，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
　　科研注定是一条辛苦的路，而在潘卫庆的科研道路上，似乎多了更多的艰辛和不幸，但他始终笑对，并用惊人的毅力、执着战胜困难，对抗病魔。为科研矢志不渝，只争朝夕，置生死于外，40余载的科研路，在潘卫庆身上，人们能看到一个科研人百折不挠的执着求索，更能看到一名军人坚毅无畏的铁血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