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增让

　　□　杨 娇

　　
　　
　　人是大自然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一分子，一方面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栖身之所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人又能动地改造和深刻影响着自然，人地关系和谐与否主要取决于人，取决于资源利用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技术管理水平。因此，开展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研究是促进人地和谐发展的重要领域。
　　青藏高原面积25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5000米，号称“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北半球气候调节器”“亚洲水塔”，这里高寒缺氧、气候条件严酷，大多数地方不宜人类长期居住。但却是地学、生物学、气候学等多学科的理想天然实验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留下了几代科研人的足迹。追随着前辈的步伐，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副研究员徐增让，就在“世界屋脊”的这片热土上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逐步走上资源生态研究之路

　　本科以及研究生阶段，徐增让就读于西北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大学实习期间，徐增让第一次看到了堪称浩瀚的青海湖和广袤的湖周草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草原、牛羊、牧人，第一次住帐篷、品尝酥油茶、吃藏粑，被大草原景观所吸引，对干草原、草甸、盐湖、沙漠化等教科书上的名词内涵有了感性认识。
　　2004年，徐增让前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资源生态学，涉及自然资源利用及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这一方向一直延续至今。
　　“在自然资源里边，一类是具有直接经济价值，如煤炭、森林等，可以用其来发展相关的煤炭产业、森工产业等。而对于野生动物等资源来说，目前并不具备直接的经济价值，但其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遗传、生态以及文化价值，它们的存亡，关乎生物链的完整、生态系统的平衡、遗传资源的延续等。”徐增让说。在研究中，他始终从资源利用过程和生态系统影响着手，探索高效、环境友好的资源利用途径。
　　长期以来，煤炭是我国的主导能源。2005年前后，我国仍处于自然资源粗放型开采利用阶段，资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山西、河北、贵州等煤炭生产大省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诅咒”等问题。煤炭生产和消费区域分离，区域间流量大，开采、运输、加工、消费诸环节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影响。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徐增让从资源流动的角度，对中国煤炭资源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依托“中国资源流动的过程、效应及调控”项目。徐增让和团队成员评估了典型省区的煤炭开发利用在地面沉降、水体污染、温室气体及颗粒物排放等方面的环境影响，首次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构建了煤炭区域流动的横向生态补偿方案。徐增让说：“我国能源原材料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剪刀差长期存在，煤炭价格偏低没有完全涵盖生产成本，更不用说环境治理成本了，煤炭输出得越多，环境治理欠账就越大，煤炭的区域产消系统难以为继。”针对于此，他提出要构建资源流动横向补偿机制，通过煤炭消费区对生产区的转移支付，以内化产煤区开采环节的环境治理成本。
　　

在世界屋脊开展特色资源利用及人地协同研究

　　在资源流动方向研究中前行多年，徐增让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更加聚焦，更有针对性。2010年前后，徐增让便开始领导团队在青藏高原，开展高寒生态脆弱区特色资源利用及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实证研究。
　　青藏高原冻土广布，植被多为天然草原，是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多年在这里进行调研工作，徐增让对当地的地理生态、风土人情等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据他介绍：西藏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十分贫乏，当地居民历来将畜粪作为主要生活能源，畜粪燃用已深深融入了牧民生活及藏族文化。
　　但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燃烧牛粪可能造成生态风险。天然草场存在一个草料—家畜—畜粪—土壤—草料的物质循环过程。若将大多数畜粪燃烧，可能会影响土壤的养分补充，进而影响草地物质循环过程。依托“藏北牧区畜粪能源利用对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项目，徐增让团队开展了畜粪燃用对草地碳循环的影响研究。
　　通过调研，他们发现：藏北牧区60%～80%牦牛粪被捡拾燃烧，长期、大量地把畜粪移出草地生态系统致使土壤碳汇、草地初级生产力下降；与自然降解相比，畜粪燃用加速了碳排放，削弱了生态系统固碳功能。据此，他们建议藏北高原要扬长避短，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畜粪等传统生物质；减少畜粪燃用、增加畜粪还田，促进草地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生产。相关成果作为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杂志2013年封面文章进行报道。
　　如今，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发展到以国家公园为主阶段，但各类保护地及周边的自然保护与区域发展，包括资源利用、产业发展、聚落演变等人类活动与野生动物及生态系统的矛盾仍很尖锐。羌塘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代表，是野生有蹄类和多种大型食肉动物的天堂。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生态文明科技贡献核算理论、技术体系与应用示范”项目，徐增让团队对羌塘高原的自然资源保护与人地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中，他们发现人类活动影响由保护区外向保护区内渗透，人类活动导致野生动物生境及迁徙活动受到影响，同时野生动物肇事增多，人类生存面临挑战。为推动人兽和谐相处，他们提出人与野生动物适度分离、野生动物资源适度利用、特色产业适度发展等建议。相关咨询报告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用，并对地方的生态移民、草场围栏调整等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依托“藏北高原游牧民定居引起的畜群行为变化及资源环境效应研究”项目开展了相关研究。部分成果已被《西藏高原环境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等引用。
　　

不畏艰难的科研前行之路

　　常年在西藏等高海拔地区做科研考察工作，在常人看来是一件苦差事，但徐增让一直很享受自己的工作状态。至今，徐增让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时的兴奋，以及跃马驰骋的豪情。
　　然而，科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青藏高原的科研过程中，徐增让团队也曾遇到过诸多困难。尤其是在野外调研中，高寒缺氧使得团队成员都不同程度有“高原反应”。许多时候，一天要赶两三百公里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陷车迷路都是家常便饭。在他看来，以往经历的困难都成了如今的美好回忆。
　　资源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本土学科。在研究生培养上，除了每年带领研究生进行野外调研，提高他们的调查、实验能力外，徐增让还十分注重选题中的问题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他要求学生认真梳理文献，把握学科发展前沿，掌握必要的研究方法和模型，积累研究素材与数据，做有价值的科研；通过历练，成为一名有看法、有想法、有办法的科研人。
　　青藏高原的资源利用与人地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监测动态、预测趋势、预警调控等还有很多探索空间。今后，徐增让将在放牧生态学理论指导下，采用基于多重定位系统的动物示踪技术，结合高分遥感、无人机航测等搭建放牧畜群行为动态监测平台，实现放牧系统关键数据实时获取，多源数据集成分析，支撑智能畜牧业持续发展。在这里，徐增让的科研工作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