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发布时间:2019-05-24
——盘点近现代杰出的女性科学家
编者按:
国际劳动妇女节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或“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在女性权利日益被关注的今天,女性工作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露才能,以毫不逊色于男性的卓越成就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一直以来,科学研究是一个公认的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女性科学家在该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特别是,随着中国科研环境不断改善和提高,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越发活跃。
尽管女性相对男性来说容易精力分散,但关注细节也是女性科研人员的一大优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就曾表示:“我们正生活在不断创新的科技时代,解决面临的问题要依靠人类共同的智慧,需要女性科学家的才能和创造力。”她同时强调,目前科研领域的女性比例仍然较低,性别平等不仅需要集体意识和建立规章制度,更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
显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科学领域的性别比例失衡是长期存在的。“在我国科技创新的伟大征程中,3600多万女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重大、前沿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同时,当前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还存在‘高位缺席’现象,在高层次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队伍中,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800名院士中女性仅占6%,中国工程院877名院士中女性仅占5.1%,这表明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蕴藏着巨大的科研潜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表示。
同样最新的国际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多个国家的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皆高于男性,但女性教授却相对较少,且雇佣、薪资、资助、满意度和专利等方面都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对于此,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信息与计算学院的助理教授Cassidy R.Sugimoto和同事开展了一项全球化且跨学科的文献计量分析,其内容包括:性别与研究产出之间的关系、合作程度,以及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发表且可以在汤森路透科学数据库网站索引到的所有文章的科学影响。分析发现,在研究产出最多的国家,所有主要作者为女性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要低于男性为主要作者的文章,而且与男性相比,女性作者的文章更多发表在国内,从而由国际合作所产生的额外引用量更少。数据还表明,由于合作是科研产出和科学影响的主要动力之一,推进女性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的项目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科学界的性别比例更加公平。
女性的权益不容被剥夺,女性的智慧也不容被忽视。多年来,女性科学家不再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她们凭借自身的卓越才能和努力,在各科学领域成为佼佼者,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芒。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哪些投身科学的女性,以非凡的毅力、创造力和智慧撑起了科技发展的一片天?
里程碑式的科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是著名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核物理女王”“物理学第一夫人”,是美国物理学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会长,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
她生于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1936年赴美国留学,1940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获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和哈佛等著名高等学府的理学博士学位。在博士期间,她就参加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解决了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被人们称为“原子弹之母”。
她是地地道道的实验物理学家,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而这个实验被誉为物理学史上的三大判决性实验之一。至今仍有人会为这位非凡的女科学家错过诺贝尔奖感到不平,甚至连诺贝尔奖得主也表示:“没有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李政道、杨振宁二人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构想,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改变了这一切,吴健雄应该当之无愧地与他们共同分享诺贝尔奖。”
在吴健雄纪念馆的题词上,杨振宁这样写道:“吴健雄以深入的见地和坚强的毅力创建了20世纪50年代震撼科学界的革命。她的工作是物理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她的科学贡献享誉世界,先后获得了各国政府及世界著名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和奖励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物理女王”。
科学界的“扫地僧”——何泽慧
何泽慧给周围人的印象常常是,小个子老太太,穿件打补丁的衣服,穿双军绿色的解放胶鞋,可能还带了单位食堂里买的两个馒头。形象这么极简,即便在老太太当中也不多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名字其实更多时候被掩盖在了许多男性科学家的背后。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的妻子,更是开创中国科学界多个首例的第一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
她于1914年出生于苏州,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后出于抗日爱国热忱,毅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的专业方向,并于1940年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何泽慧不得已在德国滞留下来,于1943年开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她曾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称之为“科学珍闻”。
她与钱三强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怀着满腔的热忱、历尽艰辛回来,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身上最能体现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共同点,用何泽慧本人的一句名言就是:“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不管国家对得起你或对不起你。”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林巧稚
中国妇产科医师奖,又称“林巧稚妇产科医师奖”,经中国医师协会批准于2012年设立。2014年修改名称为“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该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在妇女健康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妇产科医生。
林巧稚,一个一生没有结婚却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的人。她是“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接生的婴儿超过5万名。比起那些轰轰烈烈的大国重器研究者,她一辈子都在琢磨着怎样做好一名医者,不仅有着精湛医术还拥有高尚的医德。
1901年12月31日,林巧稚生于厦门鼓浪屿一个教师家庭,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妇产科知识,凭借苦学和聪慧向旧时“妇女不能持刀”的陈腐观念发起挑战,获得了协和象征最高荣誉的文海奖学金,开创了女生获此奖学金的先例。
她看病从来不分贫富、贵贱、党派、阶级,上至主席夫人、高干子女,下至农妇、罪犯,在解除病痛上一视同仁。她说,“在我心里,大家都是一样的”。
她还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治愈了许多妇女的不育症,给那些希望有孩子的家庭带来天伦之乐。她的许多研究结果发表于《用造袋术治疗后腹壁囊肿一例》等文章中,这些都是中国以往妇产科医学史所未涉及的领域。她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等书,率先对妇产科学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即便晚年病魔缠身,仍在家里修改、审订《妇科肿瘤》一书,这是她一生的实践总结。
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的开创者——谢希德
谢希德名字前被冠上的定语有很多:“中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固体物理学家”
她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学系,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历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1月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谢希德一辈子最值得拎出来谈的一个是对中国物理学发展的贡献,另一个是对国内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
在表面和界面物理以及量子器件和异质结构电子性质理论研究方面,她工作卓越、成果突出,还与黄昆先生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的科学论著《半导体物理》。这也是一部在当时国际上都可称权威的专著。任职复旦大学校长,她推行导师制,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等,探索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使复旦大学率先打破了国内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苏联办学模式,根据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
“布朗运动的理论”完成人——王明贞
王明贞把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玻耳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独立地从福——普朗克方程和克雷默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后与导师乌伦贝克合作写成“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该文章至今仍是了解和研究布朗运动最主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布朗运动是1827年由布朗在研究授粉过程时,所观察到的花粉微粒在水中的运动。但是在当时及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们未能找到对布朗运动的真正解释。直至1905年由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布朗运动的理论以及佩兰在1908年进行的实验,才对布朗运动的性质和规律有了正确的解释。布朗运动的发现和对它的解释,是分子存在无规运动的直接和有力的证据。然而,对于布朗运动的系统研究,王明贞是主要贡献者。
1942年,她的博士论文《玻耳兹曼方程不同解法的研究》,研究了玻耳兹曼方程不同解法并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克方程和克雷默方程中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分布函数。根据她的博士论文,她和导师于1945年在美国《近代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布朗运动的理论”,进而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这篇文章发表后,被频繁、广泛地引用,惠及物理学、通信、生物等多方面。
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深化方案的设计者——林徽因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的文学造诣最为大众熟知,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更是被广为传颂。但殊不知这位传奇女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也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出生于浙江杭州,她原名林徽音。从1930—1945年,她同丈夫梁思成走访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大石桥、武义延福寺、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在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古代建筑的过程中,林徽因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
此外,她还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这本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
中国流体力学研究先驱——陆士嘉
陆士嘉是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的学生,更是新中国流体力学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
她学识理论精深,尤以粘性流体力学见长。她还关心、支持新兴流体力学分支理论研究,为发展磁流体力学、生物流体力学、分离流和旋涡运动为主体的流体力学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陆士嘉领导建成一整套低速风洞,同时又积极参与和组织全教研室人员自行设计和制造超声速风洞和大型机械式六分力天平。当时,这些重要实验设备的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
20世纪60年代初,她积极从事粘性流体力学和电磁流体力学的研究,写出了《电磁流体力学》讲义,并亲自开出了粘性空气动力学课程。作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发起并主持新兴分支分离流和旋涡运动研究,并召开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她所从事研究的问题,常常是本学科前沿有待开拓的问题。
陆士嘉曾两次被列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但再三考虑选择拒绝这一殊荣。她认为:“年纪大的同志应该主动设法为中青年同志创造条件,应该让他们在前面发挥作用,我们这些人不当委员也会提意见、出主意,绝不能由于我们而挡住了他们,这样对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不利。”
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拉斯克医学奖”“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等,屠呦呦的名字随着接踵而来的荣誉被世界熟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青蒿素的功劳。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于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医学院药学系学习。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她领衔研究组在收集2000余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640种以药物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对其中的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历经380多次失败,利用现代医学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次年,她和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并命名为青蒿素。
屠呦呦的成功代表了一代中医人才为中医药事业、造福人类健康所做的努力。青蒿素的问世为治疗人类疟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它得到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推广,挽救了全球范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为人类治疗和控制这一重大寄生虫类传染病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也成为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并走向世界最辉煌的范例。
“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弥曼
1936年出生在江苏南京,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后,张弥曼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任职至今。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等,2016年获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高荣誉奖项——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张弥曼和古脊椎动物打交道了几十年,一系列创举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20世纪60年代,恰逢大庆油田的开发之际,她根据相关地层中的鱼类化石,结合自己对东亚地区古鱼类演化规律的研究,准确判断出最丰富的石油储藏方位,为大庆油田的成功开采指明了道路。1981年,张弥曼鉴定出一种全新的肉鳍鱼类化石,并起名为“杨氏鱼”。对于这种鱼的发现及研究成果,直接否定了总鳍鱼类具有内鼻孔的说法,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四足动物的起源问题。勤勤恳恳做事,在张弥曼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傻瓜吧。”这位80多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可能还是不行。”
iPSC人类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的发明者——俞君英
科学家把从人体上提取的皮肤细胞注入特定基因,成功改造成干细胞。由于这种干细胞能通过基因组合控制,因此有“万能细胞”“变色龙细胞”之称,与此同时极为特殊的它们还有望最终培育成人体组织或器官。
2007年11月,俞君英所在研究组以非克隆技术成功培养出人类干细胞而轰动世界,在科学界竖起一块了不起的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航空工程中制造成首架可飞行的飞机,进一步努力,可以制造出民航飞机、轰炸机、战斗机等。”俞君英这样阐述成果的价值。
她认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存在巨大的伦理争议,在很多国家也被法律禁止,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则绕过了胚胎,利用人体其他细胞制成类似胚胎干细胞的干细胞,从而避免了伦理争议与法律难题。而且从科研角度来看,涉及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克隆技术操作难度非常大,卵子的来源也是个问题。相比之下,利用基因技术“仿制”胚胎干细胞,技术操作上相对容易,成本也会低得多。因此,这一研究成果让干细胞研究又多了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