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的证据
　　
文　陈保亚　张 刚　王光海　郑 建　陈 樾

　　
　　
题记
　　
　　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组成的茶马古道语言文化联合考察队近年来对珠江流域、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的两栖茶路作了考察，最近特别对钱塘江流域的茶马古道作了初步考察。由于核心汉文化几次南移，钱塘江流域的农业、科技、商业得到高度开发和发展，茶叶技术也同时得到发展。随着僧人恃茶性的形成，佛教发达的钱塘江流域出现了发达的茶禅文化，茶文化在钱塘江流域也得到高度发展。唐宋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高原非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和僧人恃茶行为开始形成，茶叶需求剧增，出现南茶北上和西进的局面。钱塘江流域的茶也开始大量北上和西进。茶叶的采集、制作和转运，首先在钱塘江流域形成了陆路和水路穿插交叠的两栖茶路，茶叶通过两栖茶路与外部连接。最重要的一条连接线路是茶叶沿钱塘江流域的水路和山路到杭州后，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再连接北方茶马古道，形成一条重要的两栖远征茶路。另一条线路是钱塘江两栖茶路到杭州会合后，沿杭甬运河到宁波，再连接远洋茶路出海去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欧洲和非洲，形成另一条重要的两栖远征茶路。钱塘江两栖茶路还可通过上饶连接赣江，从赣江、长江、汉江去西北，或经过湖北、河南、山西去蒙古连接草原茶马古道。钱塘江两栖茶路也可从赣江往南连接珠江流域两栖茶路，再接远洋茶路。钱塘江两栖茶路也可通过衢州连接闽江流域两栖茶路，再接远洋茶路。
　　由于钱塘江流域徽商和浙商的贡献，钱塘江两栖茶路在整个中国两栖茶路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但其线路遗址及其沿途的语言文化流失严重，亟须保护。
　　
　　
核心汉文化南移：钱塘江茶业的高度发展
　　
　　西晋末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造成第一次大规模核心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南移，北方大量高僧也随之南移，其中一部分到了钱塘江流域。我们考察的新昌大佛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初年，就是佛教南移的见证。
　　南宋南迁建都临安，形成第二次核心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大规模南移。钱塘江流域核心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钱塘江流域（包括曹娥江）丘陵地带降水充沛，无霜期长，日照条件好，年温差小、昼夜温差大，形成良好的茶树生长条件。佛教文化在钱塘江流域的发展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尤其是禅茶文化的发展。核心汉文化进入钱塘江流域，带来了钱塘江流域的农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钱塘江主干和重要支流上的重镇也得到大规模扩展，钱塘江的杭州，曹娥江的绍兴，金华江的金华，东阳江的义乌，衢江的衢州，新安江的屯溪等都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重镇。与此同时，茶叶技术在钱塘江流域也得到高度发展，钱塘江流域一举成为东南重要的产茶区。《茶经》提到的唐代产茶地越州（绍兴）、婺州（金华）、杭州、歙州、睦州（淳安县）、宣州一部分，都处在钱塘江流域。龙井茶、祁门茶等名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是钱塘江流域茶叶技术高度发展的代表。
　　
南茶北上
　　
　　汉族尤其是蜀人很早就有了喝茶的习惯，甚至在有些地区有了恃茶的行为。《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珏传》：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03～4504页）
　　随着佛教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寺院僧人也有了恃茶行为，这种恃茶行为逐渐传播到普通百姓生活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已有记录：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
　　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1页）
　　邹、齐属于河南道，沧、棣属河北道。可见当时北方饮茶盛行。
　　从唐宋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开始有了恃茶行为。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录了回鹘有饮茶风俗：
　　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页）
　　但是北方不产茶，于是大量南茶开始北上。钱塘江流域的茶也开始北上。唐代杨晔所著的《膳夫经手录》中记有：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525页）
　　歙州、祁门、婺州（今金华）都属于钱塘江流域。唐代幽州治所在河北蓟县一带，并州治所在山西太原一带，可见始于钱塘江流域的远征两栖茶路已经开始出现。南唐人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有：
　　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全唐文》卷八七一，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9116页）
　　婺源、浮梁、德兴虽然不属于钱塘江水系，但接近钱塘江水系，可利用钱塘江水运到杭州后北上。
　　宋辽时期，北方继续保持饮茶习俗。北方草原上辽人（契丹人）饮茶也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宋人朱?《萍洲可谈》卷一记述：
　　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0页）
　　宋代曾在宋辽边境榷茶，这是辽人需求茶叶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宋史·何承矩传》也有记录：
　　又如榷场之设，盖先朝从权立制，以惠契丹，纵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废，似全大体。今缘边榷场，因其犯塞，寻即停罢。去岁以臣上言，于雄州（保定）置场卖茶，虽赀货并行，而边氓未有所济。乞延访大臣，议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执独议，是必别有良谋。请委之边任，使施方略，责以成功。苟空陈浮议，上惑圣聪，只如灵州，足为证验，况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宋史·何承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31页）
　　宋辽在河北一带形成了很多贸易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有类似记录：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是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2页）
　　自宋以后，南茶北上成为北方民族和高原民族一种依赖行为。
　　
钱塘江流域两栖茶路的形成
　　
　　钱塘江流域茶业发达，南茶北上也使钱塘江流域水路和陆路活跃起来，形成了发达的钱塘江两栖茶路。唐朝钱塘江水路已经很活跃，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借助钱塘江流域两栖茶路，钱塘江流域茶叶可取多条线路北上。最重要的一条是取道京杭大运河。茶叶从各个茶山通过人背马驮到集市，再到钱塘江边，再顺流而下到杭州。茶船从杭州可连接京杭大运河北上。唐宋时茶叶可船运到汴京（开封），再走陆路去往北方各地。元朝由于开凿了直接经过徐州南下杭州的新京杭大运河，钱塘江流域的茶叶走新京杭大运河可直接到北京，再走陆路去北方各地。
　　钱塘江流域的茶叶顺钱塘江到杭州后，也可走杭甬运河去宁波，然后连接远洋茶路去中国北方以及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近代还可去南亚和欧洲各地。元朝大量钱塘江茶叶是通过海路北上蒙古和南下东南亚。明朝由于禁海运，钱塘江连接大运河的水路成为钱塘江流域茶叶北上的主要通道。宁波的茶也可通过杭甬运河与钱塘江连接，再走京杭大运河北上。
　　钱塘江流域的部分茶叶，尤其是钱塘江支流新安江上游的徽茶，可西去鄱阳湖、九江，逆长江行船到武汉，再去北方各地。
　　清朝乾隆看到了和西方通商收纳关税有利可图，尤其是西方对茶叶的极大需求所带来的关税是一大笔财富，于是于1757年规定只许广州一港通商，以便于收纳关税，防止茶叶走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口通商，中国所有的茶叶都往广州港汇集后走向远洋茶路。
　　一口通商期，钱塘江两栖茶路成为钱塘江流域茶叶南下广州的重要通道，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很多茶叶也沿着钱塘江两栖茶路南下广州。各路茶在钱塘江汇集后，逆江而上到衢州，再由陆路到上饶，再走水路顺信江到鄱阳湖，再溯赣江到大余，翻越大庾岭、梅岭进入南雄，然后顺珠江支流北江到广州。按照水路陆路平均每日行程，这条线路至少要走两个多月。1842年，由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要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这就是著名的五口通商。从此一口通商结束。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始，钱塘江流域茶叶多顺水在杭州汇集，再走大运河经过嘉兴到上海出口，所需时间最多只需要20天，可见钱塘江和大运河线路的重要性。
　　
传承与保护
　　
　　两栖茶路是茶马古道网络上的重要形态。根据我们对一些老人的调查，他们年轻的时候出门也都是水路陆路并用。根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的研究（P15-17），钱塘江流域的重要驿站基本上都设在钱塘江及其主要支流附近，比如浙江驿、会江驿、双溪水马驿、?水驿、花溪驿、上航埠头水马驿、亭步水马驿、广济渡水马驿、富春驿、桐江驿。但是，根据我们的几次考察记录，两栖茶路的遗迹正在大量消失。
　　我们的初步语言调查显示，钱塘江流域有很多土话，相互不能交流，但老一代人有点文化的，好些能用吴语交流。比如徽州是吴语和赣语碰撞的一个重要地区。徽语多有吴语词汇，结构上则多有赣语痕迹，说明吴语和赣语在这一带接触时，吴语是强势语言。徽语内部差别很大，早期的通语主要是吴语，后来逐步让位于普通话。这是钱塘江流域吴语和土话的主要接触方式。钱塘江流域存在吴语通语，是钱塘江两栖茶路畅通的重要证据。但是随着普通话在钱塘江流域的通行，复杂的语言接触机制正在被取代，语言所携带的各种有声文化也正在消失。
　　两栖茶路上的遗址和语言文化亟待传承和保护。科
　　
基金支持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言变异与接触机制研究
　　2017年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　刚：《科学中国人》杂志社总编辑
　　王光海：汇智文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郑　建：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陈　樾：美国迈阿密大学数学系博士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重大项目语言变异与接触机制研究课题组成员